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宰相韋執誼出身于京兆名門韋氏家族。生長于北方的他一生最忌諱嶺南,遇到嶺南地名則閉目塞耳不聞。永貞元年當宰相后搬到新辦公室,墻上有地圖,但由于交接工作繁忙,無暇觀看。某日得暇,仔細觀覽,乃嶺南地圖,大驚失色,心頭涌上一種不祥之感。命運果然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永貞革新失敗后韋執誼遭貶謫為崖州(今海南瓊山)司馬,最后郁郁寡歡卒于崖州。

　　 韋執誼并不是個例,當時的士大夫們無不視嶺南為惡地,全因彼時嶺南乃貶謫之地,說到嶺南,無不與蠻荒不開化、卑濕、炎蒸相聯系,尤其是“瘴氣”二字,始終是籠罩在人們心頭的陰云。但在今天,瘴氣卻神奇地消失了,不僅未能成為正規的醫學名詞,甚至從民間意識中也淡去了,它是什么?它從哪里來?它去了哪里?

　　 瘴氣的“發生學”,與其說是一個自然問題,不如說是一個“觀念誕生史”問題。它的出現與消失,就是中國歷史上南北方碰撞、交融的歷史。

　　 瘴氣與南方明確相聯系始自于一個著名歷史事件——馬援南征。東漢初,交阯發生征側、征貳造反,附近各地紛紛淪陷。劉秀任命馬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阯。馬援雖然完成任務,立銅柱而還,但軍隊卻損失慘重,《后漢書·馬援傳》:“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馬援自己也說:“下潦上霧,毒氣重蒸。”這是長期征戰于中原的軍隊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后世由此甚至誕生出“鬼門關”的傳說。唐《十道志》記載:“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兩石相對,狀若關形,闊三十余步,昔馬援討林邑,經此立碑,石碣尚存,昔時趨交趾皆由此關。已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故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人還’。” 從伏波將軍南征交阯開始,中原人士不得不頻繁與“瘴氣”打起了交道。

　　 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說》中指出:“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先秦地域之爭是東西問題,漢三國以后則轉為南北問題,而瘴氣恰恰出現在此時,并非偶然,這是中原主流文化圈的人士面對南方地方病產生的觀念,是南北方越來越頻繁的交流與碰撞帶來的結果。南方悶熱潮濕,自然環境與北方迥異,很多地方病對于北方人士來說聞所未聞,而且北方人士常常由于水土不服、缺乏對南方地方病的抗體、缺乏規避當地地方疾病的經驗等原因,更容易受到這些疾病的侵害,由此誕生出恐懼感。而古人善于歸納的思想方式把這些未知疾病統統歸為“瘴氣”,蕭璠在《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一文指出,最早的“瘴”寫法是“障”,意即“阻障”,是大自然冥冥中阻擋北方人的一只手,魏晉以后才逐漸有了新字“瘴”,這個字形充分體現出其歷史來源與后世附加的疾病屬性。

　　 那么,哪些疾病會被歸為瘴氣?《嶺外代答》卷四《瘴》記載:“南方凡病皆謂之瘴。”瘴氣是多種疾病的綜稱,可能包括瘧疾、痢疾、腳氣(維生素B1缺乏癥)、沙虱病、中毒、喉科病、出血熱、黃疸等。這其中有些病南北皆有,另外一些則具備南方特色,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瘧疾,尤其是惡性瘧,幾乎是瘴氣的“總代表”。唐代《外臺秘要》卷五《山瘴瘧方一十九首》記載:“瘴與瘧分作兩名,其實一致,或先寒后熱,或先熱后寒,嶺南率稱為瘴,江北總號為瘧,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別有異病。”可以從中看出,唐代“瘴”字適用于南方,“瘧”字適用于北方,既然都是瘧疾,為何南北異名?

　　 這與瘧疾種類有關,中國南方的瘧疾主要是惡性瘧,而北方主要是卵形瘧、間日瘧、三日瘧。氣候足夠溫暖,水資源足夠豐富,就可能導致惡性瘧原蟲廣泛分布,嗜人按蚊、微小按蚊是惡性瘧原蟲的宿主,多生存于北緯33°以南,從而使惡性瘧疾在南方廣泛傳播。惡性瘧患者畏寒、頭痛、高燒,繼而嚴重貧血,死亡率極高,古人最為恐懼,而且具有較強的“南方特色”,所以就成了瘴氣的最重要病患之一。

　　 早期古人們所認定的“瘴鄉”是嶺南等地,因為那里是漢軍首先遭遇到瘴氣之害的地方,但后來瘴鄉“北上”了,而且分布區域與北方人的游歷路線有關,左鵬《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一文注意到了所謂瘴氣分布地域與當時南方交通路線的關系:“出現瘴氣記載的地點,大抵沿河流分布,如瀘水、瀘津、禁水、盤江等,此或與當時交通線路多沿河流兩岸而行頗有關系,而其更深入的地區還沒有進入北來的人們的視野。”

　　 諸葛亮《出師表》就描繪過瀘水的瘴癘:“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唐李賢注《后漢書》曰:“瀘水……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得無害。故諸葛表云‘五月度瀘’,言其艱苦也。”章懷太子在這里有點道聽途說了,瘴氣夏季盛行,不存在五月以后無害說,諸葛亮強調五月渡瀘,實際上是在強調全軍冒險南征的悲壯。

　　 實際上,在宋代以前,北方文化一直領先于南方,對于南方風土人情的描述往往出于北方人的手筆,即便是南方知識分子,出于對北方文化的仰慕,往往也會不自覺地按照北方主流價值觀看待本土。這樣我們也就理解土生于南方的知識分子為何照樣有對瘴氣的恐懼。

　　 后來瘴氣分布區域進一步泛化,成了幾乎整個南方的代名詞,這里有現實疾病的因素(惡性瘧等疾病分布的北緯33°以南正是秦嶺——淮河以南,恰恰是地理上的南方),也有主觀的惡意在里面。《魏書》卷九六《僭晉司馬叡傳》記載:“巴、蜀、蠻、獠、谿、俚、楚、越,……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虱、蛇虺之害,無所不有。”這是北魏官方對南方的描述,瘴氣已經儼然是南方落后的象征,北魏大臣楊元慎與南朝大將陳慶之在辯論南北方誰代表文化正統時也是拿瘴氣說事:“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蟄,攢育蟲蟻,□土瘴癘。”(《洛陽伽藍記》)古人的思維是一種整體思維,我們今天會把疾病與地域文化相區分,因為我們是接受科學主義熏陶長大的,但是古人并非如此,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內,主客一體相通,道、氣、太極之屬將一切聯系在一起,在這種思想之下,地域疾病當然與人有關,與文化有關,不正之地有不正之疾,疾病就這樣讓南方蒙羞。

　　 瘴氣問題發展到元明清時期概念內涵在擴大,在概念先行背景下,瘴氣變得越來越具體,原本“氣”不過是歸納性思維的一種泛指,但元明以后瘴氣一詞越來越具體,包羅萬象,各種山林沼澤毒氣、有害氣體均可能被指為瘴氣,甚至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反應也被稱為“煙瘴”,有關這一點可參看周瓊撰寫的《清代云南瘴氣與生態變遷研究》一書。

　　 雖然多數時間無奈,但古人有應對瘴氣的措施。首先,規避容易產生瘴氣的季節。例如冬季是南方動兵的好季節,因為此時惡性瘧等疾病處于低發期。唐代天寶以后,南詔崛起,對唐用兵多選在冬季瘴氣減弱之后,故唐朝專門在邊境設立防冬兵,冬來春去,因為暮春以后基本無警情。其次,規避容易產生瘴氣地帶。例如古人雖然不知攜帶瘧原蟲的蚊子是瘧疾病源,但是卻能憑直覺意識到潮濕地界多瘧疾,從而保持對“卑濕”環境的警覺。例如,宋代許洞撰《虎鈴經》卷一○《疫氣統論》曰:“結營須相山川卑濕之地。其濕燉毒氣襲人口鼻者,則山瘴之瘧癘生焉。”人們發現,可以通過改造城市死水面,或者搬遷遠離死水,達到躲避瘴氣的目的,這實際上就是遠離蚊蟲孳生地。《文苑英華》卷八三一唐舒元輿《鄂政記》記載:“鄂城置在島渚間,土勢大凹凸,凸者頗險,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議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閭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拔潴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全唐文》卷五一三《漳州圖經序》記載:“(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為名,尋以地多瘴癘,吏民苦之,耆壽余恭訥等乞遷他所,開元四年(716年)敕移就李澳州置郡,廢故綏安縣地也。”第三,古人有他們認為行之有效的醫療方法。例如,孫思邈《千金方》記載:“凡人吳蜀地游官。體上常須三兩處灸之。勿令瘡暫差。則瘴癘溫瘧毒氣不能著人也。”歷代醫書中都有大量關于瘴癘的藥方和治療方法。

　　 比起這些措施,瘴鄉消失更大的原因是觀念的改變。歷史上瘴氣和瘴鄉的涵蓋區域隨著時間不斷修正,龔勝生在《2000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曾指出,二千年來瘴氣地域的變化與南方的經濟開發歷程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系。目前有關瘴氣的所有研究幾乎都注意到了一個現象——瘴氣分布區域隨著時間推移在不斷縮小,很多“瘴鄉”不知不覺中擺脫了污名。左鵬對此的解釋是:“筆者相信,‘瘴’觀念的產生與衍化,‘瘴’分布區域的伸張與收縮,不僅描畫了中原諸夏對異地的地理觀念的形成與轉換,而且勾勒了諸夏文化向周邊地區傳播、中原民族向周邊地區轉移的過程……這也是諸夏文化不斷涵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將其納入諸夏文化的過程。”什么時候擺脫“瘴鄉”其實取決于兩點:一是當地融入主流文化圈的程度。當一個地方被主流文化圈所接受,自然也就擺脫了野蠻的象征——瘴氣。二是腳踏實地的感受。

　　 南北朝隋唐至少有部分人已經意識到不是所有南方地區都如傳聞所言那般恐怖。張謂撰《長沙土風碑銘(并序)》:

　　 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爀曦之日,冬無凜列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于圖書。鵩鳥似鸮,但聞于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為信哉?

　　 此處所言乃是長沙風貌,漢代賈誼去之前聞其卑濕,“自以壽不得長”,但張謂卻認為乃是傳言的夸張,用親身的實踐告訴世人這里并沒有那么可怕。賈、張之差異寧非漢唐之差異耶?如前揭所示,漢至南北朝眾口一辭,皆指南方卑濕可致夭亡,為南方開脫者蓋寡。唐以來此觀念出現動搖,此可視為北方人對南方地理全新認識之開端,至宋代,這種認識更加成熟,例如蘇軾。東坡是一個非常有趣充滿好奇心的人,他勇于嘗試一切新鮮事物,永遠相信用自己的眼睛感受世界而不是依靠書本,所以他可以改良古人煉丹法,可以嘗試自制蜂蜜酒。古人視嶺南為畏途。韋執誼、李德裕之類到了海南不久就郁郁而終,但蘇軾前往海南卻四處游歷,發現了百歲之鄉。《書海南風土》云:“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余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在人人厭惡的嶺南蘇東坡發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快樂聲音。對于瘴氣,他也相信自己的實際感受。《與王庠序》云:“瘴癘之邦,僵仆相屬于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尚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也。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與吳秀才三首》云:“夫南方雖號為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蘇軾認為,只要注意寒暖饑飽,不冒犯瘴癘,均可泰然處之,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這應該被視為時代疾病觀的進步。

　　 宋代以后,隨著嶺南日漸開發,瘴鄉之污名從這里逐漸褪去。清人屈大均已經隱約意識到了文化融合與人們心目中南方自然之害逐漸消弭之間的關系,《廣東新語》云:

　　 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故煙瘴稀微,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

　　 在清代,廣東地區早已擺脫了那些神秘可怖的陋名,對此屈氏做出了自己的解釋,其中最關鍵的是“在今日嶺南大為仕國”、“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故煙瘴稀微”云云,將嶺南自然之害消弭與嶺南地區融入主流文化圈(嶺南大為仕國)相聯系。清代持類似觀點者不乏其人,道光年間張際亮在拜謁韶關唐宰相張九齡祠時也留下一番耐人尋味的論述:

　　 劉禹錫貶連州,乃追怨張曲江昔曾言流官不宜與善地,故卒無后云云。然唐時嶺南節度已為雄鎮,其僚佐多一時名流,未聞有瘴鄉之感。然則諸臣過嶺而憤限不平者,皆為遷謫故耳,豈必果其地水土惡劣哉!今中外一家,南北富庶,然南方實樂于河朔,以今推昔亦可知也。

　　 張際亮談到了清代南北文化的融合(中外一家)、南方生活條件優于北方(南方實樂于河朔),指出唐代的嶺南惡名實際上來源于被貶謫者的惡劣心情,并非因為南方環境惡劣,這則又涉及到了史料的“話語權”問題。此可謂以清人之“嶺南觀”駁唐人之“嶺南觀”。千年以來南方風貌變化的曲折歷程隨著南北文化的交流,完全熔鑄與中華大一統的文化認知視域之中了。

　　 綜上,瘴氣起自于對多種南方地方病的恐懼,在口耳相傳中變得越發神秘恐怖,甚至成為了南方不開化的象征,但南北方的交融和南方最近一千年的長足開發,以及人們應對疾病能力的增強,使得恐懼感逐漸消退。而現代醫學概念對于瘴氣這個概念進行了最后的拆分,疾病終于回歸疾病,再也不是神秘恐怖的符號了。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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