內容提要：現代社會帶來的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平等，同時也將“經濟”變成人的生活的核心，“政治”被看作第二位的東西。相應地，在面對民粹主義這種現象時，主流的分析會從經濟層面、從利益分配的角度去理解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民粹主義政治運動背后的利益訴求，判定這些訴求的表達和實現的模式，并將之與我們比較熟悉的模式比較。雖然這種方法有一定的用處，但這種狹隘經濟主義的角度從根本上無法理解民粹與民主的區別，更無法說清楚現代民粹主義的起因以及應對它的有效辦法，很容易導致對民粹主義的道德主義解讀。真正理解民粹主義，特別是民主與民粹的區別，必須突出“政治”(the political這一維度，強調其自身的、內在的重要性。

　　 關 鍵 詞：民粹主義  政治  民主  經濟主義  道德主義

　　

　　 1967年，在去殖民化、民族獨立運動、農民參政、共產主義影響擴張的背景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召開了一場大型學術會議，試圖定義“民粹主義”(Populism，未果。①恰好半個世紀后的2017年9月，在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異軍突起奪得總統寶座，歐洲右翼勢力大規模興起之際，歐洲政治學研究聯合會(European Consortium of Political Research的年度大會在挪威奧斯陸大學召開，會上近一半的分組會議都和民粹主義相關，這些論文中的絕大多數仍在試圖給民粹主義下一個定義或提供一個統攝性的分析框架。無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是在今天，被稱為“民粹主義”的現象似乎都能在短時間內給曾經貌似平靜的國內、國際局勢帶來巨大變化，但對怎么理解它乃至定義它，人們卻莫衷一是。當然，試圖在學理上對任何一種“主義”、思潮或意識形態作一精確定義其實都是徒勞，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會對它們有不同的定義。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能夠從那些“主義”中辨別出大致穩定的內容，比如自由主義一般會被認為強調個人的權利，公域和私域之間界限劃分，保守主義相信一個社會或共同體的傳統(包括其在歷史中累積起來的制度、習慣等有其內在的價值。然而，民粹主義的主要內容是什么？我們至今難以給出一個類似的答案。

　　 同時，從現象上看，我們可以觀察到有左翼的民粹主義，也有右翼的民粹主義，有主張保守傳統的民粹主義，也有要求激進改革的民粹主義。而且，民粹與民主之間的界限從來都不甚明了，二者都支持人民主權的原則，強調人民應該自己統治自己。著名歐洲政治學者伊凡·卡拉斯特(Ivan Krastev就說我們今天其實都生活在“民粹主義時代”(Age of Populism，幾乎任何政治主張都要從“人民”的角度提出。②也正因為如此，民粹主義似乎成了某種標簽，當你不喜歡某個政黨、政治運動或政治領袖的時候，就給他(它貼上這個標簽。③同時也有人并不認為民粹主義是一個貶義詞，如果“民粹”是指那些經濟窘迫、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不知政治為何物的民眾的所思所想，那么他們愿意擔起這個頭銜。如此總總，民粹主義似乎成為一個無法定義，甚至無法理解的現象。在牛津通識讀本《民粹主義》(Popu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書中，作者穆德(Cas Mudde和卡爾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在總結多種關于民粹主義定義的基礎上，將其核心特征確定在“反精英”和“反多元主義”之上，并認為我們應該將它理解為一種“思維地圖”(mental map，人們通過它來分析和理解政治現實，但其本身不是一套針對政治問題提出綜合性答案的意識形態，而是會在不同的場景中與不同的意識形態相結合。④這一處理方案雖然并不錯，但民粹主義似乎更顯得是一種條件性、附屬性的存在，和“標簽”的意思其實相差并不太遠。

　　 正如穆勒(Jan-Werner Muller所說，民粹主義不僅僅是“反精英”和“反多元主義”的反抗運動，它還會成為一種統治形式，而這種統治形式和我們一般所說的“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區別。⑤無論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保守的還是激進的，民粹主義都既和民主有關，又帶有明顯的反民主成分。如果我們能將這里微妙但又重要的區別展示出來，那么就離把握民粹主義的主要內容近了一大步。而這里的“主要內容”又非指向某種單純利益或抽象價值觀念，而是和本文所要重點關注的“政治”(the political有關。因此，我們在這里是試圖從“政治”的角度，切入民粹主義的主要內容，從而為我們理解和分析民粹主義現象提供一個有效的理論框架。

　　

　　 什么是“政治”？

　　

　　 什么是“政治”的視角？我們需要先從其反面，即“非政治”的視角說起。2016年的兩大事件，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超出人們的預料，因此也激起了廣泛的討論。⑥很多人將這兩大事件的一些共同特點，如反精英、反體制、排外、反全球化等放在一起，認為它們都有明顯的民粹主義特征。⑦但也有很多人拒絕從民粹主義的角度解讀，認為它們并不是什么“新”現象，或只是表面看上去“新”而已，這正是我們解釋“非政治”視角的出發點。⑧對后者而言，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特朗普上臺，實際上都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種“自我調節”，是一種很正常的周期性政治變革。比如在美國，共和黨主張少收稅，減少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干預，在墮胎、同性戀、移民等問題上持保守立場，另一大政黨民主黨則對多收稅，特別是收富人的稅更少顧忌，主張政府在市場和人民的生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由政府為人民，特別是窮人特供更好的教育、醫療保障等，同時在墮胎、同性戀、移民等問題上持更自由的立場。在歷史上，兩大政黨一直在輪流執政，如同鐘擺來回擺動一樣。因此，很多人認為，特朗普及其背后的共和黨的上臺執政并沒有什么新鮮。

　　 然而，特朗普競選成功和英國公投脫歐畢竟不一般，無論其過程還是結果，都大大挑戰了人們的預期，這又如何解釋？上述質疑或拒絕民粹主義視角的主張會認為，這主要是因為英美兩國以及總體而言的西方社會本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又分為兩類：其一是在經濟或利益層面，政府過度地干涉市場，以國家強制的方式進行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劫富濟貧，嚴重侵犯了西方社會尊重個人自由和權利，特別是私有財產權的傳統。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所謂“奧巴馬醫療法案”(Obamacare，共和黨一直對其耿耿于懷，特朗普的競選承諾和上臺后試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徹底廢除之。其二是在宗教、文化認同方面，西方社會長期受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在政策法律方面越走越遠，導致“白左”“政治正確”病泛濫。涉及外來移民問題時更是如此，多年的綏靖政策使得許多外來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涌入西方國家，不僅帶來大量安全隱患，同時也造成認同危機。更有甚者，這兩個方面還經常相互交織在一起，因為外來移民大多是窮人，從而更有可能要依賴政府的援助。換句話來說，這些外來移民長期依賴他人的辛勤勞動，同時又成為安全隱患的來源，政府居然聽之任之，一個社會“病”到這種程度，如何了得？因此，上述主張認為，無論是特朗普還是英國脫歐派，或是歐洲大陸的右翼政治運動，都是對這種儼然已入骨髓的“社會病”的大力糾正。重病要用猛藥，這正是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等看起來不一般的原因所在。

　　 對此類主張而言，民粹主義在這兒顯然是一種廉價的標簽，主要用來攻擊你不喜歡的政客或政治運動。再者，說到民粹主義，人們一般想到20世紀的拉美，尤其是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即民粹領袖在底層民眾的支持下平均分配社會和經濟資源。上述反對者會聲稱，特朗普的支持者實際上并不是最底層、收入最低的民眾，雖然他們很多都是來自美國中西部“鐵銹地帶”(rust belt的低收入白人，但顯然還有很多比他們收入更低的人群，如大量黑人和外來移民。要論“民粹主義”，獲得黑人絕對一邊倒支持的奧巴馬難道不是更應該被稱為民粹領袖嗎？至于特朗普的“乖張”行為和“粗獷”語言，如從種族的角度攻擊對他的“特朗普大學”做出不利判決的墨西哥裔法官，持續不斷地攻擊批評媒體，煽動支持者對自己的對手采取暴力行為，稱只有自己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的“人民”“其他人都不重要”等等，⑨上述主張基本將它們都歸為“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一類。尤其是在特朗普對媒體的攻擊方面，有論者甚至認為中國人在這方面大驚小怪，是因為受國內視野、信息局限，不了解美國政治及文化，因為媒體在美國是一大“權力”，也要受到制約，特朗普所做的不過是在行使其自身制約媒體權利罷了。確實，幾乎所有美國總統都會對媒體的“過分”報道抱怨或批評。但上述主張無疑也忽視了特朗普自己就經常制造“假新聞”，經常從他喜歡的新聞頻道“搬運”似是而非的觀點，不止一次煽動對他認為有敵意的媒體施加暴力的事實。⑩

　　 以上觀點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傾向于從一種“道德”，甚至“文明”的視角看政治現象。在這一視角之下，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再分配會被看作一種道德上的病癥，當一個社會過度地受它影響時，就需要另一股力量來進行矯正。外來移民和文化的入侵也是更多地被看作一種病癥，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則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如西方國家長達幾個世紀的殖民帝國史，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的入侵，失敗的全球外交政策等。更關鍵的是，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也被和其本國的文化甚或宗教聯系在一起，排外幾乎變成一種保衛民主制度的手段。正因為此，很多看似很“包容”的學者在特朗普的爭議方面突然變得極其保守，每每發出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論調。在這種道德視角之下，無論是特朗普還是英國的脫歐，或是歐陸的左翼政黨，都被看作是解決問題的良藥，他們的所作所為和使用的語言，無論多么出格，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或許是因為“良藥苦口利于病”。因此有學者稱“對某個政黨領袖(指特朗普的個人特點不感興趣，只關注選戰背后的左右之分”，這可謂精確地概括了這種觀點的主要特點。換而言之，只要某個政治領袖或政黨的基本主張符合其所認為的“正義”或“道德”一方，其他都是工具性的，也是次要的。這種令人吃驚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在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嚴肅的保守派知識分子那里也有表現。他們一方面并不喜歡特朗普，尤其是厭惡他在語言上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冒犯，但在民主黨得勢的可能性面前，他們寧愿將特朗普看作一種“必要的不便”。美國保守派雜志《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到處充斥著這樣的論調。(11

從道德主義視角看政治現象，結果卻是對“政治”的忽視。什么是政治？我們在這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羅馬教會在11世紀分裂成東西兩個教會，雖同屬基督教，卻在很多教義方面有重大分歧。但這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純教義的分歧？抑或它們實際上和東西兩個羅馬、兩個教會之間的政治競爭有關？前者是一種道德、宗教上的分歧，后者則指向一種政治上的分殊。(12堅持道德視角看待政治現象，就如同僅僅從教義本身看待東西羅馬教會的分裂一樣。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中，如果只關注公投的結果本身，我們不免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脫歐派得勝的優勢多么微弱(得票率51.9%，它仍然是人民發出的聲音，是民主的體現(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語。然而，我們可以再問這樣的問題：為什么要就脫歐這個議題進行公投，而不就其他議題公投？為什么這個時間而不是在其他時間公投？為什么公投的選項只有脫歐和留歐兩個而不能有更多？這些問題事實上比單純的投票本身更重要，但它們卻在投票前就已被決定，決定的過程通常在政黨內部，在政要們的權力斗爭中完成，遠離公眾視線。在此可以提到的是，卡梅隆在競選連任英國首相時，為了爭取所謂“疑歐派”，包括右翼政黨英國獨立黨(UKip的支持，就承諾連任后會發起脫歐公投，盡管其本人反對脫歐。而同為保守黨政要的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脫歐和留歐之間搖擺游移之后，

在最后一刻決定支持脫歐，其主要考量仍然是“政治”的，即哪個選項有利于他當上首相或讓他的政黨獲得政治權力。(13

　　 我們在這里要強調的“政治”不是指日常的權力斗爭，而是更具根本意義的權力的分配、重要政治決定的做出和人們政治參與的方式及可能性。如果從一種道德主義的視角看，公投幾乎是一種完美的民主政治的體現，人民沒有經過任何代表體制的過渡，“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如果從政治的視角看，公投無疑會增加而非減少在公共議題上做決定的暴力、專斷之可能性。像脫歐和留歐這樣重要的問題，沒有經過長時間的反復討論，必須在此時此刻就這兩個選項進行全民公投，無論兩邊的得票率如何接近，最后必須一錘定音。無論從什么角度來看，這都離所謂“民主政治”相差甚遠。正因為此，希特勒曾發動四次公投，包括公投決定是否確立自己為唯一的德國元首。(14以希特勒為例并非意指英國脫歐公投就是納粹政治，而是為了說明全民公投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專制，反精英、反體制也不一定與民主相容。特朗普的崛起當然也不能和希特勒相比，今天的美國也肯定離魏瑪時期的德國很遠，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將特朗普的排外、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對媒體的攻擊、美國民族主義等都統統看作無關痛癢的“個人風格”，甚至將它簡單地看作久病之下的美國社會的良藥，否則，我們一定會造成嚴重的誤判。這也提示我們不應將民主看作某種文化或文明的產物。特朗普雖然遠不可能摧毀美國建國之父們奠定的政治結構，但他代表的有其自身特征的民粹主義顯然是對這一結構的動搖，或一種壓力測試，未來美國的走向要看這種壓力測試的后續。如果僅從減稅、反移民、反多元文化政策就判定這是對美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回歸，無異于盲人摸象。

　　

　　 “道德的”與“政治的”

　　

　　 道德視角會導致對民粹主義重要性的忽視，模糊它和民主之間的界限，不過也有接受民粹主義概念、體認民主與民粹之間的巨大區別，但同時又從道德主義視角解釋它的論點。如同將特朗普式的右翼政治看作對美國社會病的有效醫治一樣，有一種正好相反的觀點認為，作為一種民粹主義現象的特朗普政治是美國社會病的體現，是現代政治中的沉渣泛起。同樣是道德主義的視角，這種論點在今天同樣流行，因此也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以進一步厘清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政治”的含義及其重要性。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都讓很多人感到驚詫，公投的選項只有兩個，尚且可以期待，特朗普則在選前普遍不被看好。作為商人和娛樂名人，他沒有任何承擔公共責任的經驗，說話舉止跟人們一般想象中的“總統范”絲毫不搭。很多人認為他參與競選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名氣，不會真的當上美國總統，包括他自己最開始都一度這樣認為。特朗普最終獲勝之后，那些支持他的人喜出望外，認為終于有一個完全在體制外的人戰勝了體制，一個用普通人的方式說話，咒罵、攻擊“政治正確”的人打敗了兩大政黨中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謂“精英”。(15然而對于那些不支持甚至厭惡特朗普的人來說，這無疑是美國政治史上黑暗的一頁，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平權運動以來在各方面的進步——女權、有色人種權利、同性戀權利等等——遭到重大挫折和倒退。最關鍵的是，特朗普對這些“進步”如此不尊重，言行如此不“道德”，卻又受到如此之多的人的追捧，最后居然能夠登堂入室成為美國總統，這反過來說明美國社會墮落的程度。這種“心理-道德”的角度在看待民粹主義時其實很流行，它主要從選民的情緒——憤怒、失望、憎恨、恐懼——角度分析民粹主義，這種觀點認為民粹領袖之所以有號召力，是因為這些“非理性”的情緒主導了大量選民的意志，或民粹主義煽動家成功激發了選民的這些情緒，特別是當他們將矛頭指向體制內的精英、少數族裔或外來移民時。

　　 穆勒曾經批評對民粹主義的心理學解釋，他認為這種分析路徑是一個死胡同，因為它無視這些“情緒化”的選民本身可能存在的合理化訴求，也值得在政治中得到有效表達。從心理角度分析民粹主義就如同從窮人對富人的嫉妒心理解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一樣簡單和荒謬。(16然而，當人們急切想為特朗普上臺這種“意外”現象尋找原因時，這種心理學解釋幾乎唾手可得。關鍵在于，這種解釋可以讓人站在道德高地做出指控，同時也免于向自身問責。在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特朗普的競爭對手希拉里自己，在大選前她曾說過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是一群“可鄙的人”(deplorables。(17雖然事后希拉里為自己的這種描述道歉，但它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毫無疑問的，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堅定地相信希拉里跟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心理分析實際上與道德主義分析在旨趣上一致，憤怒、憎恨等通常是弱者的情緒，他們在道德層面上的表現也常常被看作是負面的。

　　 對從道德主義角度理解民粹主義的路徑批評更深入的是當代著名政治理論家墨菲(Chantal Mouffe。在發表于2005年的文章《“政治的終結”和右翼民粹主義的挑戰》(“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中，墨菲反思了世紀之交歐洲民粹主義和右翼勢力在二戰之后的首次大規模崛起。如法國極右黨派國民陣線領導人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于2002年進入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18帶有納粹背景的奧地利右翼政黨自由黨(Fleiheitliche Partei 于1999年成為該國第二大黨，并于次年成功進入政府，荷蘭右翼派別“富圖恩名單”(Pim Fortuyn List在2002年議會選舉中成為第二大黨等等。如何解釋這一幾乎是“泛歐洲”的現象也成為一個問題。如同在今天很多人對民粹主義興起的應對一樣，當時歐洲許多政界和知識界的“精英”同樣傾向于采用一種道德主義的視角，將這種現象看作某種道德上的退化，如同舊納粹陰魂不散。自由黨剛剛正式參與組建奧地利政府時，歐洲各國就立刻對其一片譴責，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對之進行抵制和制裁。(19這些右翼政黨并非不值得擔憂，但這種簡單的道德主義立場同樣忽視了這樣的現實——那些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支持者可能有非常值得反映在政策和法律層面的關切，而且這種站在道德高地上的譴責和制裁反而更進一步強化了歐盟作為一個由精英控制的官僚機構的形象，讓很多普通民眾更加感覺只有那些右翼政黨才能真正理解他們自己。

　　 那么，到底應該如何理解民粹主義，尤其是其成因？墨菲的文章標題實際已經給出了她的答案。在她看來，民粹主義在歐洲的重新興起，以及人們對它普遍缺乏深入理解的最重要原因是“政治的終結”。不過與其說是“政治的終結”，不如說是一種“共識政治”(consensus politics的興起，其代表是吉登斯(Antony Giddens等人倡導的所謂超越左右之爭的“第三條道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政治活動基本由左和右兩派之間的抗爭構成，兩派各自提供了對“如何組織一個良好社會”的清晰的、互相反對的看法。但隨著蘇聯的崩潰和冷戰的結束，人們開始認為這種左右之爭已經成為過去，未來屬于“居中”的、“以人為本”的理性政治，我們應該追求共識，而不是世界觀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政治的內容應該是尋找客觀中立的解決問題之道，或者干脆就取消“政治”，以“治理”(governance代之。(20這種中立的“共識政治”看上去很好，但在墨菲看來，它在現實中會造成兩個后果。第一，它會將政治泛道德化，如果政治完全失去“抗爭”的成分，那么這也就意味著最后在政府層面形成的法律和政策都成了理性、道德、正義的化身，人們也就很難再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對它進行批評和反對。第二，正如保守主義政治理論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政治的中立化和泛道德化并不真的意味著政治的消失，它只不過是在別處以另一種形式展開而已。(21在過去，“敵友之爭”在左派和右派之間展開，雖不和諧，但互相大致承認對方的合理性存在。但在共識政治之下，那些繼續進行抗爭的人則會被涂上“不那么理性、不那么道德和不那么正義”的色彩，逐步被邊緣化。(22

　　 正是那些被邊緣化的人，最后成為民粹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他們在體制內找不到合理表達自己訴求的渠道，只有求諸體制外的力量，這給了民粹領袖們以極好的契機。只要有人站出來反精英、反體制，就能得到人們的歡呼，無論這些煽動家們自己和普通人多么不一樣。奧地利在二戰以后長期由兩大政黨——偏左的社民黨(和偏右的人民黨(聯合執政，整個國家幾乎都不再有發生較大的內部爭執和沖突的必要性，事實上這一聯盟也確實維系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到1990年代，一度面臨解體危機的自由黨在新任黨主席約爾格·海德爾( Haider的領導下重新煥發生機。海德爾的主要策略即是將自己以及自由黨描繪成挑戰那個強大的、無所不包的執政聯盟的小人物形象，指責政府腐敗、無能、臃腫、內部裙帶關系嚴重，要求縮減政府規模、減稅、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等等，再加上90年代外來移民開始大幅增加，自由黨也立刻扮演了積極保衛國家、防止外來移民和文化入侵的角色。這一切都導致該黨勢不可擋，在1999年一躍成為第二大黨。(23今天，我們也可以為特朗普現象找到極為類似的原因。美國的兩大政黨長期輪流執政，表面上水火不容，但在一些重大議題上，如分配、移民、宗教等，實際上已經難分伯仲，而且都與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如影隨形，(24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2016年美國大選中的“民粹主義”角色，特朗普和左派領袖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以挑戰體制的面目出現，他們挑戰的對象不僅是對方政黨的候選人，而且也包括自己政黨內部的建制精英。他們的支持者也大都感到這兩大政黨雖輪流執政，但基本上換湯不換藥，都無法理解自己的真實處境和感受。

　　 有一種觀點認為民粹主義的出現是因為政治太過民主化，左翼民粹主義要求更多的平權，更多的社會和經濟資源再分配，右翼民粹主義似乎是反過來對這種過度左傾的矯枉過正的反應。(25但這實際上只是將現象當作問題的本源，左右之爭從來都不新鮮，當代美國和其他很多西方國家政治的“極化”(polarization以及民粹主義政治的出現實際上都遠超出傳統意義上的左右之爭，出現很多指向“一元式民主”“贏者通吃”的苗頭，其原因恰恰和其政治“不夠民主”有很大關系。從冷戰結束到今天，美國和歐洲的政治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內部抗爭的動力，上臺的政治領袖——無論他們來自哪個黨——都面目模糊，看上去都是同一個模子造出來的權力精英，這種狀況遲早會造成那些“被遺忘的人”的反抗，只不過其表現形式可能會偏左或偏右而已。

　　

　　 民粹與民主

　　

上文分析了民粹主義的主要特點和成因，但從政治的角度理解民粹主義，還需要明確指出民主與民粹之間的區別。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這二者都認同人民主權原則，至少在語言上都以“人民”作為其行動的依據，黨派和政治家們都競相“為人民代言”，因此民粹主義很容易被當作一種標簽，民主與民粹之間的區別很難清晰地界定。在經濟主義盛行、利益分析視角居主導地位的今天，這一困難尤其顯著，因為民粹主義可以被看作某種利益訴求比較激烈的表達，它和其他更“溫和”的利益訴求表達在本質上沒有區別。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有很多從左右之爭的視角分析民粹主義的努力，無論是左還是右，如果它過度激烈就導向了民粹主義，但怎么才算是“過度”則并不清楚，因此正好符合將民粹看作“標簽”的觀點。至于左右之爭，涉及的最主要問題無非是分配問題，尤其是經濟資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而認同問題也經常被以各種方式卷入這種爭論之中。

(26從根本上說，這是自由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和庸俗版馬克思主義共同分享的缺點，即將經濟看作政治分析的基礎，只不過一個將分析的單元放在個人身上，另一個則放在階級之上。在這個過程中，政治被降為第二等重要的位置，它被認為完全是經濟和利益關系的后果和衍生物，政治必須從經濟的角度理解。

　　 從政治的視角理解民粹主義，即要強調政治有其自身的價值和重要性，無論我們是否認識和理解，它都會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等哲人那里，“政治”即“涉及城邦之事”，從而與只涉及家庭的“經濟之事”區分開來。(27在當代，尤其是在二戰以后，很多反思和批評自由主義和庸俗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家，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克勞德·勒弗(Claude Lefort、謝爾頓·沃林(Sheldon Wolin等都以各自的方式將“政治”(the political本身作為其理論工作的核心。(28在西方古典的語境中，“政治”首先指向“誰統治誰”以及“如何統治”的問題。在我們今天，涉及民粹主義的問題，我們雖不可能照搬亞氏的觀點，但仍然可以從“統治的形式”入手進行分析。今天，人民是權力合法性的唯一來源，但誰又是人民？每一個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但誰又能說自己真的是在統治？人民是唯一的主權者，但主權不屬于任何一個人。用勒弗的話來說，這種矛盾和不確定性正是現代民主問題的發端。(29

　　 民粹主義者經常認為自己表達的是“真正的人民”的聲音，是被體制長期忽視或壓制了的“沉默的大多數”。因此，民粹主義者并不認為選票可以表達“大多數”人的聲音。當選舉的結果有利于民粹主義政治運動時，它是可以接受的，否則，要么是體制本身的力量歪曲了選舉結果，要么是真正的人民未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從典型的民粹主義者的角度看，人民的勝利就是其所倡導的政治運動的勝利。這里的“人民”其實是一種充滿道德意味的構想，它先預設一個“正義”的立場——如大規模減稅、排外、反多元文化，然后根據這種立場來判斷“真正的人民”的聲音是否得到表達，至于人們通過投票表達出來的看法，則一概是次要的。而從民粹主義政治運動內部來看，其領導人的主張又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民粹領袖一般具有權威人格，在其組織內部說一不二。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民粹主義政治的內在需求，它要表達出來的“人民的聲音”必須是單一的，沒有一絲一毫的內在沖突和分裂，所有與它有所不同的聲音都會被看作是反人民的，因而也是不正義的、需要被消滅的。

　　 雖然民粹主義反精英、反體制，因而是對傳統代議制民主的一種挑戰，但民粹主義本身并不真的反精英，更不反對政治代表。事實上，幾乎正好相反，民粹主義需要一個具有英雄色彩的領袖來“代表”人民，替人民發出聲音。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常常稱自己和普通人沒什么區別，但如果真的沒任何區別，緣何他能做人們的領導者，而其他人不能？特朗普也經常被很多體制外的普通人認為是“自己人”，但無論是這些人還是特朗普自己都知道，特朗普一點都不普通，他繼承了其父親的大筆財富，是一個地產商人、娛樂圈名人。但這都并不阻礙查韋斯和特朗普與“真正的人民”之間代表關系的建立，只不過這種代表關系和傳統代議制中的政治代表關系有很大區別。在傳統的代議制政治中，每一位代表會聲稱自己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但他們并不會認為其他代表就是無效的、不正當的或應該被徹底清除掉的。從整個政治過程上看，代表和人民(即被代表者之間存在一個可見的距離，每位代表都從自己的立場、視角出發解釋政治共同體的“公共善”，從而提供自己版本的對人民的代表，但他們永遠無法對“公共善”的實際內容做一個完全排他性的占有。事實上，正如勒弗所言，這種代表與被代表之間的可見的距離，正是現代民主的最基本特征。(30

　　 在民粹主義政治中，“人民”被看作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在分裂的道德整體，這意味著民粹領袖和人民之間的代表關系也是特殊的。充滿不確定性的選舉通常給被選出的“代表”以一定的“使命”，它使得代表的正當性和權力范圍都要受到限制。但民粹主義更經常地將代表看作直接“體現”(embody了被代表者(人民，如同前者即是后者的“化身”。(31在這個過程中，選舉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同時代表者(民粹領袖與被代表者之間的距離也基本被取消。換而言之，民粹領袖與人民之間被看作是完全等同的，前者的意志即人民的意志，反對他(她就是反對人民本身。正因為此，民粹主義雖然號稱反精英，然而卻更容易產生不受限制的“精英權力”；它雖然也常以反對國家建制的面目出現，但它卻反而更容易擴大國家權力。當代政治理論家娜蒂亞·烏碧娜蒂(Nadia Urbinati就這一點曾評論道：“民粹主義不會導致反國家的后果；正好相反，它會為國家主義的大規模擴張準備溫床。”(32

　　 現代社會帶來的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平等，而且也將“經濟”變成人的生活核心，人被當作所謂“經濟人”，政治是為經濟服務的，政治的主要問題被看作是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正如阿倫特所說，這種“社會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social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與家庭相關的活動成為人共同生活的主要內容，人們已經失去將人看作“政治的動物”(亞里士多德語的興趣和能力。(35這就是為什么在面對民粹主義這種現象時，很多人——可以說主流的分析——會從經濟層面、從利益分配的角度去理解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民粹主義政治運動背后的利益訴求，判斷這些訴求的表達和實現的模式，并將之與我們比較熟悉的模式比較。這種方法當然有其自身的用處，但它無法從根本上理解民粹與民主的區別，更無法說清楚現代民粹主義的起因以及應對它的有效辦法。如果僅僅是一種利益的表達，那么民粹主義政治運動和傳統意義上的左右之爭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的區別，至多只是表現形式有些“特別”而已，但何為“特別”則又完全依賴觀察者的感覺。因此，在分析民粹主義時，我們必須突出“政治”的維度，強調其自身內在的重要性。民主與民粹的區別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區別，而不是經濟分配方式或與之相關的認同結構上的區別。盡管二者都以人民主權為基礎性原則，但民主指向一種開放、多元的政治生活，而民粹則指向封閉的、否定內在分化的政治生活。

　　 ①會議論文最后結集成書，參見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Introduction”,in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eds.,Populism: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69.

　　 ②Ivan Krastev,”The Populist Moment”,available at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accessed March 1,2012.

　　 ③蒂莫西·加頓艾什：《整合還是解體——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時代的歐盟危機》，《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6期。

　　 ④Cas Mudde &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Popu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6-7.

　　 ⑤(16Jan-Werner Müller,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6,p.4,pp.15-16.

　　 ⑥中國知網數據顯示，2016-2017兩年期間以“民粹主義”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和報紙文章超過300篇，較2014-2015年數量翻一番。

　　 ⑦林紅：《當代民粹主義的兩極化趨勢及其制度根源》，《國際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史志欽：《民粹主義何以在歐美愈演愈烈》，《人民論壇》2016年第13期。

　　 ⑧例如，叢日云：《從精英民主、大眾民主到民粹化民主——論西方民主的民粹化趨向》，《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9期；鄭維偉：《民粹主義不宜標簽化和擴大化——對當前學界一種錯誤傾向的批評》，《探索與爭鳴》2016第10期。

　　 ⑨參見James Mann,”Damage Bigly”,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anuary 18,2018.

　　 ⑩David Remnick,”Donald Trump and the Enemies of the American People”,The New Yorker,February 18,2017.

　　 (11例如,Ben Shapiro,”Conservative Policy,Populist Attitude”,National Review,December 27,2017.

　　 (12Yves Congar,After Nine Hundred Years:The Background of the Schism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pp.7-28.

　　 (13″Boris Johnson:London”s Ex-Mayor Could Be Britain”s Next Prime Minister”,available at: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6/06/25/483414071/boris-johnson-londons-ex-mayor-could-be-britains-next-prime-minister

　　 (14Steve Douglas,”Referendum:Hitler”s “Democratic” Weapon to Forge Dictatorship”,National,8 April,2005,p.43.

　　 (15特朗普支持者中很多是教育程度和收入都不高的白人男性，參見：David W.Brady & Douglas Rivers,”Who Are Trump”s Supporters?” Real Clear Politics,available at: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5/09/09/who_are_trumps_supporters.html#!

　　 (17Dan Balz,”Clinton”s “Deplorables” Remark Sums Up a Deplorable Election Season”,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0,2016.

　　 (18讓·瑪麗·勒龐·之女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繼承父業，在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同樣進入第二輪，一度造成法國也可能脫離歐盟的恐慌。與英國脫歐不一樣，如果法國也脫歐，歐盟將不可能再存在。

(19Susi Meret,The Danish People”s Party,the Italian Northern League and the Austrian Freedom Part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arty Ideology and Electoral Support(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alborg,2010,pp.17-18.

　　 (20參見Anthony Giddens,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

　　 (21Carl Schmitt,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53.

　　 (22Chantal Mouffe,”The “End of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ght-wing Populism”,in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Francisco Panizza ed.,London:Verso,2005,pp.54-59.

　　 (23參見,The Haider Phenomenon in Austria,Ruth Wodak and Anton Pelinka,ed.,London:Routledge,2002.

　　 (24Doug Mataconis,”The End of America”s Political Parties?” Outside the Beltway,November 1st,2011.http://www.outsidethebeltway.com/the-end-of-americas-political-parties/

　　 (25劉瑜：《民粹與民主：論美國政治中的民粹主義》，《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0期。

　　 (26參見，Diane Ravitch,”Big Money Rule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December 7,2017.

　　 (27在英文中，“politics”一詞即來源于城邦(polis一詞，而“economics”(經濟則屬家庭事務，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2、27-29頁。

　　 (28參見Hanna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7-16.Claude Lefort,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Polity Press,pp.45-56.謝爾頓·沃林：《兩個世界之間的托克維爾：一種政治和理論生活的形成》，段德敏等譯，第3-48頁。

　　 (29(30Claude Lefort,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Polity Press,pp.16-19,p.225.

　　 (31關于政治代表中“embody”的意涵，參見Yves Sintomer,”The Meanings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Uses and Misuses of a Notion”,Raisons Politiques,Vol.2,2013,pp.13-34.

　　 (32Nadia Urbinati,”Democracy and Populism”,Constellation,No.1(1998,p.118.

　　 (33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