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甘肅省政協主席 歐陽堅

　　南梁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南梁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處處閃耀著群眾領袖的革命風范、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是南梁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愛戴和敬仰的群眾領袖，南梁精神中閃爍著他們智慧的光芒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南梁精神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帶領人民群眾在創建和發展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逐漸培育和形成的一種革命精神。南梁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南梁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處處閃耀著群眾領袖的革命風范、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

　　群眾領袖是“面向群眾”的模范

　　面向群眾是南梁精神的根基，也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群眾領袖帶領人民群眾創建和發展南梁革命根據地的基礎。堅持一心為民、執政為民，始終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陜甘邊黨和紅軍、蘇維埃政府的根本宗旨。在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以對人民群眾的無限忠誠，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愛戴和堅決擁護，為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奠定了精神根基。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作為陜甘紅軍和南梁蘇維埃政府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堅定不移地走群眾路線，選舉群眾代表參與政府工作，參加政權建設和社會事務管理。他們從來不以黨組織領導、部隊首長和政府主席自居，始終把自己看成紅軍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的普通一員。群眾和戰士看見他們如同見到親人，親切地稱他們為“我們的老劉”“老謝”“仲勛”。根據地每個農戶都是他們活動的落腳點。習仲勛在創建南梁革命根據地時，“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在斗爭中“和群眾休戚相關，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連，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被當地群眾稱為“謝晴天”的謝子長，在戰斗中身負重傷，在犧牲前還心系著人民群眾，他說：“就這樣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我給他們做的事太少了!”在陜甘革命根據地第二次反“圍剿”斗爭中，劉志丹指揮紅軍部隊取得慕家塬戰斗的勝利后，連夜制定和部署紅軍下一步的作戰計劃，直到凌晨才和衣而眠，但在這時有兩個老鄉趕了幾十里山路來到部隊要見劉志丹，正好碰到張達志。張達志對他們解釋說：“劉志丹工作了一整夜，剛剛和衣睡下。”兩個老鄉急忙向張達志說：“我們不驚動，就在窗孔里瞅一瞅也行。”這時劉志丹從屋里走了出來，張達志上前報告說有兩個老鄉要見他。劉志丹對兩個老鄉說：“我就是劉志丹，老鄉有什么事?”兩個老鄉緊緊握住劉志丹的手，激動地說：“沒事、沒事，我們就是想見見您，您就是我們的老劉啊!”僅從這幾個小事例中，就可以看出群眾領袖與根據地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也呈現出群眾領袖的人格魅力。

　　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這是陜甘邊紅軍和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前途和基礎，是南梁精神中最鮮明的特色。毛澤東到達陜甘根據地后，非常贊賞根據地的群眾工作。他對劉志丹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我到陜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并說：“劉志丹同志犧牲后，陜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毛澤東稱贊劉志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謝子長是“民族英雄”“雖死猶生”，習仲勛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群眾領袖是“堅守信念”的楷模

　　堅守信念是南梁精神的核心，也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群眾領袖，帶領人民群眾創建和發展南梁革命根據地的靈魂。他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義無反顧地投身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在各種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和曲折復雜的工作環境中，始終堅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帶領陜甘紅軍和根據地群眾英勇奮戰，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并發展成為幅員廣大的陜甘革命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根據地。

　　大革命失敗后，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革命，在陜甘地區先后組織和發動了大小70多次武裝起義，但都失敗了。面對屢次挫折和失敗，他們毫不氣餒，斗志更加堅定，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之后，認識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他們憑借著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在經過創建寺村塬、照金革命根據地失敗的基礎上，最終成功創建南梁革命根據地，把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推向了高潮。在斗爭過程中，盡管他們屢經挫折和失敗，并且多次受到黨內“左”傾錯誤執行者的排擠打擊、被降職撤職，甚至在錯誤“肅反”中被逮捕關押，在面臨著被槍斃、活埋的危險情況下，仍然堅守信念，不懼失敗挫折、不怕流血犧牲，百折不撓、愈戰愈勇。劉志丹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時，就堅定地表示：“入黨就是要為自己的信仰奮斗到底。作為一個人來說，奮斗到底，就是奮斗到死。”謝子長在入黨宣誓時激動地說：“我把一切都交給黨了，我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習仲勛回憶說：“那時沒有最大的犧牲決心，是不能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獄之后一年多的農村生活，使我親身體會到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以及舊社會極端黑暗的情況，激發了我革命的勇氣，不管多么辛苦，就是下決心要革命。”1932年9月，陜甘紅軍游擊隊在戰斗中失利，謝子長率部隊退居到人煙稀少的梢山中，由于敵軍圍剿和封鎖，部隊處境困難，產生了一些消極情緒，謝子長鼓勵大家說：“用不著悲觀，不要怕失敗，應當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更加奮發起來，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在紅二團南下失敗的時候，劉志丹深切地鼓勵干部戰士說：“月亮都有時圓時缺呀!革命在一時一地的失敗，算得了什么?失敗了再干呀!”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這種百折不回、堅守革命最終會走向勝利的信心，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朱德滿懷深情地評價：“劉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為黨犧牲，均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以不同方式組織革命軍隊，雖屢經失敗，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變，垮了再來，再垮再來，這種精神和毅力是建軍的基本條件。”這是對陜甘邊共產黨人的高度評價。

　　群眾領袖是“顧全大局”的典范

　　顧全大局是南梁精神的特質，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是南梁精神中顧全大局的典范。在革命斗爭中，他們不僅具有高度的黨性原則，而且具有顧全大局的團結精神，不為一己之私而犧牲革命利益。雖然他們在錯誤“肅反”中一度遭受冤屈，但是他們忍辱負重，嚴于律己，襟懷坦蕩，能夠從黨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發，妥善處理黨內存在的一些分歧，盡一切努力維護黨的團結，維護紅軍部隊的團結，真正做到了“相忍為黨”。

　　1932年2月，由于西北反帝同盟軍主要領導人在部隊整頓問題上意見分歧，發生了第1支隊繳第2支隊槍的“左”的錯誤，在危險時刻，劉志丹說：“2支隊的把槍交給1支隊，不要反抗!”他的冷靜處理使事態未惡化，保存了革命力量。1935年2月，陜甘邊區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斗爭取得勝利后，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卻無端指責南梁革命根據地領導人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梢山主義”“濃厚的土匪主義”等錯誤。面對一大堆批評指責，為不影響團結、鞏固已取得的革命成果，劉志丹、習仲勛等領導人沒有展開任何討論和表現出任何不滿情緒，而是以革命利益為重，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同時，為支援陜北根據地的建立和開展反“圍剿”斗爭，南梁根據地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抽調部分武器、經費，并派出陜甘邊紅軍主力部隊，支援陜北開展反“圍剿”斗爭。1935年9月，“肅反”開始時，多以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的名義，將當事人調往后方然后予以逮捕。習仲勛對此也進行了抵制，并不顧自己可能隨時遭到逮捕的危險，堅守崗位。當時有同志提醒他暫時離開去躲一躲，習仲勛堅定地說：“不能走。我落一個法西斯分子，把我殺了，我也不能走，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義叫回來的，我怎么能走呢?”劉志丹在“肅反”中被關押，由于劉志丹在根據地紅軍和干部群眾中的崇高威望，根據地300多名紅軍和群眾聚集到瓦窯堡，要求見一見自己的“老劉”。迫于民意，那些“左”傾錯誤的執行者不得不把關押中的劉志丹放出來，跟大家見個面。劉志丹向關心自己的干部群眾揮揮手說：“同志們，我一切都好，你們一定要顧全大局，堅守自己的戰斗崗位，加強紅軍內部的團結，堅決粉碎敵人的‘圍剿’，用戰斗的勝利來迎接中央紅軍的到來!我們內部的事情，不要著急，中央來了就會得到解決的。”

　　更難能可貴的是，劉志丹在“肅反”關押中被黨中央營救獲釋后，從容面對不公正的待遇，并告誡那些蒙受冤屈的同志說：“中央來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辦了”，勸大家把過去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要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會解決好的。正是靠著這種顧全大局的精神，南梁革命根據地經受住了種種嚴峻考驗，并在革命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這也是南梁革命根據地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的核心所在。

　　群眾領袖是“求實開拓”的杰出代表

　　求實開拓是南梁精神的精髓，是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群眾領袖，帶領人民群眾創建和發展南梁革命根據地的根本保證。他們始終堅持真理，勇于擔當，不斷創新，堅持把黨的革命理論同根據地的斗爭實踐結合起來，按照客觀條件決定政策，獨立處理重大革命問題，對建立革命武裝、創建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實行統一戰線、加強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都有創造性的貢獻，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思想品格。

　　南梁革命根據地是中國革命處于低潮時創建和發展的，這需要高超的智慧。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在建立革命武裝上，針對陜甘邊地區國民黨軍閥武裝、地方民團武裝、土匪綠林武裝等較多的實際，創造性地實施了“三色”建軍策略，創建了陜甘邊革命武裝。劉志丹說：“紅軍一個根據地就吃不開，要經常調個窩，調換著住，這樣才能存在”。習仲勛說：“‘梢林主義’是創造根據地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把蘇區叫做‘梢林’，這是從三原、渭北平原碰釘子碰出來的。……‘梢林’，距敵人統治中心較遠，其統治力量鞭長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生長和存在，有利于根據地的開拓和發展。”為此，他們確立了“狡兔三窟”的發展戰略，成功地探索出了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陜甘模式”。

　　敢于擔當，始終堅持黨的正確領導，是南梁精神中求實開拓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彰顯出作為群眾領袖的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敢于堅持真理、敢于修正錯誤的政治勇氣。在革命斗爭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堅持從實際出發開展工作，使根據地得以創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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