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周憲，文學博士，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主要從事美學、藝術理論和視覺文化方面的研究，通訊地址：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漢口路22號南京大學藝術學院，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南京 210093

　　 原發信息：《文藝理論研究》第20241期

　　 內容提要：在中國，西方美學的文獻學研究及其資源建設的相對薄弱，影響了本土西方美學研究。為解決這一問題，提倡西方美學的比較文獻學研究很有必要。比較文獻學研究一方面描繪出西方美學經典在西方發展流變的知識圖譜，另一方面描畫西方美學經典在中國傳播接受的知識圖譜。通過這兩個知識圖譜的比較分析，可以清晰地揭示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有何特征、熱點、嬗變和盲區。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可以針對性地彌補“短板”，改變西方美學經典的譯介和資源建設狀況，全面提升本土西方美學研究的水準，爭取中國學者更多的國際學術話語權。

　　 關鍵詞：西方美學/經典/比較文獻學/知識圖譜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美學經典及其中國傳播接受的比較文獻學研究”[項目編號：17ZDA021]階段性成果。

　　 晚清以降，隨著西學東漸大潮，西學譯介開始以日譯本為中介，開始了漫長的“理論旅行”。這時，西方美學也開始了登錄中國的歷程，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積淀，遂成為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西方美學的概念、范疇、命題和研究方法，已深入中國現代美學知識的肌理之中，成為本土美學不可或缺的重要學術資源。

　　 西方美學之于中國美學的意義是多重的。一方面，它為中國現代美學的建構和創新提供了資源，并為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轉換提供了參照；另一方面，西方美學也演變成本土美學研究的一個獨立領域，吸引了許多美學愛好者。相較于西方美學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只有短暫的一個多世紀，不少西方美學經典業已成為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文獻，成為中國現代美學知識構架的有機組成部分。然而，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中國美學界對西方美學的文獻學研究及其資源建設工作，仍是一個有待開發的領域。比如，我們對西方美學的了解仍有一些盲區和空白，有不少西方美學經典我們未曾接觸，甚至完全不了解。國內美學界所撰寫的不少西方美學論著，由于缺乏堅實的文獻學基礎，存在著以下現象，諸如參考文獻雷同單一，歷史描述和問題設計大同小異，低水平重復現象較為普遍，批判性的觀點創新不足等。因此，在今天努力創造中國美學話語體系的大背景下，提倡基礎性的西方美學文獻學研究，推進西方美學經典的系統譯介，提升文獻資源建設的水平，就變得十分緊迫了。

　　 本文聚焦于西方美學的比較文獻學問題，關注如何在中西兩種文化背景中展開經典文獻的比較研究。一方面是要搞清楚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總體情況，另一方面又必須了解本土對西方美學經典的譯介和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找出“短板”并補齊“短板”，進而提升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水準，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并贏得中國學者更多國際學術話語權。

　　 西方美學文獻譯介及其問題

　　 晚清以降，中國美學界譯介了不少的西方美學經典。從學術史的長時段角度看，一個多世紀的西方美學翻譯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晚清到民國，這一時期對西方美學文獻的譯介多限于日譯本，且缺乏系統引進，還處在零星介紹階段。王國維即是一例，其美學研究就引用了康德、叔本華等人的理論和文獻，使西方美學成為重構中國美學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參照系。他獨創性地在西方的“優美”和“崇高”之間，提出了一個中國美學范疇“古雅”，這就把中國古典美學與西方美學置入了跨文化比較的結構之中。第二階段是民國時期，出現了較多、較為系統的翻譯和研究。這一時期由于不少學者留學歐美，直接接觸到西方美學原著，這就改變了此前流行的依賴日譯本轉譯和研究的局面，很多學者直接從西文原著著手翻譯。加之清末民初一大批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西方美學遂成為一些高校的相關課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直接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民國時期一方面培養了西方美學的研究人才，另一方面也促進了知識界和出版界對西方美學經典的譯介和研究。第三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這一時期由于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意識形態等原因，嚴格意義上的西方美學譯介甚至研究都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而俄蘇美學的譯介一度成為熱潮。但隨著1957年中蘇交惡，俄蘇美學也不再流行。第四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西方美學的不少文獻被翻譯成漢語，形成了自民國以來的第二次西方美學經典的譯介高潮。這一時期隨著各種形式的“文化熱”和“美學熱”，形成了老中青三代薪火相傳的本土“美學共同體”，開創了西方美學研究及經典譯介和研究的新局面。然而，百多年來中國發展的曲折坎坷，使得西方美學經典的譯介和研究系統性和持續性有所不足，經典文獻的資料積累和規劃都顯得比較薄弱。

　　 從著述類型上看，西方美學的譯介主要有三類。其一是專著翻譯，即完整的一卷本或多卷本著作的翻譯，前者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后者如黑格爾的《美學》三卷四冊。專著翻譯又分為兩種形式，一是單本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二是以譯叢或系列叢書的翻譯出版，如1980年代中后期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學譯文叢書”，2000年以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世紀美學譯叢”等。其二是讀本或文集翻譯，又分為兩種形式，一是對西方學者編撰的美學讀本或文集的翻譯，比如李普曼《當代美學》，另一種是中國學者自己遴選翻譯的譯文集，比如宗白華的《西方美學名著譯稿》，或朱立元總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四卷本等。其三是單篇論文的翻譯，刊行于國內正式出版的學術刊物或書籍中。在1993年以前，由于中國沒有加入日內瓦國際版權公約，未經授權的譯文翻譯較常見，如社科院哲學所美學史編譯出版的《美學譯文》輯刊三期。中國加入公約后，對版權授予和侵權高度重視，這類未經授權的西方美學論文的翻譯便越來越少。

　　 歷經一百多年好幾代人的遴選、翻譯和介紹，西方美學最重要的人物和著述有不少已有漢譯本。這些西方美學的理論資源，對推進中國的美學研究和知識生產，無疑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老一輩美學家，如朱光潛、宗白華、繆朗山、羅念生等，他們身兼數種角色，既是西方美學的研究大家，亦是系統譯介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著名翻譯家。他們的出色工作，為西方美學經典文獻引入中國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工作。今天，一些有關西方美學經典的知識學和學術史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促使我們反思一百多年來西方美學的譯介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已經有更好的條件來改進和完善這一基礎性的工作。

　　 一個多世紀的西方美學譯介和研究可圈可點，但也存在著一些不容小覷的問題。首先，西方美學的文獻學研究相當薄弱，所以我們對西方美學經典的總體情況仍缺乏完整的了解。在已經譯介的文獻中，哪些屬于經典？哪些是一般性著述？哪些西方美學經典已經進入中國？哪些沒進入且我們全然不知？本土學者對這些經典的研究水準如何？已有漢譯的那些經典，其原始版本和漢譯本情況怎樣？不同譯本有何差異？這些復雜的問題并沒有非常確切的答案。最重要的問題是，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是否因為文獻不足而造成一些局限？

　　 美學學術史的大量事實表明，在本土的西方美學譯介中，學者個人的學術興趣起決定性的作用。一個學者讀過什么、知道什么并對什么感興趣，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他對譯介目標的選擇。再加上譯介往往是個人的事情，缺少團隊合作，因此充滿了偶然性和隨機性。近代以來，本土從事西方美學翻譯的主要有兩類學者，一類學者可稱之為博學型學者，另一類則可名之為專一型學者。前者視野開闊，知識面廣，興趣多樣，因此所遴選的西方美學經典亦豐富多樣；后者的視野和興趣則相對狹小，只對某些類型的文獻感興趣，且一輩子就執著于某幾個文獻的譯介和研究。另外，還有很多人所共知的原因，導致了西方美學經典的翻譯有所局限，比如譯介者西方語文能力，接觸到的文獻版本和國外研究資料的限制，國內特定的社會政治氣候等，都對西方美學經典的漢語譯介工作造成了復雜的影響。所以到目前為止，很難說我們已經完整準確地描繪出了西方美學經典的“全景圖”。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西方美學經典譯介甚至研究中亦有值得反思的現象，時至今日，特別有必要從文獻學和學術史角度來加以反省。首先，從西方美學經典譯介的來源文獻的歷史分布來看，“重現代”而“輕古代”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不平衡現象。西方古代美學遠離當下，在現有的學科體制內，科研項目、成果發表和學術評價等均不如現代美學更有吸引力，加之古代語言的難度(如古希臘語或拉丁語)和古代文化的復雜性，以及古代文獻不易獲得，所以譯介西方美學的古代文獻往往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凡此種種現實情況，必然導致了西方美學經典古代文獻譯介方面的明顯不足。

　　 再一個問題是西方語文的差異所導致的不平衡現象。晚清和民國初年時多借重日譯本，改革開放以來卻是嚴重依賴英譯本，這都帶來一些復雜的知識學問題。由于中國外語教育多年來一直是英語獨霸天下，而其他西方語文均為所謂“小語種”。同時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言，文獻的獲得也相對容易，因而英語也就成為西方美學經典翻譯的主要途徑，往往是有英文譯本的其他語種文獻才有漢譯本，所以形成了本土西方美學經典翻譯的一個特殊景觀。一方面，原文是英文的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翻譯，遠遠超過了其他任何語種；另一方面，有英譯本的其他西文美學經典，也比較容易譯成漢語，而直接從各“小語種”翻譯的美學經典相對困難。這種從英譯本轉譯成漢語的現象，就帶來了很復雜的知識學問題，即英語學界對某一文獻的譯介、理解和闡釋，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學界對該文獻的理解和闡釋，誤讀、誤解和以訛傳訛的情況時有發生。直到最近幾年，在許多有識之士的努力下，出現了從西文原文(如德文或法文等)重譯這些著述的新趨向，這個還原性的工作其實很有必要，但難度很大，因為“小語種”人才相對較少，而有興趣從事艱苦的美學翻譯的就更是非常有限了。所以，如何鼓勵美學研究者多學一門小語種，超越英語主導的局面而回到西方美學經典的原文翻譯，乃是未來西方美學經典譯介甚至研究的一個難點。

　　 從西學知識學角度說，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總目及相關文獻的目錄學研究，在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中也是很薄弱的，所以本土學者對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學術史和文獻學缺乏深入了解，由此造成了兩種最常見的西方美學經典翻譯現象。其一是多倚重于一些有雙語能力的美學家，他們翻譯什么決定了很多人了解西方美學經典的視域，因此西方美學經典譯介工作帶有一定的個別性和偶然性；其二是跟蹤追逐西方學界的風向變化，西方當下流行什么美學理論，就趕緊跟風翻譯介紹，失去了中國美學界對西方美學的主動選擇權和批判性反思。凡此種種都在提醒我們，本土西方美學的譯介和研究亟待改進，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必須從頭開始做起。在青年學者中，猶有必要提倡扎實的西方美學文獻學方面的訓練，并切實改變讀幾個漢譯本就斗膽放談西方美學的局面。

　　 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的問題

在中國美學界，西方美學的研究大致有三種知識生產類型。第一類是西方美學史研究，這構成了中國近代以來西方美學研究的主要領域，吸引了大批學者，也產出了數量可觀質量卻并不高的西方美學史著述。第二類是西方美學的專題研究，聚焦于西方美學的某個專門問題，比如古典美學中的“美”“悲劇”或“崇高”，或是現代美學中的“現代性”“先鋒派”或“藝術終結”問題等。第三類是專人研究，

即某個美學家的生平傳記和美學思想的研究，比如康德、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本雅明、巴赫金、朗西埃或阿甘本等。

　　 在這三類研究中，西方美學史的研究最熱鬧，也最多產，體現了本土西方美學研究的主導興趣和關注焦點。照理說，相較于美學的專題研究和專人研究，美學史研究的難度要大得多，因為美學史研究要掌握大量歷史文獻，并有深厚的歷史學知識，需要對美學的歷史演變和發展軌跡做深入分析。盡管如此，美學史還是吸引了很多學者。在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的“西方美學”名下，對相關書目的簡單統計表明，總數為83種著作中，西方美學史研究的著作多達53種，西方美學專題論著17種，西方美學原著翻譯讀本或文集13種。這說明，西方美學史著作在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領域，高達文獻總量的64％。這里，我們有必要追問，為何中國學者熱衷于西方美學史的研究？答案是非常復雜的，既有中國學者重史學的傳統，又有當代西學知識在本土接受的問題，還有知識生產的文化社會學問題。進一步的問題是，中國學者的西方美學史研究是否建立在足夠的原始西文文獻基礎之上？中國的西方美學史研究水準如何？以亞馬遜卓越網上書店和當當網的書目的不完全統計為例，改革開放以來40年間，中國學者撰寫并已出版的西方美學史著作多達40多種，這與西方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如果我們檢索西方大型數據庫或出版社，可見到的西方美學史通史類英文著述(包括英譯本)通常不到十種。

　　 美學史研究通常分為通史與斷代史兩類。也許是中國傳統學術歷來重視史學研究的緣故，也許因為中國學者都希望完整把握西方美學的歷史嬗變，所以西方美學史研究在中國一直興盛不衰，老中青三代學者均筆耕不輟，新作紛至沓來。但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如果把專治西方美學史的學者分為“老一代”和“改革開放一代”兩代人的話，從其學術研究的知識準備和積累來說，兩代人的治史方式有很大的差異。舉朱光潛為例，其西方美學史研究從第一手西文文獻入手，進而準確把握西方美學的歷史發展；而改革開放以來，許多中青年學者研究西方美學史，則多是利用已有的漢譯文獻來研究，其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只要對2000年以后出版十多本西方美學史著作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它們的參考文獻差異很小，多限于已有的漢譯本，鮮有老一輩學者那樣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西文文獻基礎上的西方美學史研究。如果進一步對晚近的美學史著作的觀點、分析、判斷加以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差異性很小，重復度很高，創新性有待提升。這提示我們，由于西方美學文獻資源的束縛和限制，我們的西方美學史研究進展有限，存在著很多低水平重復之作。所以美學界有一個共識，那就是迄今為止無人超越朱光潛半個世紀前的《西方美學史》，盡管該書留有那個時代的印記。究其原因，對第一手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掌握是關鍵所在。

　　 反觀朱光潛等一代學者，從第一手西語文獻出發來研究，直面原始文獻，同西方美學家直接對話，其研究保持了很高水準。例如，朱光潛先生獨自撰寫兩卷本煌煌五十多萬言的《西方美學史》，為此做了充分的文獻學基礎工作，翻譯了大量西文原文文獻。201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朱譯《西方美術史資料翻譯(殘稿)》兩卷本即是明證，這清楚地說明老一代美學家治史的方式與后繼者們有多么大的不同。誠如朱光潛在其編選凡例中所語重心長坦陳的：翻譯這些文獻，用意一方面是替《西方美學史》的論點提出根據，另一方面是讓讀者接觸到一些第一手資料，以便進行獨立研究和思考。離開了第一手資料，要進行獨立的研究和思考幾乎是不可能的。

　　 照理說，今天接觸西方美學經典應該比朱光潛時代便捷得多，文獻來源也豐富得多，但本土西方美學史的文獻資源建設工作卻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一是研究者的西語語言能力所限，二是對文獻的重視不夠，文獻學功夫明顯不足，三是我們這個時代“數量重于質量”的風氣所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我們尚缺少西方美學經典展開文獻學方面的系統研究，不清楚西方美學經典總體狀況，更不清楚專治西方美學史的最低文獻要求是什么，雖敢闖禁區的勇氣可嘉，但限于文獻資源短板而總有某些缺憾難以避免。這個事實告訴我們，要使中國的西方美學史研究達到和西方學者的對話水平，甚至引領國際西方美學史研究的風尚，沒有豐富扎實的西方美學經典文獻學基礎，是完全不可能的。

　　 除了美學史研究之外，專題和專人研究也很重要。本土的西方美學專題研究范圍廣闊，涉及體系、范疇、轉向、跨學科等諸多層面。據筆者在CNKI(知網)“中國學術期刊網”做的初步統計顯示，鍵入“西方美學”主題詞后，結果是2000年以后的文獻量多達2483篇，年發表論文篇數從2000年的94篇，2009年達最高值180篇，2000-2024年年均發文162.5篇。按主題排序，排在前20篇的主題分別涉及：主體間性，藝術本質，審美教育，翻譯，美學史的不同分期，中國接受，馬克思《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對西方美學的誤讀，德國古典美學，方法論，歷史觀等；按高被引排序，前20篇研究的主問題涉及范圍有：生態美學，實踐存在論美學，主體間性，亞里士多德，反諷，文化轉型，身體美學，審美概念，現代性，加達默爾，從中國美學看西方美學等。由此可見，中國學者對西方美學的問題意識有幾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有明顯的本土問題視角，強調從中國本土文化的語境出發來審視。換言之，這些研究帶有清晰的、自覺的本土問題指向，尤其是一些論文以中國美學視角來觀察西方美學，或是從中國問題來回應西方美學，甚至是對西方美學一些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第二，追蹤國際學術前沿，許多在西方美學中尚屬新的課題，或是在西方美學中屬于一段時期內的熱點問題，在中國美學界亦有不少回聲，這些研究努力發出中國學者自己的聲音，諸如生態美學、身體美學、現代性等。第三，相當多的研究屬于前沿課題，但一些古老的話題甚至傳統的美學思想，也沒有被完全冷落，從亞里士多德到美育等即如是。

　　 不過存在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對這些排列在主題和高被引前列的前20篇論文的參考文獻加以分析，對西方美學經典文獻和新研究成果的參照能力相對較弱。盡管我們不能斷言有豐富的經典文獻一定產出高質量的創新性成果，但缺乏豐富有效的經典文獻資源，要產出高質量的創新性的成果是很難的。更不用說在本土研究西方美學，要提出有別于西方學界的中國人自己的獨到觀點，并使西方同行心悅誠服地接受并欽佩這些觀點，這就更需要扎實的文獻資料做后盾。

　　 如果我們把西方美學看做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知識系統。那么，在中國語境中探究西方美學，自然會形成一些重點區域。這突出表現在重現代輕古代的學術取向中，換言之，大多數學者很自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在現當代美學上，這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為語言問題，古代語文，無論是古希臘語還是拉丁語，都是很難掌握的。其次，相較于現當代文獻，古代文獻也不易獲得，且版本流傳情況復雜。再次，從學術興趣上說，古代問題多限于古代歷史文化，與當下的社會文化有相當距離。所以，古代美學自然不會吸引很多學者前往，反之，現當代美學直接面對當下情境，很容易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但是，就一門知識的系統性而言，重現代而輕古代，常常導致西方美學研究的不平衡現象，尤其是古今美學文獻翻譯方面的失衡，這顯然是需要我們加以改進的。

　　 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一方面是一些基礎文獻資源的建設顯得不足，另一方面則是研究本身對基礎文獻的重視不夠，所以高質量研究成果并不多。相較于中國古代美學研究，西方美學的文獻學基礎要相對薄弱一些，而中國古典美學由于是依賴于母語，文獻積累工作有相當基礎，所以高質量的成果相對較多。在國內西方美學研究界，一些研究規范似乎并沒有系統地建構起來。如前所述，一個普遍的問題是在本土的西方美學史研究中，無論是通史還是斷代史甚至是專題史研究，需要多少基礎文獻才可以進入，不少學者并沒有自覺的意識。不管文獻資料的多寡，都敢于介入西方美學史研究，這必然導致美學史研究水準有待提升。更有趣的現象是，由于西方美學文獻分布的差異，加之重現代輕古代的風氣所致，西方美學史研究多偏重于現當代，對希臘、羅馬、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美學，甚至巴洛克、啟蒙運動、浪漫主義美學研究都顯得冷門，而現代主義之后的美學研究則熱鬧非凡。針對這一情況，在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中，強調文獻學基礎和文獻學意識，是十分重要，且有針對性的。

　　 本土西方美學研究的另一個明顯問題就是重譯本輕原典。雖然外語在今天已是許多學者最常用的工具之一，但是倚重西方美學漢譯來研究的情況還是很普遍，只要對國內各種西方美學研究著述稍加翻檢，便可以看到這一“短板”。對西方美學原典的重視，首先是出于學者自己研究的需要，因此很多有外語能力的學者會把注意力局限于自己感興趣的對象上，而為本土西方美學研究全局而做的譯介并不是他們必須要做的工作。再者，中國目前的學術評價體制是重科研輕翻譯，因此譯介西方美學文獻往往是費力不討好的事，與其花氣力去翻譯西文文獻，不如著書立說更實惠。當然，最關鍵的是熟練掌握一門外語并非易事，加之大多數本土美學研究者在中文和哲學學科，外語并不是他們的強項，而外國語學院的老師卻又對美學往往興趣不大，這就形成了一種多學科合作的困難。美學強的人外語弱，外語好的人對美學又無興趣，很難形成一個多專業合作的譯介西方美學的學術共同體。

　　 以上三個方面的問題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本土西方美學研究，對它們的分析不但要立足于本土語境，而且必須延伸至中西跨文化語境，只有通過中西不同語境中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比較分析，才可以進一步探明我們的研究存在著哪些盲區，哪些問題，哪些局限，以及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西方美學的知識圖譜

　　 改善本土的西方美學文獻建設，必須從一些基礎性的工作開始。

　　 第一個基礎性的工作是目錄學研究。要深入西方歷史文化的語境，以西方哲學學術史為參照，搞清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歷史、分布、影響和流變，進而編撰出西方美學經典的目錄學，描繪出西方美學發展演變的知識圖譜。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因為即使在西方美學界，也沒有一致認可的美學經典文獻目錄學，不同時期和不同美學家會提出不同的美學經典文獻的篇目。那么，如何在浩瀚如煙的文獻中去選擇并確定西方美學經典呢？如何根據這些經典的流傳演變情況描畫出西方美學的知識譜系呢？可從以下幾個層面入手展開工作。

從學術史角度看，有幾類西方美學著述尤為值得注意。美學史是最便捷地進入西方美學語境的著述類型，因為美學史的研究會將不同時期重要的美學家及其著作逐一討論，做出特定的闡釋、評價和歷史定位。比較有趣的現象是，西方學者撰寫的美學史(尤其是通史)數量很有限，據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Bibliographies(牛津文獻學)網站顯示，英文美學通史類著作只有鮑桑葵、吉爾伯特和庫恩、塔塔凱維奇、比爾茲利4本，這些著作均已有漢譯。克羅齊和李斯托威爾的美學史也已有漢譯。晚近比較興盛的是國別美學史和斷代美學史，①在希臘美學、中世紀美學、文藝復興美學、啟蒙美學、浪漫主義美學、當代美學等方面也有不少佳作。這些西方學者撰寫的美學史著作，系統地清理了美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其關鍵著作，提供了西方美學經典“歷史地圖”。通史的處理方式從古到今，而斷代史則更為精細地挖掘特定時期的美學資源。但是一個美學史家往往有自己的偏好，比如Paul Guyer的三卷本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4年)，采取了英美流行的分析哲學來清理美學人物和著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當代“法國理論”的諸多重要人物均不入他“法眼”，如福柯、德里達、拉康、阿爾都塞、巴特等，均被嚴格排除在美學法門之外。這里就提出了兩個有趣的問題，

其一是美學研究中研究者個人偏好與學科共同體的共識之間的關系問題，即美學史家的個人判斷與美學共同體的共識之間是否存在著一致或差異性關系？以及如何處理這樣的關系？另一個問題則觸及美學的知識生產與傳布的地理學，歐美學術有差異，歐陸與英倫亦有不同。這種不同在塔塔凱維奇、克羅齊和英美學者的美學史中體現得彰明較著。所以，在探究西方美學的歷史知識圖譜時，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些或隱或顯的差異，進而在差異中發現共識，并以此作為我們進一步厘清西方美學目錄學的依據。

　　 第二類有用的著述類型是各式各樣的讀本或選集，這類書是美學家為了教學和研究方便，從林林總總的書目中選出來的重要篇什。一般來說，讀本篇章的遴選反映出編選者自己對美學的理解，深受特定時期美學議題和焦點問題的影響。所以說，選什么篇什進入選本是有其理由的。讀本或文選通常有兩種規制，一是按照編年史結構，二是問題單元結構。前者如Albert Hofstadter與Richard Kuhns共同主編的Philosophies of Art and Beauty:Selected Readings in Aesthetics from Plato to Heidegg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年)，后者如John A.Fisher主編的Reflecting on Art(Mayfield，1993年)。相較來說，后一類讀本或文選似乎更值得注意，因為讀本或文選的問題設計，實際上反映出不同時期美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熱點的變化。從上世紀英語世界流行的若干美學讀本的分析，可以發現議題變化的一些規律性現象。比如上世紀30-5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創造性問題一度占據著讀本或文選的重要地位，60年代以降，隨著法國理論的傳播，文化政治成為美學討論的熱點問題，諸如階級、性別、族裔、大眾文化等討論占據了美學的重要位置。再比如，隨著人文學科中“語言學轉向”的大趨勢，60年代以前直接借重語言學或符號學來探究美學的并不占主導地位，此后卻是英美美學的主潮，從分析美學，到言語行為理論，到符號學派，再到語言哲學等，語言學的方法論滲透在各種美學分支之中。②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一些有重要影響的美學家，自己不但撰寫了重要的美學著作，同時也編撰了有相當學術水準的讀本，像朗格、迪基、魏茲等都編撰過問題單元的美學讀本。③那么，什么文獻能進入這些美學知名學者的視野，它們又處于什么樣的歷史承續和問題關聯中，是值得我們細細琢磨的。

　　 第三種類型是西方美學的經典作家撰寫的專題性美學著述。這些美學家們如何處理自己與美學過往的歷史關系？如何從過去的歷史文獻中尋找思想資源？如何對歷史上的美學理論或觀念做創造性的闡發？這些都是我們發現西方美學知識圖譜的重要途徑。美學經典的意義不僅在于歷史上的作用，而且還在于對思考當下的文化和藝術有所啟迪。換言之，歷史上的文獻所以為后人閱讀，那是因為這些文獻可以對理解和解決當下的問題有所裨益，這就是經典的當代意義。我以為，西方美學著述的作者有三類不同的知識生產角色。第一類是“美學思想家”，從本雅明、阿多諾、海德格爾、薩特、德里達、福柯、巴特等。所以稱這一些人為美學思想家，那是因為他們在更高的哲學層面上提出了重要的美學觀念，對當代美學的發展有深刻影響。有時，這些美學思想家往往引用一些不被人們所關注的歷史文獻，甚至有些文獻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美學文獻，但是經由這些思想家的重新闡發，卻呈現出異常獨特的美學思想史意義。這么來看，對美學經典文獻的理解就必須加入另一個維度——經典的“文本生產性”，即過去的文獻在今天能夠激發和生產出新的思想和觀念。第二類可稱之為“美學理論家”，他們在美學領域具體提出了許多新的美學命題。較之于美學思想家，他們的影響力往往只限于美學及相關領域，而美學思想家的影響則遠遠超越了美學。美學理論家在西方美學界亦有一大批風云人物，諸如詹明信、伊格爾頓、古德曼、伽達默爾、維爾默、比格爾、克里斯蒂娃、巴丟、朗西埃、瓦蒂莫、阿甘本等等。這些理論家更加專業，對美學文獻也更加熟悉，他們如何使用這些文獻成為我們探尋西方美學經典的一個“導游圖”。在很多情況下，美學思想家們的思想正是通過美學理論家而得到廣泛傳播，所以美學理論家如何利用歷史上的美學文獻變得更有啟發性。比如美國著名學者詹明信，他關注德法的思想史和美學史資源，通過對德國批判理論和法國后結構主義理論創造性綜合，提出了他自己獨創的美學理論，對當代西方美學產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第三類我們稱之為美學研究者，他們是更加專業的美學工作者，研究的課題更加專門，往往聚焦于美學領域中的某些分支學科或研究亞領域，從美學的諸多問題，到各門藝術問題等等不一而足。這類學者是美學研究的主力軍，所以他們更加關注歷史上的美學文獻的美學史意義，以及對于解決當代問題的價值。

　　 通過以上幾類著述的分析、統計和查證，大致可以描繪出西方美學經典的知識圖譜。這個圖譜包括幾方面的內容：其一，哪些美學家在西方美學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二，他們的哪些著作或文獻具有經典的地位和意義；其三，這些美學家及其思想之間存在著怎樣的歷史傳承或顛覆斷裂關系。在今天大數據的時代，可以通過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方法，在更加宏觀從層面上描畫出西方美學經典的知識演變軌跡。比如，利用谷歌N-gram算法的圖形軟件Ngram閱讀器，對谷歌公司已有的(截止2012年)的520萬種全文識別的圖書資源進行識別，可在其中找到相關人物及其著述幾百年間的出現頻次，從而描繪出不同哲學家或美學家在不同語區和不同時段影響力的變化軌跡(如下圖)。

　　 這三張圖表的軌跡非常值得分析。首先，三位美學思想家在德語區和英(英式英語)法語區影響軌跡是不同的，在德語區是逐漸下降，而英法語區則逐漸上升。其次，三人在德法語區的起伏時段上是一致的，而在英語區的起伏則是另一種形態。康德、黑格爾均有過幾次高峰期，尼采則是平穩上升的勢頭。但在英語區總體逐漸上升，高峰期的時段也不同于德法語區。再次，在德語區，康德和黑格爾是總體下降的趨勢，而在英語區則是逐步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康德，始終處于高位狀態。這些變化的軌跡顯示出他們著述被接受和被關注的程度，社會文化的風向轉變，以及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知識生產狀況等。

　　 較之于其他學科，美學目錄學在西方還比較薄弱，在中國幾乎是無人問津。中國傳統學術所說的文獻學，大致相當于西方的目錄學。④依據《不列顛百科全書》目錄學(bibliography)的定義是：“目錄學是研究和描述書籍的科學。目錄學可以是1)按某種體系編制書目(稱描述性目錄學)，或2)研究書籍的書目(稱版本目錄學)。目錄學一詞還用來指稱這種研究的成果；目錄學著作可以是有關某一具體作者著作或某一學科著作的系統知識，或是有關某一國家或某一時期圖書的完整資料。”(《不列顛百科全書》446)其中“有關某一具體作者著作或某一學科著作的系統知識，或是有關某一國家或某一時期圖書的完整資料”這一概括，正是我們所說的西方美學文獻學研究需要認真去做的工作。如果我們不清楚西方美學著作的系統知識或完整資料，要在這一專業領域做出中國人的偉大貢獻是決然不可能的。相比之下，西方學術的其他領域已有很多目錄學研究的成果值得借鑒，比如藝術史研究領域，就有比較完備的目錄學研究和著述，而且這些目錄學著述總是在不斷更新再版，提供最新的目錄學文獻篇目。⑤相比之下，美學目錄學的著述還不多，也許是因為它常常是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而存在，被哲學史的龐大文獻給淹沒了；或許是美學目錄學尚未引起西方學者的高度關注。據筆者對國內外相關資源的文獻檢索，尚未發現一本可以和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Art History(第一版1980，第二版2004)比肩的美學目錄學著作。唯一一本以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Aesthetics命名的目錄學著作于1890年在美國伯克利出版。該書共分為六章，分別為1)審美學說(歷史描述，來源資源——古代與中世紀，現代部分分為英美、德國、法國、意大利，以及美學心理學)；2)美學理論的主題(美、崇高、神秘、恐怖、怪誕等)；3)美的藝術(文學除外，藝術史，藝術的一般論述，不同藝術的特殊討論)；4)文學(歷史與理論，詩歌、散文)；5)批評；6)其他各種文獻。⑥這本書曾被鮑桑葵列入其《美學史》的參考文獻。晚近有一些美學工具書對西方美學經典的目錄學有所列舉和討論，通常是羅列一個重要文獻的目錄，或是按不同時段列出最重要的美學著述，但還算不上是嚴格意義的美學目錄學。⑦

　　 西方美學本土接受的知識圖譜

　　 西方美學是一個“舶來品”，輸入中國不過百多年歷史。然而，在中國當代人文學術領域，西方美學卻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知識領域。遠的不說，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各種各樣的西方美學理論和觀念都不同程度地進入了中國語境，成為我們知識生產和觀念創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所以，總結改革開放甚至晚清以來西方美學的本土接受情況，也是必須展開的一個基礎性的學術史工作。

　　 中國近現代以來的西方美學研究，其接受史的知識圖譜的描繪有多重路徑，這里，我關心的是本土研究中有哪些西方美學經典文獻被國人所接受、翻譯、研究并產生了何種影響。從王國維一代到朱光潛一代，再到李澤厚一代，直至今天的中青年一代，中國美學的好幾代人承前啟后，研究了不少西方美學的理論派別，譯介了不少西方美學重要著作。但是，沒人能說得清究竟多少西方美學經典進入了中國學界，這就需要我們對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做目錄學的整理、分析和統計，進而描繪出一幅西方美學在中國傳播和接受的知識圖譜。毫無疑問，西方美學中最重要的人物及其著作顯然已經引起了中國學者的注意，從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現代的康德、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等。但是，還有很多西方美學經典或著述我們尚不知道，既無譯介，更無研究。舉例來說，中世紀美學其實有大量文獻國人均未涉及，雖然近些年來中世紀美學在西方和中國都有回暖的趨勢。再比如，雖然英語美學文獻的翻譯遠勝于其他語種，但是相當數量的18和19世紀的英語美學文獻我們從未涉及。比如英國在90年代末出版了兩套叢書，《18世紀美學文獻》和《19世紀美學文獻》，⑧每套都有8卷之多，收錄了著兩百年英倫三島的著名美學家的著述近20種，而這些文獻在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中幾乎沒人注意到，更談不上譯介和研究了。這些情況表明，西方美學重要著述或經典文獻的譯介研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么，我們如何看待本土學界對西方美學經典的接受和研究呢？我們只有搞清自己的“家底”，才能進一步拓展本土西方美學經典的譯介和資源建設工作。

就本土的西方美學研究來說，還是需要從西方美學的各類著述中探明情況，以下幾種類型的著作尤其需要注意。首先是西方美學文獻的漢譯，這是考察西方美學經典的中國“旅行”的有效路徑。

就中國美學界的代際構成來看，民國時期的許多美學家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因此他們的西方美學研究往往直接參考西文原著；建國以后的許多美學家由于特定歷史條件所限，直接參照西文美學原著來研究美學往往不大可能；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外語已被高度重視，但像民國一代那樣直接用西文文獻來治西方美學的學者總體上還不多，只要對當代學者所撰寫的西方美學著作的參考文獻稍加翻檢，就會發現相當數量的參考文獻是已有的西方美學經典的漢譯本。其次是西方美學史的研究。從本土西方美學研究總體情況來看，國內學者尤為鐘愛撰寫西方美學史，出版的西方美學史論著數量幾倍于西方。通過中國學者所撰寫的西方美學史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西方美學經典文獻進入了中國美學的視野，以及它們被如何評價和闡釋。再次是西方美學研究專著。這類書在中國的美學研究中非常豐富，題目多樣，數量龐大。從專題研究到專人研究到學派研究等。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青年學者撰寫的西方美學研究型著作井噴式地出現。對不同的西方美學研究著述的分析，可采用歷史分期原則來取樣，每個時代美學研究專著的總量情況，按比例地取得一定數量的來源文獻的樣本，從中瞥見本土學界對西方美學的接受和闡釋水平。復次是西方美學研究論文。中國美學界研究西方美學的大量論文，表現出中國學者對西方美學經典的不同理解和應用，這類研究可以借助CSSCI來源期刊和知網(CNKI)等大型數據庫來檢索和查詢，從高被引學術論文中確定統計樣本，然后對這些作為樣本的高被引論文中具體查探西方美學經典的被引和被研究的真實狀況，得出一些重要的統計數據。再復次是大量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力軍是高校的研究生，而博士生的水準代表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未來。從大學體制來看，中國的美學研究專業分散在各高校哲學、中文、藝術和傳媒等相關系科，博士學位論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中國美學知識生產領域，因為它的一個特點是由青年學子撰寫，他們思想敏銳，觀點新穎，代表了學術界最具發展潛力的科學共同體。最后一個類型是美學教材。中國大學均開設了美學原理課程，因此，美學原理教材一直是中國美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陣地。各種教材的數量巨大，品質不一。教材大約有如下幾種類型：一是概論型教材，主要講授美學基本原理、概念、問題和方法；二是西方美學教材，或是涉及西方美學史，或是涉及西方美學重要人物及其著作。除了直接標明“美學”的教材外，在文學理論、藝術理論、設計理論等專業教材中，也多有西方美學經典的引入和闡發。透過這些類型的著述的統計分析，大致可以看清西方美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狀況，進而楬橥本土學者關注什么、忽略什么、缺少什么等問題。以上幾個方面的來源文獻系統分析和整理，再延伸擴展至其他相關文獻，組成一個文獻方陣，一張西方美學在中國接受和傳布的知識圖譜也就可以清晰地描畫出來。

　　 西方美學經典的比較文獻學研究

　　 比較文獻學是以現代文獻學為基礎，聚焦于跨文化的“理論旅行”的文獻學比較，旨在探究特定文獻在不同文化語境的不同知識生產、傳播和接受領域的文化差異性和相關性。薩義德曾把一種理論從其發源地到達另一文化的情況，稱之為“理論的旅行”。他認為這種旅行滋養了所到之地的文化和智識生活，所以“觀念和理論從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轉移的情形特別值得玩味”(薩義德 266)。在特定時期，外來理論的說服力是加強了還是減弱了？它產生了公認的還是無意識的影響？是被創造性地借用還是大規模的挪用？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薩義德尤其關注的問題是：“需要具備一系列條件——姑且可以把它們稱之為接受條件，或者，作為接受的必然部分，把它們稱之為各種抵抗條件——然后，這一系列條件再去面對這種移植過來的理論或觀念，使之可能引進或者得到容忍，而不論它看起來可能多么地不相容。”(薩義德 400—401)薩義德所說的這些復雜情況在西方美學的中國“理論旅行”中都出現過，哪些西方美學理論進入中國語境，并被中國學者或創造性的借用，或大規模挪用，它們發生了什么變異和作用。

　　 比較文獻學聚焦文獻，采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就西方美學經典而言，就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厘清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總體情況，描繪出一個西方美學經典的知識圖譜；另一方面，又需要摸清近代以來中國傳播接受的情況，描繪出經典文獻在中國流傳的知識圖譜。顯而易見，這兩張圖譜一定存在著許多差異，而兩者之間的差異正是我們反思本土西方美學研究特色、成就和問題所必須的。通過這兩張知識圖譜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中西美學關于西方美學的不同認識和闡釋，特別是對經典文獻認識的差異。由此可以找出我們西方美學研究未來可以改進的路徑，尤其是在文獻資源建設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最終提升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水準，并在西方美學研究領域形成中國話語權，努力發出具有中國問題意識的學術聲音。

　　 那么，如何來比較中西兩張不同的知識圖譜呢？以下兩個方面是比較文獻學研究的重心所在。第一，中西語境中西方經典美學家名錄對比。兩相對照首先可以發現哪些西方美學家在中國美學語境中“在場”，哪些美學家“缺場”了，在此基礎上編制出西方美學經典作者的中國語境中“在場”與“缺場”名錄。此名錄的編制基本反映出中國一個多世紀西方美學研究關注的重點和忽略的人物。有了這個對比名錄，便可展開一些頗具知識學意義的延伸性分析。比如對“在場”名單中的西方美學家進一步分析，考察他們分別是在什么時間進入中國美學的知識系統的，與那個時期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相關性何在，他們后來的學術生命又如何等。再比如，弄清最初是哪位中國美學家譯介和研究的，這些譯介當時以及后來又對中國美學產生了何種影響。進一步的研究是對“在場”名錄上的西方美學家的“出場”頻次做集中和分散的分析，具體考察他們在中國美學一個多世紀的知識建構歷程中的如何此消彼長，特別是晚清、民國、建國后和改革開放后四個不同時期的不同接受情況，進而描繪這些美學家在中國語境中被關注熱度的變化曲線。這一研究還可以進入關鍵詞分析。威廉斯的關鍵詞對我們很有啟發性，他發現了一個規律性現象，關鍵詞在某個時代會一組一組地出現，它們彼此之間所產生的“關聯性不僅是思想的而且是歷史的結構”。因此，威廉斯強調關鍵詞研究的“一個主旨是強調各詞語的相互關聯”(15-16)。如果我們把威廉斯的這個發現用于西方美學經典在中國的“理論旅行”，那么，我們也會驚異地發現，西方美學家及其經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在不同時期也是一組一組地“出場”的。同時，他們的成組出場也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美學概念或關鍵詞，使得美學研究在特定時期出現了議題、觀念和方法上的變化。西方美學家誰和誰一起在什么時期共同出現在中國美學場域中，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西方美學經典作家的相關性研究，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的結構以及面臨的主要問題。

　　 從方法論上說，比較研究可以在兩個層面上展開，一是統計學的經驗研究，它涉及大量的數據處理和分析，最終形成某種量化的數據表達；另一層面是抽象的、邏輯的理論分析，它著重于現象的質性判斷和解析。努力將統計學的量化分析和理論的質性分析相結合，可客觀公正地評判西方美學經典在中國美學的現代發展中的作用，以及中國美學對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研究和資源建設存在的問題。

　　 第二，中西美學經典文獻的目錄學比較。這一比較集中在中西美學經典文獻的書目比較。透過這個比較可以明晰地看出哪些西方美學經典進入了中國美學的知識系統，哪些經典仍處在被忽略和被遺忘的狀態。從目錄本身的比較來說，這是一個比較技術性的活兒，只要對中西兩個經典書目稍加比對，就可以發現在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中有什么、缺什么、多什么、少什么。但問題并非這么簡單!我們需要從這個比較中進一步做一些延伸性的研究，如以下一些方面展開的延伸。其一，比較兩個書目相同部分的書目，尤其分析這些經典書目在中國一個多世紀的傳播接受過程中的集中與分散的分布情況。比如，中國美學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專注于哪些西方歷史階段的文獻，哪些語種的文獻，哪些作者的文獻，等等。還有，哪些文獻雖已譯介卻被冷落而缺乏關注，它們為何不被本土學者所重視等。其二，中國美學知識系統中所缺乏的西方美學經典文獻，也要進行集中與分散的結構分析，哪些時代、語種和人物的經典文獻最容易被忽略，這些忽略與中國本土社會和文化及特定時期有何種關聯。其三，在中國傳播和接受的西方美學經典的版本文獻學研究，著重考察最熱門的前20到50和100種文獻，形成一個從Top20到Top50再到Top100的目錄清單。這個清單可以清晰地揭示哪些西方美學經典被中國學界所接受并給與高度的關注。最后，西方美學經典漢譯本所依據的原始版本情況分析、不同漢譯的版本分析等等。我以為，經過這樣的比較文獻學研究，便可以完整把握西方美學經典在中國傳播接受的情況。

　　 以上我們討論了本土西方美學的一個新領域。其實在比較文獻學基礎上，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拾遺補缺地翻譯編撰西方美學經典，使中國美學界的西方美學經典更趨豐富和多樣。反觀中國學者撰寫的西方美學史，由于材料所限，時有文獻不足、觀點雷同等問題。如果西方美學經典文獻的系統譯介工作有較大提升的話，便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中國的西方美學研究狀況，提升我們西方美學研究的學術質量，增強中國學者對西方美學的批判性話語的聲音。

　　 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國力提升，中國學術面臨著重新調整中西學術關系的歷史契機。如何將我們從一個“理論進口國”轉變為“理論出口國”，乃是未來一代中國學者不可推諉的歷史重任。俗話說得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只有系統深入了解西方美學經典之后，才有可能掌握攻玉的“他山之石”。

　　 注釋：

　　 ①前者如H.B.Nisbet,et al.German Aesthetic and Literary Criticism,Vol.1-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85)；后者如Paul Guyer.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4)。

　　 ②比如以下兩個讀本就明顯不同，Melvin Rader ed.,A Modern Reader of Aesthetics(New York:Henry Holt,1935,1952); Peter Lamarque,and Stein H.Olsen,eds.,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Oxford:Blackwell,2004).

　　 ③Susanne K.Langer ed.Reflections on Art:A Source Book of Writings by Artists,Critics,and Philosophers(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58); George Dickie,et al.,eds.Aesthetics:A Critical Anthology(New York:St.Martin”s,1989); Morris Weitz ed.Problems in Aesthetics:An Introductory Book of Readings(New York:Macmillan,1959).

④在漢語中，文獻是指“有歷史價值和參考價值的圖書資料。”(《現代漢語詞典》)在國內學術界，文獻學的概念多指中國古典文獻學，“文獻學主要是研究文獻的形態、文獻的整理方法、文獻的鑒別、文獻的分類與編目、文獻的收藏、文獻形成發展的歷史、各種文獻的特點與用途、文獻的檢索等等。

”參見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5。在西文中，沒有單一的文獻學概念，有多個概念來意指這一學科，與本文所討論的問題最為接近的就是bibliography。依據《牛津英語詞典》，這個概念的單數形式是指一本著作中的參考書目，而其集合名詞的意思則是指“一些書籍作者、印制、出版和編輯等方面的歷史或系統描述”。這個概念的另一種譯法是“目錄學”。

　　 ⑤在美學史領域也有很少一些文獻目錄學的著作，比如Charles M.Gayley,and Fred N.Scott,eds.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Aesthe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890)；但藝術史學科這類目錄學著作卻有很多，而且文獻非常豐富。典型的如Etta Arntzen,and Robert Rainwater,eds.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Art History(Chicago: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980)，就是一本很有用的藝術史經典文獻的目錄學著作。這本經典的目錄學著作晚近又出了第二版，做了較大修訂，增加兩百多頁新的目錄內容。見Max Marmor ed.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Art History 2(Chicago: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2004).

　　 ⑥Charles M.Gayley,and Fred N.Scott,eds.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Aesthetics(Berkeley,1890).

　　 ⑦參見以下書目：Eran Guter.Aesthetics A-Z(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 Dabney Townsend.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esthetics(Lanham:The Scarecrow Press,2006); Anna Christina Ribeiro.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Aesthetics(London:Continuum,2010).

　　 ⑧John V.Price ed.Aesthetics:Sourc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Bristol:Thoemmes,1998); John V.Price ed.Aesthetics:Sour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ristol:Thoemmes,1999).

　　 原文參考文獻：

　　 [1]《不列顛百科全書》詳編(第二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2.Beijing: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1999.]

　　 [2]愛德華·W.薩義德：《世界/文本/批評家》，李自修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Said,Edward W..The Text,the World,the Critic.Trans.Li Zixiu.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9.]

　　 [3]雷蒙德·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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