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對自然主義知識論的主要質疑，其論據大致可被歸納為兩種，即規范性論據和先驗性論據。自然主義知識論對于規范性論據的辯護多數是防御性的，因為，是否接受這些理由常取決于我們是否接受本身的前提，因而未必能夠被其反對者接受。對于先驗性論據，自然主義知識論可以直接否定知識論中的先驗資源，也可以對先驗資源予以自然化。在對先驗性論據的討論中，自然主義知識論展示了更有效的自我辯護策略。

　　 關 鍵 詞：自然主義知識論  知識論規范  先驗性

　　 英文的“知識論(epistemology)”一詞在1854年被蘇格蘭哲學家費里爾首次使用，用來指稱對認知的科學研究，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認知科學。①當今知識論學界的自然化進路可被看作一種試圖恢復對知識論的費里爾式理解的不自覺的努力。自然化的知識論(naturalized epistemology)或自然主義知識論(natualistic epistemology)有著諸多不同的版本。盡管各版本在許多根本性問題上看法并不一致，卻共享所謂自然主義立場(naturalistic position，簡稱NP)，即，獨立于經驗科學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

　　 一個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需要對“什么是知識”“如何才能有效地獲取知識”“知識的目的、來源和種類是什么”等問題給出具有說服力的解答?？v觀哲學史，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中世紀托馬斯主義，到近代的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康德哲學、實用主義，及至當代各種哲學流派，無一不在尋找著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知識論的自然主義立場最早可以在休謨、杜威、桑塔亞納等人的哲學中找到根據②，不過當代英語哲學界對NP的研究常以蒯因的《自然化知識論》(1969)一文為起點。③在這篇文章中，蒯因論證知識論應該放棄笛卡爾式的對確定性的追求以及卡爾納普式的合理性重構，代之以對“感覺經驗如何形成對外在世界的認識”這種真實認知過程的研究；這種研究無法通過哲學的先驗分析來進行，而是需要依靠經驗科學。因此，蒯因堅持知識論應該成為心理學進而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并稱之為“自然化的知識論”。這一立場反對以獨立于經驗科學的方式來追求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一方面，這里所說的“獨立”是指構成知識理論的成分不能來自于經驗科學；另一方面，非自然化的知識論的“獨立”并不意味著與經驗科學完全沒有聯系，因為任何非自然化的知識論都不反對，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應該能夠應用于經驗科學，并從經驗中獲取證據。

　　 當代知識論界對NP的質疑主要有兩個方向，即“規范性論據(Argument of Normativity，簡稱An)”和“先驗性論據(Argument of the a priori，下文簡稱為Aa)”。前一個論據質疑NP是否能夠保留知識論的規范性，其討論大多在知識分析的研究進路中展開。后一個論據質疑傳統的哲學反思的方法在NP中的地位，其討論涉及更為廣泛的研究領域，如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對合理性的哲學和心理學研究等。本文將作分別討論，并闡明自然化知識論對它們可能的回應。

　　 一 規范性論據

　　 蒯因極其鮮明的自然主義立場引導許多學者系統地展開自然化知識論的工作。這些學者一方面考察科學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被當作知識的典型而具體的例子，并試圖從中分析知識的一般性質，另一方面從不同的學科和理論視角，對認知機制、知識產生和傳播的社會因素、在生物演化背景下的知識以及神經科學背景下的知識進行研究，力圖探求“對處于我們的身體、心理、生物、社會狀態下的認知主體而言，知識是如何可能的”。然而，有兩個重要的質疑一直困擾著NP：第一個質疑堅持認為，NP放棄了知識論規范，因而無法成為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此即規范性論據，其論證結構如下：

　　 (An1)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是規范性的，即能夠提供一個區分知識論地位(epistemic standing，簡稱ES)是否滿足的標準。

　　 (An2)經驗科學只提供知識產生過程中律則性(nomological)關系的描述，而不涉及(An1)中所要求的規范性維度。

　　 結論：經驗科學無法形成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

　　 ES指可以使信念成為知識的因素，即它可以滿足以下條件：

　　 S相信p，ES→S知道p

　　 即認知主體S持有信念p，當具有某種知識論地位ES時，p就能夠成為知識。(An1)要求ES是規范性的，即要求ES既能決定“S的信念p是否能夠被看作知識”，也能夠決定“兩個相互競爭的信念和中哪個更有資格被看作知識”。在多數知識分析的理論中，知識被定義為“被辯護了的為真信念”。按照這個定義，ES需包含為真條件和辯護條件，而辯護又是典型的規范性過程。(An2)認為，經驗科學如認知科學只是對認知過程與機制的律則性關系或因果關系的描述，比如只能描述視覺器官在特定環境中由某種刺激產生某種視覺感覺。但這種描述不具備知識論地位即ES，因而難以判定某一視覺感覺在知識論層面上是否成立，或是否優于其他視覺感覺。如果An的結論正確，則NP難以成立。

　　 NP對規范性論證的一種可能的回答是直接否定(An1)，即否認知識論地位ES是規范性的，而堅持知識論可以是純描述性的。蒯因的自然化知識論被提出后，一些學者便懷疑他的自然主義立場一定是純描述性的，因為這種立場完全失去了傳統知識論對規范性的要求。傳統知識論的規范性概念如辯護、證據等，在自然化的過程中都被一些因果律則性關系所替代。④不難看出，否定(An1)的純描述性的自然主義立場是一種替換性的立場，即如果它成立，那么作為哲學的知識論就無需存在。這個立場不乏支持者。比如，羅蒂、費耶拉本德和一些極端相對主義的科學社會學者們都堅持，“辯護”和“真理”的概念從根本上來看都是由社會性規范而非知識論規范來決定的。

　　 然而，對于絕大多數學者而言，否定(An1)的純描述性NP及其替代性后果難以接受。事實上，蒯因在后期也宣稱，他的自然化知識論并沒有否定知識論規范性的意圖，而是要將知識論的規范性自然化。他認為知識論規范就如同工程中的各種規范，是為達成某些目標(如真、預測)而使用的有效工具，只不過當其中的參數被確定之后，才看起來像是描述性的。⑤蒯因的回答策略堅持(An1)而否定(An2)，即承認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要能夠給出具有規范性的知識論地位，但并不認為經驗科學只能對刺激反應過程作律則因果性描述而無涉具有規范性的知識論地位；相反，具有規范性的知識論立場只有通過自然化的方式才能獲得理解。對于如何將知識論規范性自然化，蒯因未能予以系統的發展。而許多NP的支持者試圖從不同視角給出自然化知識論規范性的理論，其中以考布里茨和戈德曼的理論最為著名。

　　 考布里茨認為，自然化知識論應當把知識當成一個自然現象來研究，而不能像傳統知識論那樣忙于研究知識的概念。在化學中，鋁元素的概念研究對理解鋁元素的基本性質幫助不大。要理解鋁元素的基本性質需要對各種含有鋁元素的物質直接進行實驗，然后進行分析。同理，知識論學者也應該直接考察日常生活和科學中被視作典型的知識現象，它們共同凸顯的就是知識的真正特征。⑥因此，知識與鋁元素一樣，是個自然類。對于(An1)所要求的知識論規范，考布里茨認為，可以把它們看成人類獲取真信念的可靠的機制，而該機制是人類在演化過程中得以正確行動的工具。⑦這些機制對理解人和某些生物體的生存具有因果說明作用。通過研究可靠的獲取真信念的機制，知識論可以給出對ES的刻畫，因為這些機制不僅展示了知識如何運作，而且教導人們需要怎樣做才能以更有效的方式獲取知識。⑧因此，知識論是徹底經驗的、自然化的。但這并不妨礙知識論的自主性，因為知識論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問題，即對ES的刻畫。

　　 對于(An2)，考布里茨與蒯因一樣，反對“經驗科學只能對刺激反應過程作律則因果性描述而無涉知識論規范性”的看法。他認為，既然知識是通過可靠機制獲取的真信念，那么，自然化的規范性知識論立場就需要通過經驗研究來說明為什么求真是知識論的目標。在考布里茨看來，知識有其實踐性基礎(practical grounding)，即獲取真信念有工具性價值。真信念不必是求取知識的唯一價值，求取知識還可以有其他價值，如追求好的推理、追求幸福。然而，無論在求取知識的過程中選擇哪種價值，都需要有一個可靠的認知機制來判斷“哪些手段可以真正有效獲取相應的價值”。正因為這個實用性理由，求真就成了知識論中特別重要的目標。⑨

　　 戈德曼最早把知識看作由可靠機制產生出的真信念。由于主張認知主體不必對自己認知機制的可靠性擁有明晰的理解，戈德曼的知識論因而也是一種外在主義知識論，其自然主義立場十分鮮明，它堅持知識論的規范性概念如“辯護”、“保證(warrant)”等都是可靠地產生并保持信念的心靈和計算過程的結果，因此并不反對(An1)，并認為知識論的規范性標準來自認知機制的可靠性，而理解認知機制的可靠性則需要認知科學的幫助。⑩戈德曼不認同考布里茨對知識概念分析的否定，而是認為知識論研究應采取兩步走的方式：首先，概念分析決定認知過程的關鍵輪廓以及相關的概念，然后心理學和認知科學決定哪種認知過程可用并且可靠。他與考布里茨一樣反對(An2)，堅持具有規范性的自然化知識論。(11)在他看來，“哪些認知過程更為可靠”既是個科學問題，也是個規范性問題。知識論規范及其概念分析都應該是后驗的和經驗的研究。比如，斷定一個認知主體是否具有知識，是研究一個心理學實驗被試如何擁有可靠認知機制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運用類似數學或邏輯直覺那樣的概念進行判斷的過程。

　　 上述自然主義立場對認知科學的依賴顯而易見。兩者都依賴認知科學來解釋日常生活和科學活動中的可靠的認知機制?？疾祭锎膹娬{演化知識論和演化心理學對知識論規范性概念如真理、推理、證據等的說明，而戈德曼則更傾向于使用社會知識論和社會心理學等研究資源來揭示社會性因素對這些規范的形成和變化的影響。當然，上述NP以及對(An2)的回答都遭遇了批評。比如，內在主義者質疑戈德曼的自然化知識論會因其外在主義特征而無法照顧到認知主體的知識論責任，從而最終難以逃脫(An2)的責難。(12)另一些學者則質疑考布里茨以工具理性的方式來理解知識論規范過于狹隘。(13)盡管如此，對于規范性論據An所提出的質疑，通過對前提(An2)的回答，NP仍然能夠找到為自己辯護的資源。

　　 NP在回應規范性論據時所提出的理由是防御性的，可以用來說明為什么NP不會被規范性論據推翻，卻難以用來批評傳統知識論的弱點。而回應先驗性論據時，NP則會直指傳統知識論的弱點。造成這一區別的根本原因是，圍繞著規范性論據的討論常常在知識分析的研究傳統中進行，而且討論也常常在內在主義與外在主義的爭論背景下進行。一旦反對NP的學者們將NP所提出的理由歸為外在主義資源而難以處理內在主義所擅長處理的問題時，傳統知識論便總會在內在主義理論資源中找到安身之處。而當我們轉入先驗性論據的討論時就會發現，討論不再局限于知識分析傳統和內在主義與外在主義之爭的語境，而是不可避免地進入科學哲學、實驗哲學和認知科學這個“知識論”一詞最初所指的研究領域。同時，NP對先驗性論據的回應也會直接批評傳統知識論。

　　 二 先驗性論據

　　 所謂先驗性論據可以表達為：

(Aa1)知識理論是哲學理論，

在其建設中使用大量的先驗性的資源來說明獲取知識的過程。NP的知識理論也不例外。

　　 (Aa2)知識論中先驗性資源運作時的正誤標準獨立于經驗科學。

　　 結論：NP的知識理論無法不使用這些獨立于經驗科學的先驗性資源，因而是站不住腳的。所謂先驗性的資源在傳統知識論中主要指兩方面：一是知識論合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如推理規則、證據和理論之間的關系、說明和預測規則等。許多哲學家們認為，這些規則其可靠保證源自先驗的數學和邏輯規則。二是一些知識論直覺(epistemic intuition)和反思，如對真理、證據、辯護、保證的概念的直覺性理解。它們常常被用在一些假想案例如蓋梯爾問題上來進行的反思。先驗性論據認為，NP無法避免使用這些先驗性的哲學分析資源，因而有自我拆臺(self-defeating)之嫌。(14)

　　 對于(Aa1)，最直接的反駁是否定先驗性資源的存在。無論是先驗語句、先驗知識、先驗辯護還是先驗性的直覺，都存在著不同種類的刻畫方式，而沒有一種刻畫方式不存在問題。(15)普特南和基切爾(Philip Kitcher)等哲學家對先驗性的標準作出分析，并論證這些標準無法被滿足，因而所謂先驗語句或先驗知識都不存在。(16)與傳統知識論所堅持的純粹概念分析不同，一些自然主義支持者堅持所謂先驗性的資源都可以被經驗科學的資源替代。在先驗性論據Aa的支持者看來，考布里茨的論證是個先驗性的反思過程，因為它使用了如下推理：無論你追求哪種知識論價值，為了實現這些價值，都要去追求真信念。然而，考布里茨并不認為“追求真理是知識目標”這個結論是先驗反思的結果，而認為它是人類認知能力演化的一個結果，并不依賴先驗反思。也即在知識理論中，在(Aa1)支持者使用先驗性哲學展開分析的地方，NP的支持者會堅持以自然化的資源予以處理。在這種局面下，爭論就成為在說明同一個知識理論論證過程或概念特別是傳統知識理論中，在明顯地使用反思或直覺的地方，“以先驗的方式”和“以經驗的方式”之間，哪一種更為徹底更為圓滿。我們不妨通過幾個例子，來理解自然主義者如何說明傳統知識論以先驗方式來說明的地方。

　　 首先，考布里茨并不否認獲取知識的過程需要使用反思和直覺，但他認為反思和直覺過程完全可以用自然化的方式來理解。眼前晃過一只小動物，我們直覺地認為它是一只松鼠。這是常見的依賴于直覺的認知過程，但這完全可以是個后驗的過程，是在我們對周圍動物環境有所了解的情況下作出的快速判斷。反思過程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推理，而推理標準常常是數學和邏輯標準，其有效性是先驗地建立起來的。考布里茨認為盡管推理標準有其先驗性，但認知過程中對它們的使用并不要求認識到它們的先驗有效性，而是要求考量它們是否能用、是否好用、是否可靠等。而這些考量并不依賴先驗因素。(17)

　　 第二個例子是對數學知識的經驗主義的理解。經驗主義堅持數學知識是通過經驗的方式獲取與辯護的。密爾認為，算術和幾何中的基礎命題都可以在知識論層面上直接地被觀察和歸納概括來辯護，而非基礎性的數學命題可因與基礎數學命題相關而獲得辯護。(18)蒯因認為，所有數學命題都是一個具有說明力的整體性理論的一部分，該理論包括科學和方法論原則。在普特南看來，蒯因的整體論對分析與綜合的二分并不徹底，但對先驗知識的批判則十分成功。(19)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貝納塞拉夫(Paul Benacerraf)指出，我們最好的真理理論為數學語句中的抽象實體提供了為真條件，我們最好的知識論要求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能夠提供認知主體與(滿足為真條件的)知識所指稱的實體之間的因果關系的說明。然而，抽象實體難以進入這個因果關系中。由于先驗知識建立在必然真理和指稱抽象實體的語境為真條件中，先驗知識是否可能就成了問題。(20)而經驗主義對數學的理解則可以避免這個問題。貝納塞拉夫所說的因果關系也許過于狹隘，對于數學經驗主義立場來說，可以用更為廣泛的自然化知識論所要解釋的認知主體與認知對象之間的關系來替代這個因果關系。

　　 第三個例子是德雷斯克對證據和理由概念的自然化的處理。德雷斯克的可靠主義知識論建立在所謂“證據追尋真理(tracking truth)”的事實之上，即如果S因證據E而獲取知識P，那么除非P屬實，否則將無法得到證據E。(21)在德雷斯克的知識論中，證據并不像在傳統知識論中那樣，形成以先驗的邏輯關系來表達的辯護理由。在德雷斯克看來，以先驗的邏輯關系來表達的辯護理由永遠無法避免蓋梯爾問題。在他的知識論中，證據是以外在主義和自然化的方式被理解為認知信息產生和流動過程中的一種特征：S相信P，是因為信息P因果地引起S的相應信念。當信息P的載體，如知覺，記憶和證言等，為信念P提供滿足追尋真理的證據時，則可被看作知識。也就是說，當張三看到一只狼狗，因此形成自己看到狼狗的信念，那么，他的信念是知識，只要知覺形成的證據追尋真理，即假如S沒有看到狼狗，他將得不到那里有一只狼狗的信息。之所以說這個過程是自然化的，是因為整個過程是一個信息產生和流動的因果過程。之所以說這個知識論過程是外在主義的，是因為S自己不一定會意識到證據追尋真理的過程，他只需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自己的知覺被欺騙時，承認(assume)知覺給出的信息。在這里，證據這個知識論概念完全被自然化了。

　　 上述例子都是對(Aa1)的質疑。然而，圍繞著這些質疑還存在著大量的爭論，這也是Aa繼續存在的一個原因。我們不準備對相應的爭論作進一步考察，而是把注意力轉向對(Aa2)質疑，并引出如下立場：即使對(Aa1)的質疑不正確，也就是說，即使先驗性資源存在于知識論中，這些先驗性資源也無法獨立于經驗科學而在知識論中起作用，因而，NP仍然站得住腳。起碼有三個理由可以為這個立場進行辯護。第一，在知識論中對先驗性資源的運用需要經驗科學的幫助；第二，實驗科學對直覺多樣性的討論意味著認知科學在說明知識論直覺問題時不可或缺；第三，有限的合理性理論意味著，一個對于人類有用的知識論必須要考慮到認知主體認知能力的局限以及認知能力運作的語境條件，因而，沒有認知科學的幫助，先驗資源無法在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中起作用。

　　 先看第一個理由?？ㄗ媪_(Albert Casullo)指出，先驗資源在知識論中如想起到規范性作用，就要能夠被完全地闡釋出來(fully articulated)，否則只能成為一個神秘的理論假設，難以說服不同意見者，尤其是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者。完全地闡釋出一個先驗的知識論資源，比如先驗辯護，需要滿足以下三個要求：①起碼在現象層面上，提供信念被先驗地和非推理地被辯護時認知狀態的一般性描述；②解釋先驗辯護的信念屬于哪一類；③提供先驗辯護得以發生的條件。(22)許多支持先驗資源在知識論中起到規范性作用的學者，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入手，企圖找到滿足這三個要求的方式，但均難以令人滿意。卡祖羅認為經驗方法可以有效地滿足上述三個要求。這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認知科學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現象層面區分不同種類的認知狀態。先驗論支持者一般都會認為，一個先驗的認知過程(如在柏拉圖《美諾篇》中那個奴隸孩子獲得幾何知識的過程)與一個經驗的認知過程(如塞麥爾維斯找到引起第一產科病房比第二產科病房的產褥熱比例高的原因的過程)在現象層面上是兩個不同種類的認知過程，否則就需要解釋為什么同一種類的認知過程可依賴不同標準被視作先驗的和經驗的。其二，認知科學將有助于我們理解以先驗方式辯護一個信念的心理狀態。知識論對先驗辯護的說明不能只停留在展示一個信念如何在原則上被先驗地辯護，而需要說明一個被先驗辯護的信念是如何實際上被先驗地辯護的。這個說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先驗辯護的心理狀態。其三，經驗科學，尤其是認知科學有助于我們理解先驗辯護的導真性(truth-conductive)而非導誤性(error-conductive)。一般來說，知識論辯護過程，無論是先驗的還是經驗的，都應該使得被辯護的信念更有理由被看作為真，而不是相反。理解以先驗的方式建立并持續的信念如何導真而不導誤需要依靠經驗研究。其四，以上各方面的經驗研究有助于回答如何滿足先驗辯護的三個要求，而且為先驗論者提供進一步完善先驗論理論的資源。比如，一旦分清了各種先驗辯護過程所擁有的信念類型，將有助于先驗論理論更為清晰地區分經驗的和非經驗的。再如，對先驗過程的心理狀態以及導真過程的經驗研究，有助于先驗論者更為清晰地表述他們所追求的對先驗辯護過程的非因果性的說明。(23)如果卡祖羅的分析正確，那么，先驗性資源在知識論中的運作就不能如(Aa2)所說的那樣獨立于經驗科學尤其是認知科學的研究。

　　 知識論中先驗性資源的運用無法獨立于經驗科學的第二個理由，來自于實驗哲學對知識論直覺的研究。(Aa1)的支持者認為知識論辯護過程依賴大量的知識論直覺，比如，“2+3=5”，作為知識的信念必需是真信念，蓋梯爾問題推翻了知識是經過辯護的真信念的觀點。一系列實驗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與社會差異會引起基本的知識論直覺上的差異。比如，對單純的外在主義的可靠過程是否具有辯護作用，來自東亞文化的被試明顯地要比來自西方文化的被試更傾向于采取否定的態度。然而，如果這個可靠過程不是由物理過程而是由社會性約定建立起來的，那么，來自兩種文化的被試之間的差異就會變小。同樣，實驗也表明在面對受到蓋梯爾問題干擾的信念時，大部分東亞文化的被試認為這些信念是知識；相比之下，只有少數來自西方文化的被試認為這些信念是知識。(24)這個結論意味著，正是由于直覺上的差別，來自東亞文化的學生要比西方學生更難于理解圍繞著蓋梯爾問題所產生的知識分析。

　　 如果實驗哲學確實表明了人們對知識論標準的直覺差別很大，那么，傳統知識論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懷疑。畢曉普和特勞德指出，傳統知識論認為自然化的知識論是純描述性的，但實驗哲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傳統知識論才真正是描述性的，因為傳統知識論只選取了一部分不具備代表性的少數人群的直覺。真正的規范性知識論應該放棄傳統知識論研究策略，從“改良性心理學(ameliorative psychology)”的研究成果中探討人類是如何獲取更好的推理能力的。這種自然化的方法當然可錯，而且離不開直覺，同時它也意味著，扶手椅上的哲學直覺不必然成為權威。(25)當然，實驗哲學的研究結果并非不可置疑，人類的直覺并不像實驗哲學工作者們所宣稱的那樣強。(26)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即使實驗哲學所展示的認知直覺的多樣性是存在的，那些偏離標準知識論的直覺其實是錯誤的直覺，因而是無法威脅傳統知識論的。(27)這些對實驗哲學的質疑并未說服實驗哲學的支持者，因而相關的討論還在繼續，特別是對實驗哲學的質疑這個事實本身卻為“否定(Aa2)即否定知識論中的先驗性直覺的運用獨立于經驗科學”提供了支持，這一點尤為重要。由于一系列證據顯示了認知直覺的多樣性，而我們又必須判斷以各種方式展現出來的認知直覺多樣性是真的多樣性，還是對直覺進行研究的研究者們的幻覺；如果不是幻覺，我們又要接著判斷這種多樣性是否具有知識論上的意義。作出這一系列的判斷難以脫離經驗科學的幫助。

　　 最后我們來看第三個反對(Aa2)的理由。簡單地說，如果可被先驗辯護的推理規范在其應用過程中必須考慮到認知主體的認知局限的話，那么，這些規范在知識論中的運用就無法脫離那些幫助我們識別這些規范是否適用于特定認知主體的經驗科學，尤其是認知科學。推理過程中所運用的邏輯和數學規范一般被看作是被先驗辯護的。即使這種看法最終被證明優于對數學的經驗主義解釋，但并不意味著這些被先驗辯護的邏輯和數學規范在知識論中的運作可以脫離經驗科學，因為人類對這些規范的運用無法脫離自身的認知能力的界限。

早在20世紀上半葉，對人類理性能力的心理學研究就已經發現，人類在進行推理時常常并不像哲學家期望的那樣使用邏輯規范。

(28)當時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人類的推理過程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擾的結果，并不意味著人類的推理規則不遵循邏輯和數學規范。然而在20世紀下半葉，大量的實驗表明大多數人在面對大多問題時都不使用邏輯和數學規范。著名的例子包括沃森的翻牌實驗、卡尼曼等人設計的合取謬誤實驗等。這些實驗說服了許多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以新的方式看待人類認知過程中的推理規則的運用。(29)比如，一些學者認為人類的推理規范不必一定是形式化規則，也可以是本身帶有系統偏差(bias)的助勘式規則(heuristics)，或表征空間結構心靈模型。(30)另一些學者認為人類的推理能力是演化的結果，而演化過程中各種推理規則都與不同的實踐性目的相關，因此，推理規則的運用受到語境中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就是說，當語境中與特定推理規則相關的實踐性目的出現時，理性的認知主體便傾向于使用該推理規則；而當相關的實踐性目的在與境中不明晰時，認知主體則傾向于忽略該推理規則。(31)這種對人類使用推理規則的語境主義理解，是對(Aa2)的一種否定。因為語境主義的理解意味著，即便是一個被先驗辯護的邏輯規則，人類對其應用是否適當的標準也會受到與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對這些因素的理解無法獨立于經驗科學。

　　 我們通過檢視對自然化知識論的基本立場NP的兩個質疑，即規范性論據和先驗性論據，來探討辯護NP的可能性，以及認知科學與自然化知識論的關系。討論表明，對于規范性論據，自然化知識論可以找到自我辯護的理由，只不過這些理由多數是防御性的，因為是否接受這些理由常常決定于我們是否接受NP的前提，因而未必能夠被反對NP者接受。而對于先驗性論據，自然化知識論在辯護過程中展示了更為積極的態勢，即無論是對知識論中先驗資源的直接否定即否定(Aa1)，還是試圖自然化先驗資源的策略即否定(Aa2)，都對非自然化的傳統知識論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

　　 注釋：

　　 ①Steven Fuller,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 Life,Los Angeles,London,New Delhi:SAGE,2009,p.43.

　　 ②Geert Keil,“Naturalism”,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Dermot Moran(ed.),Routledge,2008,pp.255-257; Patrick Rysiew,“Naturalism in Epistemology”,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016,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epistemology-naturalized/,section 1.3.

　　 ③Willard van Orman Quine,“Epistemology Naturalized”,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pp.69-90.

　　 ④Richard Grandy,“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and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1994,vol.XIX,p.345; Keith Lehrer,Theory of Knowledge,Westview Press,1990,pp.168-172; Jaegwon Kim,“What is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2,Atascadero,James E.Tomberlin(ed.),Ridgeview Publishing Co.,1988,pp.388-391; Harvey Siegel,“Justification,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Philosophy of Science,1980,vol.47,pp.318-319.

　　 ⑤Willard van Orman Quine,“Reply to White”,The Philosophy of W.V.Quine,Lewis Edwin Hahn & Paul Arthur Schilpp(eds.),La Salle,Ill.:Open Court,1986,pp.663-665.

　　 ⑥⑧Hilary Kornblith,“In Defense of a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The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John Greco and Ernest Sosa(eds.),Blackwell,1999,pp.161-162,p.163.

　　 ⑦⑨Hilary Kornblith,Knowledge and Its Place in N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62,p.158.

　　 ⑩Alvin Goldman,Pathways to Knowledge:Public and Priv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6.

　　 (11)Alvin Goldman,Epistemology and Cogn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0.

　　 (12)Laurence BonJour,“Against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1994,vol.XIX,pp.283-300.

　　 (13)Thomas Kelly,“Epistemic Rationality a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A Critiqu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3,66(3),pp.612-640; Harvey Siegel,“Laudan”s Normative Natural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1990,21(2),pp.295-313.

　　 (14)Mark Kaplan,“Epistemology Denatured”,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1994,vol.XIX,pp.359-360; Robert Almeder,“On Naturalizing Epistemology”,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90,27(4),pp.266-267.

　　 (15)Albert Casullo,A Priori Justific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81-111.

　　 (16)Hilary Putnam,“There is at Least One A Priori Truth”,Realism and Reason:Philosophical Papers,vol.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98-114; Philip Kitcher,The Nature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17)Hilary Kornblith,Knowledge and Its Place in N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1-22.

　　 (18)John Stuart Mill,A System of Logic,J.M.Robson(ed.),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3,book II,chaps.V&VI.

　　 (19)Hilary Putnam,“‘Two Dogmas’ Revisited”,In Realism and Reason:Philosophical Papers,vol.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90-92.

　　 (20)Paul Benacerraf,“Mathematical Truth”,Journal of Philosophy,1973,vol.70,pp.661-679.

　　 (21)Fred Dretske,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MIT Press,1981.

　　 (22)Albert Casullo,A Priori Justific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64.

　　 (23)Albert Casullo,A Priori Justific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69-173.

　　 (24)Jonathan M.Weinberg,Shaun Nichols and Stephen P.Stich,“Normativity and Epistemic Intuitions” i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Joshua Knobe & Shuan Nichols(eds.),Oxford Univeristy Press,2008,pp.26-31.

　　 (25)Michael A.Bishop and J.D.Trout,Epistemology and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Judg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6)Jennifer Nagel,“Intuitions and Experiments:A Defense of the Case Method in Epistemology”,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12,85(3),pp.495-527; Jennifer Nagel and Kenneth Boyd,“The Reliability of Epistemic Intuitions”,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Edouard Machery & Elizabeth O”Neill(eds.),Routledge,2014.

　　 (27)Ernest Sosa,“A Defense of the Use of Intuitions in Philosophy”,Stich and His Critics,Michael Bishop and Dominic Murphy(eds.),Wiley-Blackwell,2009,pp.101-112; Timonthy Williamson,“Review of Joshua Alexander,Experimental Philosophy”,Philosophy,2013,88(3),pp.467-474.

　　 (28)R.S.Woodworth.and S.B.Selles,“An Atomosphere Effect in Formal Syllogistic Reasoning”,J.Exp.Psychol.,1935,Vol.18,pp.451-460.

　　 (29)Edward Stein,Without Good Reason,Clarendon Press,1996; Keith Stanovich,Who is Rational:Studi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asoning,Lawrence Erlbaum Publishers,1999.

　　 (30)Gerd Gigerenzer,Simple Heuristics That Makes Us Smart,Peter M.Todd & the ABC Research Group(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1)Jerome H.Barkow,The Adapted Mind: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Leda Cosmides & John Tooby(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Two Minds:Dual Processes and Beyond,Jonathan St B.T.Evans & Keith Frankish(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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