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1962年年中爆發的第三次臺海危機期間, 為防備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我國東南沿海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緊急備戰。在此期間, 廣東省展開了一次大規模的支援前線運動, 向前線部隊提供了全方位的經濟支持, 從而有力保證了此次軍事行動的成功和此次臺海危機的順利解決。廣東省自身也從這次支援前線運動中獲得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為隨后進行三線建設的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支援前線運動; 廣東省; 第三次臺海危機;

　　

　　 1962年年中, 蔣介石針對中國大陸出現的經濟困難而企圖發動對大陸的軍事進攻。為了應對這一挑戰,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大陸東南沿海地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緊急備戰, 由此導致了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第三次臺海危機, 與1954—1955、1958、1996年三次臺海危機并稱四次臺海危機。已有關于第三次臺海危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此次危機中中國大陸、中國臺灣與美國的三方外交互動 (1) 。但對此次危機中中國大陸進行的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國內動員卻依然缺乏研究。目前僅有宋孝和、張偉和鐘兆云概述了中國大陸的軍事動員活動和“東南沿海緊急備戰” (2) , 江俊偉利用了福建省地方檔案資料探討了此次危機中進行的備戰活動對福建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影響 (3) 。不過, 這些研究主要描述國內動員的軍事和政治層面, 對中國在地方層面上展開的經濟社會動員涉及較少。張羽對此次危機期間的國防經濟動員雖有專著研究, 但主要關注的是全國層次與軍事工業系統的活動, 對地方層次的經濟動員活動僅概述了福建省的情況, 并未予以深入研究 (4) 。此外, 對于此次支前運動所產生的影響, 特別是與1964年開始、延續達十多年之久的三線建設的聯系, 目前尚無研究涉及。 (5)

　　 現有各種資料說明, 由于此次危機爆發較為突然, 為實現人民解放軍向東南沿海地區的迅速部署, 東南沿海省份為此專門展開了一次“支援前線” (以下簡稱為“支前”) 的經濟社會動員運動。本文利用廣東省相關史料, 專門論述廣東省在此次危機中所進行的支前運動, 以期展示在地方層面上此次危機所產生的軍事需求與地方經濟恢復這一根本性任務之間的復雜互動。廣東省支前運動的進行過程說明, 盡管緊急軍事需求與地方經濟恢復這兩大任務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沖突, 但廣東省還是通過組織嚴密、動員有力的支前運動較為成功地完成了支前任務, 從而成功保障了大規模軍事部署的完成, 實現了毛澤東既定的震懾戰略的目標。同時, 雖然此次支前運動中暴露出諸多問題, 但廣東省進行了認真深入的總結, 從而為從1964年開始的大規模三線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一1962年第三次臺海危機與大陸東南沿海緊急備戰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后, 蔣介石一直以反攻大陸為其首要任務。1960年代初中國大陸出現了經濟困難, 蔣介石產生了此為“反攻大陸”良機的想法, 并于1962年初開始不斷升級其軍事準備, 隨時有可能進攻大陸。洞察了這一威脅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 于1962年5月底6月初多次指示人民解放軍要立刻在東南沿海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緊急備戰, 以達到阻止國民黨軍隊襲擾大陸并震懾美臺的目的 (1)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 中央軍委緊急調動8個多步兵師、5個炮兵師進入福建備戰, 同時還動員12個步兵師、15個空軍師、1個543防空導彈營、3個高炮師以及大批海軍部隊隨時準備入閩參戰 (2) 。中央軍委要求南京軍區向浙東, 廣州軍區向粵北沿海增調兵力, 東南沿海各省動員10萬民兵隨時準備補入部隊 (3) 。在軍事備戰進行的同時, 北京策劃了與軍事行動相配合的外交交涉活動, 中國駐華沙大使王炳南根據北京的指示專門聯系了美國大使卡波特, 準備于6月22日就此問題專門質詢美國, 以迫使美國壓制蔣介石的反攻企圖。 (4)

　　 由于此次緊急備戰事發突然, 僅靠軍事系統難以完成如此大規模的軍事部署, 為此, 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準備粉碎蔣匪幫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 要求相關沿海地區立刻動員起來、盡一切可能支援這一緊急備戰 (5) 。這一指示立刻在東南沿海省份掀起了大規模的支前運動, 各地方政府積極向部隊提供其所需的各種資源。由于中央軍委預測汕頭地區極有可能為國民黨重點進攻地區并因此命令廣州軍區調動7個師在相關地區集結預備迎戰 (6) , 廣東省成為此次備戰的重點地區, 并早于6月3日就著手布置相關支前工作。 (7)

　　 從廣東省的相關資料來看, 廣東的支前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6月3日到7月12日為緊急支前階段, 為了配合大規模快速的軍事部署, 廣東省的支前備戰活動具有命令急、任務重、范圍大、運動型的特點。第二個階段從7月13日到10月下旬為調整收縮階段, 由于從這一階段東南沿海緊急備戰逐步結束, 廣東省從加強經濟核算、講求經濟效益的角度對許多項目或停或減, 并針對前一階段緊急備戰時期的經驗教訓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總結, 相關支前工作也逐步弱化為正常備戰的一部分。 (8)

　　

　　 二廣東省緊急支前運動:1962年6月初至7月中

　　

　　 (一) 廣東省支前運動的初步開展:1962年6月3日—20日

　　 1962年6月東南沿海緊急備戰開始時, 廣東省仍處于國民經濟困難之中。為緩解經濟困難, 廣東省采取了積極扶持農業發展、大力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和壓縮重工業生產、壓縮城鎮人口、嚴格壓縮財政支出等一系列措施 (1)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 接到了大規模支前任務的廣東省, 面臨著如何平衡好正處于調整恢復階段的國民經濟和前線緊迫的軍事需求之間的關系這一巨大挑戰。

　　 由于緊急備戰開展得十分突然, 加之廣東省備戰方針自身尚有許多不明確的地方, 因此, 廣東省支前備戰工作在6月初曾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由于中央一開始并未提出廣東省的備戰重點、備戰范圍、相關標準和要求, 導致各地區、各部門都出現了或者是不分重點一哄而上各種項目, 或者是不了解備戰具體標準和要求導致支前運動無所適從的情況。 (2)

　　 這一混亂局面在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于準備粉碎蔣匪幫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后有所好轉。該指示除強調東南沿海省份積極展開戰備動員、支援前線的工作外, 還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成立支援前線委員會, 統一領導當地的戰備和支前工作” (3) 。根據這一指示, 6月12日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建立了專門負責的廣東省支前委員會, 由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和廣州軍區的代表擔任領導, 省級單位各相關部門分別抽調人員作為具體辦事人員。隨后省級以下各級政府都仿效這一機構而成立了各自的支前委員會。作為前線的汕頭地區,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更專門在此地設立了辦事處, 與當地的汕頭專區支前委員會合署辦公, 并與廣州軍區后勤部在當地新設立的第21分部保持了密切聯系 (4) 。在支前工作最繁忙的6月下旬到7月中旬這段時間里,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領導們住在汕頭地區, 直接指導和協調支前工作。這些行政架構上的安排, 后來被認為是廣東省支前備戰任務能夠較為順利和高效完成的一個重要組織保障。 (5)

　　 除建立各級專門的支前機構以統領相關工作、理順權責關系這一重要組織舉措外, 中共廣東省委還根據此時廣東省經濟尚未完全恢復的實際情況, 于6月16日下發了《省委關于支前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 專門規定了此次廣東省支前備戰活動的指導性原則。該文件強調了此次支前備戰活動一定要注意協調好當前經濟恢復的需要與緊急備戰之間的關系:“大力支援和配合軍隊行動, 這是十分正確的、必要的。但在具體準備工作和計劃中, 一定要從全局出發, 既要照顧戰備需要, 又要考慮到當前經濟困難和生產需要, 必須厲行節約財力、物力、民力, 才能把問題解決得更好。”廣東省委特別強調了各種支前活動必須統一布置, 必須獲得軍方和廣東省支前委員會的批準, 各地區和部隊不得擅自進行。 (6)

　　 6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廣東省委明確了將汕頭地區部署為戰區這一廣東省支前工作主要內容, 至此, 廣東省的支前運動在組織、原則與任務內容等方面都已清晰, 廣東省的支前備戰進入到全面展開的第二個階段。 (1)

　　 (二) 緊急支前運動的全面展開:6月20日—7月11日

　　 廣東省支前運動主要由糧秣供應、軍工生產、支前運輸與公路修建這四個內容構成。東南沿海緊急備戰事發突然、兵力調動巨大、作戰計劃不斷調整, 這對廣東省各相關部門與企事業單位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但各相關部門在任務突然、資源不足的客觀環境下, 仍竭力完成軍方的要求。

　　 1. 糧秣供應

　　 廣州軍區根據中央軍委指令而部署7個師向原來并無重兵把守的汕頭地區緊急集結, 如何保障這些突然大批到達粵東地區的部隊的糧秣供應, 成為此次廣東省支前備戰的主要任務之一。6月初廣東省委初步預計為完成這一任務需要向粵東地區調入糧食900萬斤、油20萬斤、豆50萬斤、馬料150萬斤。但6月26日廣州軍區大幅調高了廣東省需要供應前線部隊生活物資的數量:需要糧食1 520萬斤、油40萬斤、豆76萬斤、馬料240萬斤、柴1.824萬斤、咸魚50萬斤、干菜70萬斤、食鹽40萬斤。除需向粵東地區大量調入上述物資外, 由于廣州軍區負責汕頭地區后勤保障的21分部于6月才建成, 無足夠儲備設施, 廣東省糧食部門還不得不代為儲備這些物資。巨大的糧食調撥任務和就地儲備任務, 再加上計劃的突然變動, 都大大增加了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完成相關任務的難度。支前委員會一方面積極進行省內和省際糧食調撥以盡量滿足相關要求, 另一方面也向中共廣東省委和廣州軍區提出, 有些問題可能需要請中央出面解決和協調。 (2)

　　 2. 軍工生產

　　 除提供生活物資外, 由廣州等大城市工業企業主要承擔的前線部隊急需物資生產和軍車、軍船修繕等軍工生產, 也是廣東省支前任務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為了及時完成任務, 各相關部門和企業全部將按時完成軍工生產任務放在首位。在軍車修理方面, 面對廣州軍區提出的6月20日之前完成軍車大中修車輛202臺、摩托車9臺的任務, 廣東省采取了由各地區負責包干的辦法。負責包干的各地區相關單位一方面組織職工加班加點地工作, 另一方面優先解決軍車修理所需物資和零件的問題 (3) 。在軍船修理方面, 為了能完成軍方提出的修理軍船34艘這一要求, 廣東省航運廳指示其下屬各船廠以修理軍船為首要任務, 并在生產、勞動、材料供應等方面均優先安排軍船修理任務, 并為此專門壓縮了民用船舶修理任務。僅航運廳第四船廠在1962年第三季度就專門拖后民船修理任務20多艘 (4) 。而承擔了58項廣州軍區陸、海、空軍等單位委托的軍工生產和修理任務的廣州市工業系統除優先安排軍工生產外, 負責統籌的廣州市計劃委員會還要求相關公有制企業在進行軍工生產時采取“工廠不賺錢、不虧本”的原則, 而自負盈虧的集體企業也要做到“不賺或少賺”, 以便為部隊節約資金。 (5)

　　 3. 支前水路運輸

從6月初開始, 按時安全地將大批軍事人員、軍事設施、各種生活和作戰物資輸送到作為前線的汕頭地區, 就成為整個廣東省支前備戰活動中最為重要的內容。由于廣東省域內多河流, 可載重運輸的火車運輸十分缺乏, 因此支前運輸十分重視包括河運和近海運輸在內的水路運輸。

為了完成相關水路運輸任務, 廣東省航運廳首先從各地航運部門抽調了一批中上層干部充實東江航運局的干部隊伍, 并建立了廣東省航運廳支前委員會來負責具體的支前運輸任務。其次, 針對東江航線有些水段水位有限、大噸位船只難以通行的情況, 廣東省航運廳采取了分段接力運輸的方法, 即先用小噸位船只將支前物資從淺水區運輸到深水區, 然后再換裝大噸位船只。第三, 為解決由換裝而產生的裝卸問題, 廣東省航運廳還在各換裝點組建了精干的裝卸突擊隊共400多人。第四, 為了解決運力缺乏的問題, 廣東省航運廳盡可能地將廣東內河船舶總隊、佛山航運局、江門港務局、北江航運局等其他國營航運局的船舶抽調到東江航線。據不完全統計, 在這次支前運輸中廣東省航運廳共投入船舶233艘, 其中沿海海輪11艘, 為廣東省海輪船隊船舶總數的45%;內河航線拖輪21艘、駁船197艘, 為東江局船舶總數90%以上。為了彌補運力不足, 航運廳還動員東江沿線各縣水上公社派出大批小噸位的拖輪和駁船進行支援。第五, 為保證支前運輸能盡快安全地完成, 廣東省航運廳還在政治審查、運輸安全教育、護船設施等方面進行了各種安排。 (1)

　　 4. 支前公路運輸與公路修建

　　 由于水路運輸有安全隱患, 所以, 廣東省支前運輸主要依賴公路運輸。此外, 軍方為備戰需要, 還要求廣東省修建或改建26條重點公路路線 (總長2 971.1公里) 和40條一般公路路線 (主要集中在汕頭沿海地區) , 同時對公路承載能力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2) 。但負責公路運輸的廣東省交通廳由于資源有限而只能量力而行。6月20日廣東省交通廳擬定出的《廣東省公路運輸備戰方案》, 確立了對如此大規模的緊急支前公路修建必須分批進行的基本原則。根據該方案, 6月25日之前必須完成的第一批搶修公路只有19條重點路線 (總長達2 672公里) 和7條需要加強渡口運輸能力的路線。但即使如此, 缺乏材料與人力的廣東省交通廳也不得不采取了兩手應對措施。一方面, 廣東省交通廳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 對軍方的要求進行了靈活變通。例如由于缺乏鋼材, 相關路線中載重量達不到汽—10的鋼架半永久橋難以被加固至軍方標準, 因此只能“不作加固、橋面木結構部分損壞者只抽換腐朽部分。對類似少數情況的特殊橋梁, 也只能在將來通行重車時采取加強橋頭指揮的辦法, 一輛一輛的通行。”在相關公路修建或改建方面, 交通廳則決定“基本符合行車要求者, 為了節省勞動力, 一般不予改善”。另一方面, 廣東省交通廳積極挖掘內部潛力和依靠當地政府來解決問題。例如交通廳發現因裁減城鎮職工而導致缺乏足夠的工人修建和養護公路這一問題后, 除征得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同意將“汕頭地區壓縮出去的1 000多名養路專業工人應盡量找回”外 (3) , 廣東省交通廳還抽調自身力量搶修支前路段 (抽調直屬單位干部210人、固定職工930人共11個連隊, 連同分局組織的4個連隊共15個連隊, 分別布置在五個專區) 。同時該廳還動員了各公路沿線公社社員、城市群眾、各級民兵組織、部隊指戰員等約計6萬人對公路進行了突擊搶修和養護。 (4)

　　 除公路修建和養護外, 廣東省交通廳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缺乏足夠的車輛與相關物資。為此, 根據廣東省交通廳的要求,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動員組織了全省機關企業的最新和較好廠牌的920輛汽車, 與580輛交通系統專業車輛一起負責支前公路運輸。交通廳按地區將這些車輛組織成汽車運輸營:交通系統車輛編為7個營、18個連;機關企業車輛作為后備力量, 編為9個營、27個連 (每營配備汽車100到120輛, 營下設2到3個汽車連, 每連配25到40輛車) , 統一調配使用。 (5)

　　 雖然廣東省相關部門及企業竭盡全力地完成各項支前任務, 但各項物資和人力資源的極端缺乏是他們面臨的最大限制。不僅廣東省糧食部門難以全部滿足前線部隊的糧秣供應需要, 工業與運輸部門也一直受到相關工業原料、零配件、設備極度缺乏的困擾。由于缺乏相關材料和零配件, 廣東省相關工廠在修理軍船時有6艘不得不停工待料, 直到1962年底也未能施工 (1) 。而廣州市相關企業負責修理的200臺摩托車由于缺乏配件, 到7月初只安排了8臺進行修理 (2) 。在物資與人力都十分缺乏的公路修建與運輸領域, 這一矛盾表現得更為明顯。除由于人力缺乏導致廣東省支前委員會不得不發動地方政府廣泛動員當地群眾參加公路修建與養護外, 廣東省公路運輸部門還缺乏支前運輸所需的大量燃料、潤滑油、輪胎、汽車配件等物資, 也只能報請中央盡快補充這些物資。 (3)

　　 除了資源緊張外, 廣東省各支前部門還發現:緊急備戰的迫切軍事需要與正常經濟運作所遵循的各項規章制度之間存在著諸多矛盾, 這一點在工業生產領域表現最為突出。主要承擔了這一任務的廣州市支前委員會就發現:根據國家要求而嚴格執行經濟核算制度的廣州市工業企業, 經常與缺乏經濟觀念的部隊在軍工生產財務核算方面產生矛盾。此外, 廣州市支前委員會還發現:支前生產由于缺乏事先規劃、統一計劃, 在安排生產任務時存在多頭指揮、缺乏協調的問題, 這導致了不僅難以統籌相關工作, 還引發了資金與物資分配和使用上的混亂, 甚至有可能令“有些單位借支前之名從中取利” (4) 。廣東省交通廳也發現, 由于公路修建計劃十分倉促, 導致出現了下述低效現象:“大部分工程項目動員上路的人員多于正常施工的需要, 有些多達幾倍。在組織安排上和技術管理上難免有些窩工或質量返工等情況, 又是雨季施工, 多用了工日費, 故部分項目超出了概算控制度。” (5)

　　 上述各支前工作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匯總到廣東省政府層次, 就形成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壓力。據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在6月底的計算, 當時廣東省與支前工作有關的各項開支總計金額已達1 100萬元。廣東省無力解決這一龐大的資金需求, 只能一方面令省財政廳速報中南局和國務院解決資金問題, 另一方面采取對一些項目部分撥付和暫緩有些項目建設的方法來緩解資金和物資方面的壓力。 (6)

　　 除了尋求上級部門的支持和幫助外, 對上述問題有清醒認識的廣東省支前委員會也盡力協調好相關工作。在6月30日第四次會議上,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一方面強調必須將完成緊迫的支前任務放在首位, 提出“有些事情扯皮在地方扯, 不要扯到部隊去, 不要使部隊感到不方便”;在支前物資調撥與軍工產品加工修理的價格問題上, 該委員會也要求民用工業、商業部門采取保本原則來積極支持支前的需要。另一方面, 該委員會再次強調了在經濟困難時期支前工作一定要加強管理、節約開支以避免浪費, 提出:“凡是省委和省支前委員會確定批準的工程項目, 由省計委負責手續的審批辦理。按照節約原則, 必須要搞的, 一面辦、一面報。”(7)

　　

　　 三廣東省支前運動的轉變:1962年7月12日—10月

　　

　　 (一) 廣東省緊急支前運動的初步轉變:1962年7月12日—8月

　　 中國在東南沿海進行的大規模軍事集結于6月18日被美國媒體曝光后, 引起了美國肯尼迪政府的恐慌。盡管肯尼迪政府內部的主流意見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此次兵力集結主要是防御性質的, 但也認為不能排除北京有可能制造另一次類似于1958年那樣的臺海危機。為了化解這一危機, 美國一方面采取措施壓制蔣介石進攻大陸的企圖, 一方面則積極與中國大陸聯系, 以了解中國領導人的意圖。在6月23日與王炳南的會談中, 美國大使卡波特代表肯尼迪政府澄清了美國絕不支持蔣介石采取任何針對大陸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的立場 (1) 。此后為了表明態度, 美國總統肯尼迪與國務卿臘斯克更于6月26、27日公開聲明美國在臺灣海峽只采取防御政策 (即只幫助臺灣防御來自大陸的攻擊) 。7月11日, 美國又請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德拉邁爾向中國駐英代辦熊向暉明確表示:美國不會支持蔣介石的軍隊進攻大陸, 臺海局勢將會保持平靜 (2) 。由于此時重要的西方國家如英國等都紛紛表態不贊成蔣介石反攻大陸, 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于7月3日發表聲明如國民黨進攻大陸則蘇聯堅定支持中國 (3) , 到7月中旬蔣介石大規模“反攻大陸”的企圖已經破滅, 第三次臺海危機走向結束。

　　 臺海局勢趨于平緩令廣東省的支前運動開始放緩和收縮。7月12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中南局緊急通知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支前工作中耗資最大的公路修建項目中僅保留汕頭地區的四項工程, 其余一律下馬(4) 。兩天后的7月14日,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第5次會議決定審查和清理已有的支前活動 (5) , 并隨后下發了《關于支前備戰物資供應與運輸問題的通知》的文件, 強調各支前單位可向軍方提供各種形式的優惠, 但一定要對各自支前活動進行嚴格的經濟核算 (6) 。7月17日廣東省支前委員會第6次會議正式明確了廣東省支前備戰活動要立刻進行緊縮的方針。該次會議決定:“有關支前備戰的工程, 過去已搞的就搞了, 沒有搞的即堅決停下來, 今后將根據廣州軍區的要求, 需要搞的經批準后再搞。今后有關支前備戰的工作, 均應按這個原則辦事。” (7) 根據這一精神, 此次會議和廣東省支前委員會第7次會議 (7月27日) 對各種支前項目進行了嚴格審查, 除了保留少量急需項目外, 取消或暫停了許多計劃進行和正在進行的項目。 (8)

　　 8月2日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了全軍緊急戰備工作告一段落的指示, 東南沿海緊急備戰走向結束 (9) 。廣東省的緊急支前運動也同步開始向正常生產或正常備戰軌道轉變, 專為緊急備戰而成立的各種支前機構也相應地進行了調整。10月中旬廣東省支前委員會辦公室撤銷, 辦公室日常工作人員回到原單位工作, 廣東省支前運動也僅剩下若干經過挑選后的項目繼續進行, 其他項目全部結束。 (10)

　　 (二) 廣東省對支前備戰運動的總結

　　 雖然自7月后廣東省支前運動迅速收縮并走向結束, 但廣東省支前委員會與各相關部門對此次支前運動進行了認真而深入的總結, 以便吸取其中的經驗教訓, 為未來有可能再次出現的緊張局勢做好準備。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首先肯定了此次支前運動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在糧秣供應方面, 廣東省在自身經濟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 向前線部隊和相關部門調撥了軍事動員所需的數量極大的各種物資, 共計有:

　　 1. 生活物資:

　　 糧食900萬斤 (戰備情況轉入正常后其中有679萬斤改儲稻谷, 實儲大米190萬斤、面粉31萬斤) , 食油20萬斤、豆50萬斤、干菜51.7萬斤、咸魚50萬斤、食鹽40萬斤、馬草400萬斤, 馬料150萬斤、柴1 250萬斤。

　　 2. 生產物資:

到8月31日止廣東省調撥了鋼材538.256噸 (其中調入部隊70.86噸、交通廳418.55噸) , 馬口鐵8噸 (全部調入部隊) , 生鐵13噸 (全部調給作為前線地區的汕頭) , 木材10 148.7立方米 (其中調入部隊1 640立方米、交通廳8 170立方米) , 水泥338噸 (其中交通廳230噸, 汕頭專區100噸) 。另調入部隊酒精3噸, 汽油24.5噸, 牛皮1 500張, 麻袋2 000條, 傳動帶816公尺, 桐油960擔, 鐵鍋2 220只及一部分竹子, 調給交通廳炸藥10噸、汽車引擎15臺、輪胎100套、汽油80噸, 調給汕頭區鋼鐵管38.5噸以及調給這些單位所需的其他物資 (如銅、錫、鋁、電焊條、機油、油桶、柴油機等) 各一部分。這還未包括各具體承擔支前生產與運輸單位當時為了及時完成支前任務而墊付的大批物資、零配件和設備。 (1)

　　 在軍工生產方面, 為完成58項廣州軍區陸、海、空軍等單位委托的軍工生產和修理任務, 各承接單位發起了勞動競賽運動, 僅到7月底就有馬鞍、戰勤汽車、鋼刀、汽油發電機等29項任務完成, 到8月底又完成 (或基本完成) 公安汽車修理、充電機、炸藥筒等10項。剩余的19項任務, 少數因規格、工模、技術等原因使工廠和企業無法完成, 其余大部分都在后續生產中完成 (2) 。此外, 廣東省還完成了軍車大中修202輛、摩托車9臺、軍船修理12艘的任務。 (3)

　　 在交通運輸方面, 廣東省航運部門 (河運和海運) 克服各種困難, 通過東江航線 (包括相關內河航線和汕頭近海航線) 完成了向汕頭前線運送支前物資53 170.5噸、人員26 882名的運輸任務 (4) 。在任務最為艱巨的公路修建方面, 雖然有時間短、資金與人力缺乏等諸多限制, 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從6月上旬下達到7月12日中央下令公路建設項目大部分立刻暫停為止, 廣東省新建或改建了5條支前公路, 其中新修建公路60余公里;完成了木橋加固388座 (總長73 191米, 約占全省40條軍事路線上臨時半永久式橋梁總長2 900米的四分之一) ;新建長100米的低水位便橋一座、長78.84米的鋼筋混凝土橋一座;預制輕型鋼筋混凝土橋梁構件3

　　 826件以備搶修橋梁之用;搶修渡口8處并修理了相關運輸工具;新建或修復碼頭4對并配備了相關交通工具。 (5)

　　 但除了講成績外, 廣東省各支前部門也清醒地意識到此次支前運動存在諸多嚴重問題。除了上文已經提到的準備不足、資源匱乏外, 最為嚴重的是緊急支前運動所產生的巨大壓力對當地正常經濟運行造成的沖擊。這一點在此次備戰重點地區汕頭表現得最為明顯。當地支前委員會發現, 有些干部片面強調支前工作的優先性, 認為“抓不好支前是人頭落地, 抓不好生產最多只‘批評批評’”;在支前物資儲備與社會正常供應的關系上, 許多地區層層加碼, 過多地凍結了一些本應活躍市場、正常供應的物資, 影響了資金周轉和正常供應;而最為關鍵的是, 由于大量抽調農村勞動力, 導致一些地區的夏收受到了影響。 (6)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公路運輸系統。廣東省交通系統所屬工廠6月份就承擔了對93臺軍車進行大修中修的任務, 占到了整個交通廳修理生產能力的46.5%。為了盡早完成軍車修理任務, 各修理廠不得不暫停本系統民用貨車和營運車大修, 結果造成了這些車輛排隊修理、車輛的完好率下降, 不僅影響交通運輸車輛的技術狀況, 也影響了備戰任務的完成。而在汽車運輸方面, 部隊隨意征用交通部門車輛、使用后不付錢的現象也較為嚴重。 (7)

　　 而負責軍工生產的工業企業則同時面臨著軍工生產擠占正常生產物資與軍工產品技術標準不同于民品這兩個矛盾。就前者而言, 由于軍工生產任務緊急, 有關部門和工廠為完成軍工生產而預先墊付了不少原屬國家計劃分配的材料和配件, 但這卻影響到這些部門和工廠對已分配的國家計劃任務的完成 (1) 。就后者而言, 廣州重工業局發現由于“軍品要求高, 大都必須新造工模試制, 成本較高。而部隊預算往往是以大批生產的軍工的單價做基礎, 所以 (雙方) 在價錢上有很大距離。根據中央指示承擔軍工任務不虧不賺的原則, 假如一定要我們工廠在造價上按部隊的要求辦事, 有關上級就必須研究一個計劃虧損補貼辦法, 否則工廠將難以適從。” (2)

　　 此外, 支前運動還對廣東省的財政造成了巨大壓力。經濟困難時期廣東省的財政一直較為緊張并不斷縮減財政開支, 1962年廣東省全年地方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支出只有3.04億元, 其中基本建設投資只有1.53億元 (3) 。而整個廣東省的支前備戰初步預算總額 (到9月15日) 高達1 278.6萬元, 從6月初到8月底不到2個月內, 僅廣東省政府就已為各項支前項目實際撥款765.1萬元 (這一數字未包括省級以下各地區實際撥款數) , 占全年財政支出的4%左右。由于本身財力有限, 廣東省不得不請求中央與中南局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 (4)

　　 基于上述清醒的認識, 9月15日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專門提交給中共廣東省委、中共中央華南局一份《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工作初步總結》, 提出了經由此次支前運動得出的重要經驗:要根據和平時期生產與戰時軍事需要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既要做好平戰結合, 又要做好平戰分開。平戰結合這一要求主要是針對支前運動期間各領域普遍存在的準備不足、標準難以達到軍方要求等突出問題, 要求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除考慮一般經濟要求外, 更應考慮在戰時等突發狀態下的特殊需求。而平戰分開則是指在備戰時期, 應當盡量將依據不同經濟原則運行的支前備戰活動和普通經濟生產活動加以區分并加強統一管理, 以盡量避免備戰活動對普通生產構成過大的沖擊。 (5)

　　 廣東省在此次支前運動中總結的經驗教訓, 對廣東省的后續備戰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有鑒于上述經驗以及臺海局勢并未徹底平靜這一事實, 廣東省在第三次臺海危機結束后仍進行了一些重要的備戰工作。在備戰公路建設方面, 廣東省交通廳根據項目的輕重緩急提出了由1963年戰備計劃和隨后的五年戰備計劃構成的兩步走計劃。該計劃提出:1963年廣東省將繼續完成緊急備戰期間所提出公路建設計劃中6個重要但未完成項目和廣州軍區提出的省際聯絡公路6個。五年戰備計劃從1964年開始, 其內容主要是完成1961年11月廣州軍區后勤部擬定的國防公路修建規劃和緊急備戰中已規劃而未完成的11個剩余項目。廣東省交通廳也為公路運輸提出了一個五年戰備計劃, 主要內容是繼續組織和管理好已有1

　　 500輛備戰車輛以應對突發情況, 在戰略位置相對安全的地區設立第二線修理廠, 添置戰時車輛維修機動設備, 增添汽車修理據點所需設備, 補充重點地區車間土建和機具設備等 (6) 。這些未雨綢繆的備戰活動都與1964年底廣東省迅速啟動的小三線建設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 從而說明了毛澤東為何在三線建設全面啟動后贊揚廣東省的小三線建設走在全國的前面。1964年中央下發有關小三線建設原則的指導性文件《一、二兩線各省市區建設自己后方和備戰工作的報告》更顯示, 其中有關對統一規劃、逐步開展、勤儉節約等原則的規定都與廣東省在此次支前運動中獲得的經驗非常相似。 (1)

　　

　　 結論

　　

　　 1962年臺海危機期間, 為了支持人民解放軍在東南沿海進行的大規模緊急備戰活動, 僅廣東省一省展開的支前運動就橫跨糧食供應、工業生產、水陸交通等多個領域, 花費支出數百萬元, 動用勞動力數十萬人,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少見的地方國防經濟動員活動。這一支前運動對于此次臺海危機的和平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在此次支前運動的支持下, 人民解放軍數十萬部隊才得以迅速部署到位, 從而完成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既定戰略目標。

　　 廣東省此次支前運動雖然實現了其支援相關軍事活動的基本目標, 但其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也說明了此次臺海危機與1960年代初中國國內經濟基本狀況之間的聯系十分復雜。1960年代初中國國內經濟困難不僅是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根本誘因, 也是束縛大陸采取軍事反制措施的主要限制性因素:無論是在物資調配、勞動力使用還是財政支出, 如何平衡好備戰需要與經濟恢復兩者之間的矛盾, 始終是困擾廣東省各支前部門與企業單位的主要問題。反過來, 為解決嚴重的國家安全而進行的緊急軍事備戰, 又對非常重要的經濟調整工作構成了沖擊。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國民經濟發展與軍事備戰之間的矛盾曾多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出現。無論是在朝鮮戰爭期間的抗美援朝運動, 還是在越南戰爭與中蘇邊界沖突前后中國進行的三線建設, 都出現了緊急軍事備戰對國民經濟正常發展造成極大沖擊的現象, 令原本并不發達的中國國民經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并導致未能保持應有的發展速度。

　　 就此而言, 本個案研究與其他歷史個案都證明了經濟發展與國防備戰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既相輔相成又互相制約的辯證關系, 兩者如能保持均衡發展, 則經濟發展能為國防備戰夯實物質基礎、國防備戰又能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安全環境, 反之這兩者的關系會陷于一種惡性循環之中。這一點, 對于當代中國具有特別意義。由于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陷入積貧積弱的惡性循環, 打破這一循環、實現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與國防迅速強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基本國策。但如何在具體實踐中———特別是我國領導人感覺到我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協調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也是我國政府一直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從戰后國際局勢發展的趨勢來看, 這一挑戰的艱巨性在于:一方面, 現代戰爭往往會突然爆發并在極短時間內產生極大破壞性而導致傳統的緩慢動員已經過時, 另一方面, 現代國家競爭更表現為綜合國力競爭, 國民經濟是否強大成為決定這一競爭成敗的根本。

　　 就此而言, 1962年東南沿海緊急備戰中廣東省支前運動的經驗教訓可謂彌足珍貴。雖然在此次支前運動中廣東省已竭盡全力, 但其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說明, 支援前線這種傳統國民動員形式, 不僅難以滿足現代戰爭備戰規模大、時間緊、標準高等特點, 也極易產生各種混亂而導致外部威脅尚未演化成真正戰爭時, 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已經遭到不必要的沖擊。有鑒于此, 廣東省在此次支前運動中總結出的在和平建設時期注意平戰結合、在戰備時期要盡量平戰分開的經驗十分重要, 這既可未雨綢繆、避免突發事件引起不必要的緊張與混亂, 也可保證軍事需要與和平生產互不影響、互相促進。該建議雖然是在當時中國國家安全環境不佳、國內經濟較為脆弱的具體歷史情境下提出的, 但對于當前周邊環境仍有不穩定因素、國際局勢經常突變的中國來說, 依然極具參考價值。

　　

　　 注釋

　　

1 國際學術界直到最近才有若干研究或將該次危機與其他三次臺海危機比較以考查其共性, 或依據美國政府解密檔案考查中共、國民黨與美國三方在此次事件中的互動。Patrick James and Enyu Zhang, “Chinese Choices: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1950-1996”,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 of 2005, pp.31-35;Sean Matthew Turner, Containment and Engagement:U.S.China Policy in the Kennedy and Johnson Administratio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2008, pp.117-137;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 臺北:中華日報社, 1981年, 第219-230頁;牛大勇:《“拴緊韁繩”與“反攻大陸”:肯尼迪與蔣介石的戰略之爭》,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0年第4期;唐小松:《肯尼迪政府的“限蔣出籠”政策 (1961-1963) 》,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趙學功:《肯尼迪政府與1962年臺灣海峽危機》, 《南開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3期;劉子奎:《肯尼迪政府與蔣介石“反攻大陸”》, 《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1期;王棟:《1962年臺海危機與中美關系》, 《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7期;余子道:《第三次臺海危機:臺灣的“軍事反攻”與美國政府的政策》,

《軍事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 宋孝和、張偉:《試析1962年臺灣“旭光作戰計劃”破產之原因》, 《軍事歷史》2004年第6期, 第28-30頁;鐘兆云:《20世紀60年代福建前線緊急備戰始末》, 《福建黨史月刊》2007年第2期, 第25-27頁。

　　 3 江俊偉:《福建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備戰運動的互動關系析評》,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6年第1期, 第69-73頁。

　　 4 張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動員史

　　 (1949-1978) 》,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 2014年。

　　 5 有關三線建設的研究見: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Defens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rterly, Vol.115 (September

　　 1988) , pp.369-375;彭敏等:《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 (上) ,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年, 第158-159頁;段娟:《近20年來三線建設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述評》, 《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6期;鄭有貴、張鴻春主編:《三線建設和西部大開發中的攀枝花—基于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和改革發展的研究》,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3年;陳東林:《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4年。

　　 6 (1) 《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7年, 第226-228頁。

　　 7 (2) 《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傳》編撰委員會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傳》 (第八卷) ,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2008年, 第146-147頁。

　　 8 (3) 宋孝和、張偉:《試析1962年臺灣“旭光作戰計劃”破產之原因》, 《軍事歷史》2004年第6期。

　　 9 (4)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5年, 第87頁。

　　 10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15冊)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年, 第481-484頁。

　　 11 (6) 黃正:《軍人永勝—前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 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2010年, 第451頁。

　　 12 (7) 廣東省航運廳:《廣東省航運廳關于支前運輸的方案》, 1962年6月22日, 廣東省檔案館館藏檔案 (以下簡稱為廣檔)

　　 :271-1-7-127~142。

　　 13 (8) 廣東省的地方檔案一般將1962年東南沿海緊急備戰稱為“特急備戰”, 但目前已有相關研究都稱為“緊急備戰”, 為統一起見, 本文也采用“緊急備戰”這一稱呼。

　　 14 (1) 從1958年至1961年, 廣東農業生產連續四年下降, 除糧食產量連年減少外 (1958年減少3.27%、1959年減少18%、1960年減少19.63%、1961年減少17.96%) , 經濟作物和水產品產量也全面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也出現了嚴重倒退, 1961年農業人口年人均口糧比1957年減少80多公斤。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廣東省志:經濟綜述》,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238-244頁。

　　 15 (2)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工作初步總結》, 1962年9月15日, 廣檔:227-9-1-90~145;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1962年汽車運輸備戰工作情況及今后的意見》, 1962年10月1日, 廣檔:288-1-188-1~11。

　　 16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15冊)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年, 第481-484頁。

　　 17 (4) 廣州市支前委員會:《關于支前工作情況報告》, 1962年7月20日, 廣檔:227-9-5-001~002。

　　 18 (5)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工作初步總結》, 1962年9月15日, 廣檔:227-9-1-90~145。

　　 19 (6) 中共廣東省委:《省委關于支前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 1962年6月16日, 廣檔:227-9-1-020~023。

　　 20 (1)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工作初步總結》, 1962年9月15日, 廣檔:227-9-1-90~145。

　　 21 (2)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省支前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擴大) 決定事項的通知》, 1962年6月28日, 廣檔:288-1-158-44~47;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廣州軍區后勤部:《關于戰備給養儲備的規定》,

　　 1962年9月17日, 廣檔:227-9-2-013~017;廣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廣東省志·軍事志》,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753頁。

　　 22 (3) 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1962年汽車運輸備戰工作情況及今后的意見》, 1962年10月1日, 廣檔:288-1-188-1~11。

　　 23 (4) 廣東省航運廳:《上報1962年交通備戰工作總結》, 1963年3月9日, 廣檔:289-1-329-016~024。

　　 24 (5) 廣州市支前委員會:《關于支前工作情況報告》, 1962年7月10日, 廣檔:227-9-5-001~002。

　　 25 (1) 廣東省航運廳:《加強東江航線國防物資運輸方案》, 1962年6月18日, 廣檔:271-1-7-127~142;廣東省航運廳:《上報1962年交通備戰工作總結》, 1963年3月9日, 廣檔:289-1-329-016~024。

　　 26 (2) 廣東省公路多橋梁和渡口, 但許多橋梁為臨時式, 載重能力差, 載重負荷大多只有汽-6 (即可通行一輛軸載6噸汽車) 至汽-8 (可通行一輛軸載8噸汽車) ;各個渡口普遍設備少、渡船多已腐爛并缺乏備用料, 導致渡運能力薄弱, 難以滿足緊急大量的備戰運輸;此外, 還有一些路線路基塌方較為嚴重。中共廣東省委:《關于搶修支前公路經費預算的報告》, 1962年9月4日, 廣檔:227-9-2-023~044。但軍方所提要求很高, 要求相關支前公路上的橋梁載重能力分別提高到汽-8和汽-10 (可通行一輛軸載10噸汽車) 、拖-40 (可通過40噸履帶拖拉機) ;相關公路上的渡口運輸也需達到這一水平:雙用和三用碼頭必須配給完好的有動力渡船4艘和備用渡船2艘 (由載重10噸的民船8艘拼裝) , 一般常用碼頭配備完好的有動力渡船2艘和備用渡船3艘 (用載重10噸民船4艘拼成) 。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公路運輸備戰方案》,

　　 1962年6月21日, 廣檔:227-9-2-115~122。

　　 27 (3)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迅速組織力量維修重要公路路面以適應當前需要的通知》, 1962年7月5日, 廣檔:227-9-2-053~061。

　　 28 (4) 廣東省交通廳:《省公路1962年備戰工作總結及今后五年備戰計劃》, 1962年10月1日, 廣檔:288-1-158-1~11。

　　 29 (5) 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公路運輸備戰方案》, 1962年6月22日, 廣檔:227-9-2-115~122。

　　 30 (1) 廣東省航運廳:《上報1962年交通備戰工作總結》, 1963年3月9日, 廣檔:289-1-329-016~024。

　　 31 (2) (4) 廣州市支前委員會:《關于支前工作情況報告》, 1962年7月10日, 廣檔:227-9-5-001~002。

　　 32 (3) 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公路運輸備戰方案》, 1962年6月22日, 廣檔:227-9-2-115~122。

　　 33 (5) 中共廣東省委:《關于搶修支前公路經費預算的報告》, 1962年9月4日, 廣檔:227-9-2-023~044。

　　 34 (6) 例如對廣東省航運廳的支前資金要求,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只能暫撥給儲備物資費用50萬元、所需防護設備物資的三分之一和20萬航道疏浚與航標設置的費用。而對于來自公路系統更為龐大的資金和資源要求,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只能答復要對所需物資和資金進行詳細全面的核實, 之后等報中南局統籌批準后再撥款撥物。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省支前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擴大) 決定事項的通知》, 1962年6月28日, 廣檔:288-1-158-44~47。

　　 35 (7)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省支前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擴大) 決定事項的通知》, 1962年7月4日, 廣檔:227-9-1-049~059。

　　 36 (1)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5年, 第87頁。

　　 37 (2) 王棟:《1962年臺海危機與中美關系》, 《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7期, 第66頁。

　　 38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 (下) ,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 第1227-1228頁。

　　 39 (4) 這四項工程分別為:藍田永久式橋一座, 長78.84米;白渡大埔線九曲嶺改線3.1公里;豐柏線牯牛坪涵洞;廣汕南線海豐縣境內路面整修工程。廣東省交通廳:《省公路1962年備戰工作總結及今后五年備戰計劃》, 1962年10月1日, 廣檔:288-1-158-1~11。

　　 40 (5)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當前支前備戰物資儲備和處理等問題的通知》, 1962年7月18日, 廣檔:227-9-1-060~066。

　　 41 (6)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支前備戰物資供應與運輸問題的通知》, 1962年7月14日, 廣檔:227-9-2-018~022。

　　 42 (7)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今后支前備戰工作及有關問題的決定》, 1962年7月22日, 廣檔:227-9-1-067~074。

　　 43 (8)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今后支前備戰工作及有關問題的決定 (省支委第六次會議決定) 》, 1962年7月22日, 廣檔:227-9-1-067~074;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省支前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擴大) 決定事項的通知》, 1962年7月28日, 廣檔:227-9-1-075~082。

　　 44 (9) 石一宸:《鐵與血》, 濟南:黃河出版社, 1989年, 第255頁;《歲月的光華》編委會:《歲月的光華:中國人民解放軍原31軍青年干部教導大隊戰友文苑》, 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217-220頁。

45 (10)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關于支前工作轉入正常?

支辦人員暫回原單位的通知》, 1962年10月17日, 廣檔:227-9-1-013~016。

　　 46 (1) (2) (5)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工作初步總結》,

　　 1962年9月15日, 廣檔:227-9-1-90~145。

　　 47 (3) 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1962年汽車運輸備戰工作情況及今后的意見》, 1962年10月1日, 廣檔:288-1-188-1~11;廣東省航運廳:《上報1962年交通備戰工作總結》, 1963年3月9日, 廣檔:289-1-329-016~024。

　　 48 (4) 廣東省航運廳:《上報1962年交通備戰工作總結》, 1963年3月9日, 廣檔:289-1-329-016~024。

　　 49 (6) 汕頭專區支前委員會:《汕頭專區支前工作總結報告》, 1962年7月24日, 汕頭市檔案館館藏檔案號:D025-9-8~15。

　　 50 (7) 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1962年汽車運輸備戰工作情況及今后的意見》, 1962年10月1日, 廣檔:288-1-188-1~11。

　　 51 (1)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工作初步總結》, 1962年9月15日, 廣檔:227-9-1-90~145。

　　 52 (2) 廣州市重工業局:《廣州市重工業局支前工作總結報告》, 1962年9月10日, 廣檔:227-9-5-018~022。

　　 53 (3)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辦公室編:《廣東省志·財政志》,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222、225頁。

　　 54 (4) 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工作初步總結》, 1962年9月15日, 廣檔:227-9-1-90~145。廣東省有關支前運動的財政支出中公路修建是最大項。廣東省9月5日提交的支前公路搶修第一期項目預算就高達553.14萬元, 到8月15日已用款已達517萬元, 而第二期項目的第一批又需撥款244.5萬元。中共廣東省委:《關于搶修支前公路經費預算的報告》, 1962年9月4日, 廣檔:227-9-2-023~044。

　　 55 (5) 就平戰結合這一問題, 該文件深刻地指出:“平時各種建設、各種重大措施, 要有戰時需要的觀點。如公路修建, 由于平時對公路情況了解和掌握不夠, 情況緊張時因急于完成任務, 缺乏調查研究, 因此產生計劃偏高偏低的現象。對公路修建的要求和標準, 平時也要為戰時考慮著想, 否則等戰時再來加固、改建、降坡等, 既浪費又來不及。又如物資方面, 當部隊提出需要時, 有不少物資地方是沒有儲備的, 為適應戰時急需, 必須迅加準備, 但因情況不明、摸不著底, 也影響了工作的迅速進行。如糧食的儲備, 在初時糧食部門和部隊就是因為一時情況不明, 不知如何才能安排得好。總之, 各項工作都要求平時有準備, 否則情況緊急時很難避免出現手忙腳亂的現象。”而在平戰分開這一問題上, 該文件也有細致的建議, 強調“當前有許多工作, 本來是屬于正常工作的, 由于界線不清, 影響經費開支和工作進度, 這樣都很難集中力量來搞好支前工作。同時在財務制度方面也應有明確規定, 如工商業的差價問題、提貨付款手續問題, 都應有明確規定, 以便遵行。……今后軍工任務的安排, 如屬大宗成批的應由廣州軍區歸口批準后通過省經委、計委統一安排;如屬零星小宗的則由軍方直接找有關廳局聯系安排。同時對技術要求和標準, 在安排時由雙方議定, 以資遵循;任務完成后按標準驗收提貨。至于軍工生產所需各種材料, 應專案撥料。”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廣東省支前委員會工作初步總結》,

　　 1962年9月15日, 廣檔:227-9-1-90~145。

　　 56 (6) 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公路1962年備戰工作總結及今后五年備戰計劃》, 1962年10月1日, 廣檔:288-1-158-1~11;廣東省交通廳:《廣東省1962年汽車運輸備戰工作情況及今后的意見》, 1962年10月1日, 廣檔:288-1-188-1~11。

　　 57 (1) 陳東林:《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14年, 第133-1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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