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審民國社會學史上的社會調查派

呂文浩

導言

　　

　　 根據中國社會學史研究學者的意見，從1918年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陶孟和發表《社會調查》一文起，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前，在這大約二十年間，中國學術界曾經出現過一場“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其影響超出社會學一門學科的范圍，擴大到一般知識界。[1]

　　 “中國社會調查運動”一詞，據筆者掌握的文獻資料，初見于李景漢1927年發表的論文《中國社會調查運動》，此文刊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的學術刊物《社會學界》第1卷。其后約八九年，燕京大學以吳文藻為首的社會學者倡導側重文化分析的社區研究，以所謂“社會學調查”取代“社會調查”，此時的“社會調查”在吳文藻領導的社區研究派眼里，已經由廣義轉為狹義，專指那些以“科學的態度，客觀的方法”搜集數字統計資料的調查方法。而“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則成為以曾經在英美流行的社會調查為榜樣，旨在謀求社會改良、社會服務的一場學術運動。本文以“社會調查派”來概括社區研究派所批評的這一學術流派。

　　 1932年和1935年的秋天，應燕大社會學系主任吳文藻的邀請，當時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頂尖學者，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派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布朗教授（A.R.Radcliff-Brown）先后來到燕大講學，分別把社會學人文區位學和社會人類學功能學派的學術理念傳遞到未明湖畔。以派克和布朗在當時世界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力，燕大這批青年學者自然是崇拜不已，他們的學術熱情被點燃起來了；在這兩種學術流派的影響下，他們在吳文藻的領導下，提出了以社區研究來推動社會學中國化的學術思路。要推動社區研究的進展，除了引介學術新潮以外，他們還要面對成長已逾十年，如日中天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此時社會調查的陣營里已經涌現出了一批學術中堅，如先后主持北平社會調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陶孟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人口與勞工問題專家陳達、主持平教會定縣實驗區社會調查工作并先后出版《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和《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等名著的李景漢、主持金陵大學農家經濟調查和土地利用調查的美籍學者卜凱（John Lossing Buck）等。在吳文藻麾下的，僅有剛剛從芝加哥大學留學歸國的趙承信，若干名研究生和高年級本科生。盡管這些青年學者早在大學時期就已經在老師的指導下展開學術研究，在《社會學界》、《北平晨報·社會研究》等學術舞臺上初試身手，顯示出非凡的學術潛力，但在學術功力和影響力上，仍不能和陶孟和、陳達、李景漢和卜凱等名家相提并論。抗戰前三年，社區研究派主要是介紹人文區位學和功能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不遺余力地鼓吹社區研究的優越性。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往往是把“社會調查”作為學術對手，以與“社會調查”的區別來界定“社區研究”的特征；為了掃清社區研究前進道路上的障礙，他們并不是對“社會調查”進行全面的學術總結，承前啟后，而是頻頻貶斥，不乏尖刻之詞。盡管他們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其片面性也不容忽視，因為，此時的他們無心亦無暇去總結“社會調查”在當時學術界的意義與價值。抗戰前幾年間燕大的實地研究工作剛剛開展起來，在抗戰開始以后，隨著費孝通、林耀華等一批學術新秀的嶄露頭角，社區研究派的聲勢日益壯大，在學術界其風頭已經蓋過昔日發展勢頭很猛的社會調查派，逐漸在學術界取得話語權。

　　 面對社區研究派的強大攻勢，社會調查派似乎比較沉默，鮮見正面的回應。但如果我們細讀社會調查派的有關論著，不難發現他們在實際上不得不有所變化，大約是就其原有的思路加以引申、補充，加進了社區研究派的某些思想成分。社會調查派的代表人物李景漢、張世文此時也在使用社區研究派的核心概念“社區”，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說明他們已在吸收社區研究派的某些概念來完善自己。

　　 在以往的社會學史研究中，雖然對社會調查派的貢獻有所肯定，但或者是站在社區研究派的立場上來展開評論的，或者對其中的曲折論述還不夠詳細充分，相信還有再作探討的余地。[2]令人欣喜的是，最近的研究對社會調查派已經提出了一些新的評價。如《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的主要編者之一夏明方教授認為，“平心而論，社區研究派對李景漢等人的批評，雖不無道理，卻也有偏頗之處”，主要原因，一是社區研究派的批評過于集中在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上，而此書之所以這樣寫是有著特殊的考慮的，李景漢因材料太多，篇幅太長，故先整理出一個主要敘述概況的版本，希望在對進行中的各項問題有了徹底的調查以后，再加以“詳細的解釋和相當的結論”；二是統計法未必劣于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實際研究中運用哪種方法，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即便是進行社區研究，也離不開對統計手段的運用。早期統計型調查存在的一些問題，其根源似乎不是統計方法的運用，而可能是統計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覺不自覺的理論前提有誤。這一點對于人類學調查也是同樣適用。”[3] 又如李章鵬博士認為，Booth式的社會調查（作者后來在一次學術討論會的論文中概括為“統計型調查”，也即本文所述的社會調查派的調查。Booth即英國19、20世紀之交英國社會調查的先驅人物Charles Booth。）與社區研究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當時就有學者在作兩派會通的努力，從學術水準來說，兩者并無絕對的高低之分；社區研究派過分貶低統計法，使他們對世界統計學的發展比較隔膜，進而限制了他們的理論視閾，而二戰以來數理統計逐漸被引入社會學等學科的經驗研究之中，已經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這充分說明了社區研究派的局限性。[4]

　　 本文擬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材料，著重揭示社會調查派更多的面向，其中也包括在受到社區研究派批評之后所發生的若干變化，所提出的若干反思；同時將兩派之間的“二重奏”擴展為“多聲部”，再現當時社會學界圍繞“社會調查”發出的多種音調。從這種斑斕的歷史圖景中，結合民國時期社會學面臨的特殊社會環境來重新評價社會調查派與社會學學科建設之間的關系。這不僅有助于公正地評價社會學史上的社會調查派，而且對于開拓社會學研究的新局面也許不無裨益。

　　

李景漢對“社會調查”的看法并不狹隘

　　

　　 李景漢是我國現代社會調查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1917－1924年，他在美國學習社會學與社會調查。留學期間，起初他喜歡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某日社會問題研究班討論各國男女人口的分配，當時教員忽問及中國男女人口的性比例，因中國沒有此項統計，他只得答以不知。某日又問及關于中國工資漲落的指數，他又無以應對，后又問關于中國土地的分配，他又不能答。這樣，每次上課即感局促不安，“每問到中國社會統計時則汗流浹背，如坐針氈，而所選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高]者之后矣！”[5]中國無社會統計使他備感國恥，極受刺激，乃立志畢生從事社會調查事業。因留學時期所受刺激形成的心理情結，他一方面對從事社會調查態度非常堅定，幾達到信仰的地步；另一方面，他所理解的社會調查主要是對中國國情的調查統計工作。

　　 1924年，李景漢回國的時候，國內只有一些零星的社會調查，“此時全國人士，對于社會調查尚沒有什么有興趣的表現，各大學也不著重社會調查這門功課”。[6]最初的幾年，他從事都市人力車夫勞動與生活水平的調查，以及手工藝工人行會組織的調查。1926年他和陶孟和、陳達等學者一起組織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社會調查部，即著名的北平社會調查所的前身；同時他在燕京大學兼授社會調查課程，帶領學生調查北京郊區農村社會生活，寫出了《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的專著。1928年夏，受晏陽初的邀請，他前往河北定縣主持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的社會調查部工作，前后7年時間，在定縣帶領一批青年同事做縣單位的社會調查，搜集資料極多，《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等已發表的材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7]學術界公認李景漢編著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代表了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的最高水平，因其鼓吹社會調查最力，資歷較深，調查經驗又極為豐富，李景漢被認為是社會調查派的代表人物。正面肯定“中國社會調查運動”者，往往舉李景漢為代表；社區研究派批評“中國社會調查運動”，也往往以李景漢為“批判典型”。談李景漢時，學者們又往往將目光集中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上。如夏明方教授已經指出的，編著者李景漢對寫作這本書是有一些特殊的考慮的，似不能以一本書中的一些個別的提法概念化一個人的全部學術追求。如果我們拓寬視野，不過多地將目光停留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上，我們會發現一個更加豐富、更加動態的李景漢形象。

　　 李景漢的實際社會調查工作雖然表現在搜集社會統計資料上，但他的學術涉獵范圍卻大大超出了社會統計調查的限制，其學術視野還是比較開闊的。只是他未能將更多的學術資源充分消化，體現在自己的學術思想表述或具體經驗研究作品里，所以他的一些其他側面長期以來鮮為人知。

　　 1927年，李景漢在回顧中國社會調查的歷史時，并沒有回避早期人類學方法的調查成果——葛學溥（Daniel H.Kulp）的《華南鄉村生活》，他認為“這本書頗能示人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方法”。[8]1933年，在《實地社會調查方法》一書中，他亦兩次提及葛氏的研究。一次將其與步濟時和甘博合著的統計型調查著作《北京社會調查》并舉，稱之為我國早期社會調查中“其中規模稍大，且有相當成績的”，[9]另一次是在第三章回顧中國社會調查史時稱“此書的研究方法很可參考”。[10] 社區研究派領袖吳文藻也對葛學溥感興趣，尤其是其關于研究方法的論述。吳氏認為，“這是中國鄉村社區文化分析的先驅”。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吳氏進一步闡釋：“葛氏的研究，較一般的社會調查，自有一大長處，卻是他充分利用了西方文化人類學派實地工作的觀點和方法，來考察中國的鄉村社區。這樣著眼的研究，在中國不但是開風氣之先，而且在中國現在農村社會學文獻中的地位是極重要的。他所調查的鳳凰村，總共只有六五○人，所以極便于應用他所謂之‘有機的研究法’，來作最詳細而亦最系統的社會分析。他研究鳳凰村的觀點，方法和步驟，在第一章方法論的導言內說得很清楚。同章內附有作者所擬‘研究中國農村生活的社會學方法’大綱及‘社會分析圖表’。這里可以看出作者對于西方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有很明透的了解。所以這樣的社會分析法，是可為今后一切鄉村社區的靜態研究之模范”。[11]社會調查派和社區研究派的兩位代表人物，都對同一本用人類學方法研究中國農村的著作感興趣，而且興趣點都在其研究方法上，說明歷來被簡化的李景漢形象可能并不準確。

1933年，李景漢對社區研究派極為推崇的《中鎮》一書有這樣的評價：“1929年連得（R.S.Lynd，今天通譯為林德——引者）著《中鎮》（Middletown）一書，調查美國現代文化。該書對于社會調查研究方法頗能別開生面”。[12]吳文藻的評價見于其1935年發表的《西方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一文，他認為此書是今后一切社區研究的模范。

“這是近來社會學文獻中一部空前的杰作，所以初出問世，即引起學術界一般人的注意。著者最大的貢獻，是在于活用實習民族學家的精神和方法，‘對于現代文明作全相的研究’；像民族學家討論初民部落的生活方式那樣，來討論一個美國都市中的生活習慣和風尚”。[13]兩人的學術評價再次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可惜李景漢言簡意賅，未盡其意。

　　 有時認識老師的學術主張是需要借助其學生的著述這個通道的，畢竟學術上的想法不都是成熟的，也不都有機會在論著中予以表述。李景漢是西南聯大社會學系學生賴才澄1943年畢業論文的導師，賴在其畢業論文《大普吉農村社會實況及其問題》中則讓我們領略到李景漢對于人類學的功能學派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將其用于指導學生的論文寫作，這在他的論述文章里難得一見。賴才澄在論文的導言中寫到，“第二章至第四章我是用‘文化人類學的功能法’（Cultural anthropology from the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作相關研究，這本來是李景漢教授傳授給我的社會研究法之一，事先并不覺得怎樣，事后由于這事實的證明——即物質、社會、精神諸因素的相關事實——我才徹底認識文化的完整性與實踐及理論的連鎖性，在我個人而言，這是莫大的收獲。”[14]

　　 李景漢對實地調查總是有一種興奮感，不管這些調查是什么類型的調查。1941年9月，為了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人員訓練工作，李景漢到昆陽縣去講授調查方法，將要離開時遇到1941年1月在大涼山實地考察的民族學家江應梁教授，得到一冊已經謄寫好的《涼山儸儸的氏族組織》稿本，非常興奮，“我當日把他的大作攜回寓所。因為次日即須離開此地，遂于晚間在菜油燈下一氣兒看完。”當年9月適值《邊政公論》編者索稿，因“至今稿內所描寫的這種情形猶歷歷在目”，他便借機把江稿這本“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的主要內容重述介紹了一遍。僅僅看了一個晚上，居然可以把內容介紹得如此詳細，甚至一些具體的數字都介紹得一點不含糊，足見李氏在文章開頭的一段話確非虛言：“我是一個從事，或者不如說是嗜好實地調查研究的人。因此每逢遇到實地研究的材料，總感覺濃厚的興趣，尤其對于比較有系統的完備報告。”李景漢閱讀民族學的實地調查報告，有他特有的興奮點，那就是對社會事實的嗜好。他在展開介紹江著具體內容之前，用兩大段的篇幅詳述了他為什么對江著這一類調查報告感到強烈的興趣，這反映了其學術傾向是一脈相承的。文章結尾處重申他對社會調查的基本觀點：“時至今日，無論是為建國，是為學術，我們都迫切的需要赤裸裸的事實，作吾人理論的真憑實據。我們不要忘記事實勝于雄辯。我們要絕對的堅信事實是最好證人。因此我們也切望有更多頭腦清楚，態度正確的人，尤其是心地純潔尚無成見的青年，肯獻身于這種比較艱苦而有價值的開荒工作。”李景漢又提出，“若我們的人力有限，最好限制我們調查的范圍于一較小的區域內，集中精力，作較精密的研究。”[15]對小范圍的社區作精密的觀察，是社區研究派一貫倡導的工作方法，所以，也許，社會調查派和社區研究派之間是存在可以會通的空間的。

　　 1941年12月，李景漢讀到費孝通領導下的“魁閣”主要研究成員之一田汝康的油印本著作《擺夷的擺》，興奮之情，不能自已，又禁不住寫了一篇長篇介紹。他說，“我是非常高興的愿意將這冊八萬余字有價值的報告早早介紹于注意邊疆問題的同志們。我是常和田先生見面的。他具有充分的訓練，而又是云南本地人。以他來實地調查，研究滇西的夷人是最適當不過的。他所用的是科學方法，不但在身臨其境的實地調查后能夠清楚的敘述了事實，描寫了事實。而且進一步分析了事實，解釋了事實，說明了事實。因此不但材料的本身值得重視，即在研究少數民族的方法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16]田汝康的《擺夷的擺》，1946年作為吳文藻主編的社會學叢刊乙集第四種出版，出版時改題《芒市邊民的擺》。據有關研究學者稱，這是一部表現出典型結構功能論色彩的優秀的人類學田野民族志作品，“從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來看，該書堪稱那個時代中國人類學田野民族志的經典之作”。[17]換句話說，李景漢對于“社區研究派”陣營的一部重要作品很感興趣，或者說很欣賞，還費了那么大功夫特意撰文介紹，說明他并不狹隘，與人們通常印象里那個“在報告赤裸裸的事實以外不下任何評論與結論，連較細的解釋也是很少的” （見于《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序言）李景漢似乎差距很大。這個李景漢不僅對敘述事實感興趣，而且對分析事實、解釋事實、說明事實也感興趣。

　　 以上所搜集的材料或者是透過李景漢對其他作品的點評與評述，或者是借助于他的學生的看法，來試圖揭示李景漢鮮為人知的某些側面。不過，作為一個學者，為人所了解、所記憶主要還是靠自己的具體研究作品，或者是直接表達觀點的文章。上面所揭示的李景漢的形象由于缺乏有力的作品和充分的論述，在廣大學人的心目中，始終是幽暗不明的。

　　 從他于1941年6月寫作的《邊疆社會調查研究應行注意之點》一文[18]，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李景漢比較全面地表述了自己對社會調查的看法。首先，對于社會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和事實的價值，他的看法始終如一：

　　

　　 一個從事社會調查研究者，是否能夠將他的工作作[做]好，第一個條件是他對于工作的性質是否有深刻的認識。一個對于工作沒有信仰和興趣的人，絕對的不能是一個適當的觀者。換言之，他就根本不應該從事此種工作。可是堅決的信仰與濃厚的興趣，是立基于清楚的認識上。

　　 調查的主要任務是要發現事實。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要說明事實。事實是事物的本質，是事物的本來面目。社會事實是我們人類共同生活的因果律。無論是哲學，是自然科學，是社會科學，是文學，是藝術，若不建立在事實上，很難是正確的。事實是真理的憑據，是一切事務的基礎。我們必須相信，“事實是最好的證人”。

　　

　　 他仍然堅持，調查研究的工作性質，并不是專門磨刀而不切肉，即尋求社會事實的重要目的，不但是為尋求真理，增加知識，而且是要發現社會問題，解釋社會問題，再進一步指出解決問題的途徑。李景漢在這里用的是“社會調查研究”，他把社會調查和社會研究分作兩個階段，它們既可以合為一體，也可以分開。但合也好，分也好，社會調查是社會研究的基礎。[19]我們從他在抗戰前的多種論述里也能夠看出，自從1928年主持定縣社會調查，李景漢從純粹求知性的社會調查轉向為社會改良性的社會調查之后，他一直把應用放在第一位，同時認為這種社會調查可以對社會學的中國化有附帶的貢獻。

　　 社會調查如何與社會學的中國化牽連起來？他認為需要在調查中運用社會學的觀點，也就是綜合觀察的觀點。李景漢認為：

　　

　　 我們對于調查研究工作，具有同樣的觀點。我們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現象，就是人與人間的關系，和互相動作。社會便是種種社會現象及其聯系的總和。經濟，政治，宗教，藝術，等種種現象是互相響應，互相聯系的。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分不開的，絕不是獨立自存的。社會現象是如此的繁多，情形又是如此的錯綜變化，即以一個較小的都市社區或農村社區而論，亦是麻雀雖小，肝膽俱全。工作者雖欲全部調查，全體記錄而不可得。何況社會現象又是時刻在變化之中。因此我們要把如此復雜的社會，全體同時都把握得住，是不可能的。也就因此有許多人對于所謂全體的，還是部分的，動態的，還是靜態的，發生了疑問，甚至對于究竟能否達到事實也根本的懷疑了。因為事物既在隨時變化中，又如何抓得住呢？我們要知道事實的本身是絕對的真實，而我們所能得到的事實乃是相對的真實，求得愈逼近愈好。實際上，我們也只能把握得住全體中的一部分，僅能使我們認識在永久變動中的一個階段，也就是說調查研究某一時間的安定性，亦即某階段的靜態。……

　　 又如電影是活動的，還是從全體的觀察來看。但同時電影也是靜的，它是包括許多張靜的單片。當然合在一起映演起來更有意義，而個別的某張或多張單片，亦不能抹煞它的價值。我們對于社會所能得到的認識常是部分的，是相對的。部分雖不是全體，而全體是部分的總合。社會的演化是一個過程。人類對于社會的認識也是一個過程。吾人對于社會完全的認識，好像是要抓住一串相連的珠子。我們只能按照能力之所及抓住其中的一個珠子，再繼續抓住其他相近的珠子。這樣希望達到與全體真理一天比一天接近而已。也可以說，我們在調查研究進行時，著眼在全體，而又不得不從部分入手；但又能夠不犯只見木不見林的錯誤。

　　 總之，一社區的變化，是一有機整體，而發生作用時不是局部的，乃是全部的。但為了調查的研究便利起見，不能不在這個復雜的整體中，選定某一局部，來作一方面全部的研究，也就是某一局部與整體中之其他各局部相互關系的研究。例如選定社會組織為研究的范圍。在研究進行時要時刻顧到社會組織與物質條件的關系，與精神條件的關系。就是對于一種普通的東西，也要注意它在所屬文化的各部分中所占的位置，例如家庭的一張臥床，或一個酒壺，在平常看來，不過是一種物質的設備而已。但進一步調查研究，就可發現它們都是很巧妙的穿插在整個家庭生活的布置中。它們是與家庭的規律，道德，經濟等方面都有關系。也就是說，它們影響到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各方面了。因此，一張床，一把酒壺，單獨來說，其意義甚狹，及至以相關的研究法，聯合起來說明之，意義就擴大了。這樣來注意到各種器物在一個社會制度中所發生的作用，或解釋一種風俗和物質設備之間所有的相關性，使吾人對于各種社會現象得到更深刻，更明了的認識。

　　  如此看來，我們無論是作一般的調查，全體的調查，或專題的研究，或局部的研究，只要我們能夠時刻注意到各部分間聯鎖的關系，以及各部分與整個問題的關系，所獲得的材料都是有意義的，也是有實際用處的。[20]

　　

　　 這段話對于理解李景漢后來學術觀點的演變很重要。一向只是重視描述事實的李景漢，似乎在這里比較重視對事實的解釋，他還是把調查與研究分開來，視為兩件事情，但同時又認為兩者是可以有密切關聯的。不管是靜態的調查，還是動態的調查，只要有一種整體的觀點在胸，似乎都是可以發現有意義的事實。不過，由于強調社區有機整體的觀念，從實際上來看，李景漢已經把一些研究的觀念滲透到調查過程中去了，這樣才可以避免調查得來的事實是零碎的、片斷的，沒有學術意義的。李景漢1941年關于電影的這個比喻，在熟悉社會學史文獻的人讀后，不免會想起1935年吳文藻在講述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的區別時用的那個比喻：

　　

　　 以這樣的社區研究來和以往的社會調查相比，我們可以作譬喻；社會調查譬之照像，社區調查譬之電影。照像所代表的生活是橫斷的、一時的、局部的、靜態的；反之，電影所代表的生活是縱貫的、連續的、全形的、動態的。[21]

　　

　　 由于李景漢從未正面回應過社區研究派的挑戰，我們不便確切地說，這就是針對吳文藻論點的回應，但將兩者論述本身比較一下總是適宜的。從這篇文章，我們看到李景漢的學術思想有其一貫性，他用力最多的是社會調查，即發現事實，但他對于社會研究工作，也不陌生，既肯定靜態的、局部的事實的價值，又在追求社區有機整體的文化分析。無可置疑的是，他吸取了社區研究派的某些觀點。換言之，他的觀點具有一定的兼容性，以一種獨特方式表達了社會調查對于社會學學科建設可有的貢獻。

張世文：“社會調查＋社區研究”是否可能？

　　 張世文1924年就讀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28、1929年先后獲得文學學士和理學學士學位，[22]在此期間曾上過李景漢在燕大開設的社會調查課程，并參與了李景漢的名著《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的調查工作；[23]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隨李景漢在定縣從事社會調查工作，是李景漢在定縣調查的得力干將，并獨立著有《定縣鄉村工業調查》（1936年）。他與李景漢在學術觀點上比較一致。在寫作于1943年，并于次年出版的《農村社會調查方法》一書中，他將第三章列為“中國社會調查運動”，此時距離李景漢寫作《中國社會調查運動》時的1927年已整整過去了16個年頭。在評述中國社會調查運動史上的重要著作時，他增添了一些新的成果，但并沒有提到社區研究派的觀點與成果。雖然從客觀上來說，社區研究派的重要實地調查成果是在抗戰時期陸續出版的，但此時也已有一些論文發表，如1938年停刊前《社會學界》雜志上發表的一些論文；戰前社區研究派在理論上已大張旗鼓地申述其主張，圈子不大的社會學界不可能不是盡人皆知的。張世文當然也不例外，不評述社區研究派的成果并不是沉默，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看法是什么呢？我們從書中還是能夠看出一些傾向的。

　　 在談社會調查的具體方式上，他還延續了與李景漢相似的觀點，不過，側重點已經有所不同。他已經不像李景漢那樣強調社會調查的實用價值，而是較多重視農村社會調查與農村社會學學科建設之間的關聯。對剛剛過去的十幾年間的社會調查的局限性，他有了一些反思。他說：“近年以來，吾國各地農村社會調查的研究報告，出版問世的也不算少，但均零碎片斷，不相關聯，沒有社會學的觀點，更沒有從農村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交互關系上去研究，去分析，因此根據這種材料所寫的幾本農村社會學也沒有多大的成功。”[24]在這本書的最后一章“農村社會調查與農村社會學”里，他提出農村社會調查與農村社會學的關系，并討論在中國研究農村社會生活時應有的幾個觀點，希望用這幾個觀點去從事實地調查，這樣，“所得的結果，當比較有成績”。他提出的社會學觀點的五個具體方面分別是：（一）根據農村種類的不同去調查研究各類農村社會生活的差別，這種區分可以從地域來分，也可以從職業方面來分，也可以從田產權方面來分，也可以從歷史的久暫方面來分，研究這些農村的同點與異點，“更能使我們對于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得到清楚的認識與明了。”（二）從農村社區與市鎮社區生活的差別上去研究農村社區。（三）從農村家族組織的結構與功能方面去研究家族組織在農村社會組織中的地位及其與農村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關系。（四）從田場經營方面去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因為土地利用與分配是農村社會經濟最重要與最基本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得不到合理的解決，許多其他問題也就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五）研究沿海與內地的農村受到西洋文化影響后所引起的變遷，由此可以了解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固有性質及其變遷的原因與程序，還可以借由這種研究來間接地明了中國一般社會生活的變遷原理原則。從張世文提出的這五個方面來看，盡管還有所不同，他與“社區研究派”的研究路徑的距離已經近得多了。雖然他在書中只字沒有提社區研究派的觀點，看來他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批評。

　　 李景漢張世文們畢竟是訓練有素的社會學者，不是那些熱心于社會調查但缺乏科學訓練的一般人，他們抱著嚴謹的工作態度所做的社會調查仍然是有學術價值的。況且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他們的成果雖然在說明、解釋方面有所欠缺，但也是很需要的。社區研究派的批評雖不無道理，但也許多少傷害了這些社會調查先驅們的感情。所以張世文在燕大的同學，后來主要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學者李安宅在給張著寫的序言里頗給“調查派”以安慰，甚至替他們“打抱不平”，他說：

　　

　　 第二、“調查”一事，在國內歷來就不大幸運。一方面因為寫新舊八股談高低濫調的積習，看不起在客觀界找材料的作風。同時黑漆一團慣了，講具體，講數字，便要頭痛。然而誰都避免暴露自己的短處，因為那是不愉快的事。怎樣加以掩飾呢？唯一的辦法，便是制造不是理由的理由（Rationalization），反對人家客觀的鉆研，鄙視具體數字的表現。什么引經據典啦，什么量的研究不如質的研究啦，都是此類。我們一面提倡實地研究，以代故紙堆的吹毛求疵，而奠定下真正知識的穩固基礎；一面鼓吹數量研究，以掃價值判斷的烏煙瘴氣，而彰顯出熟練科學的清明世界。在這種立場上，我們不能不歡迎張教授的大著。

　　 另一方面，從事實地研究的人又因為一般的調查常是平板的，靜態的，散碎的，不如社區研究可以生動而完整，也瞧不起調查，而鄙之為“調查派”。其實，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任何工作在它沒有完成的時候都是平板的，靜態的，散碎的。及至功夫到了家，一旦豁然貫通了，便會生動完整，頭頭是道，左右逢源了。調查本無過，過在發表沒有研究終了的調查報告。不作進一步的調查，深一層的調查，而一般地反對調查，乃是因噎廢食的辦法。老實說，在這整個缺乏調查的今日，就是發表沒有研究終了的調查報告，倘非閉門造車（因為那不是客觀界的事實），也是值得歡迎的。有了這些原始材料，誰限制我們不更進一步，更深一層地繼續下去呢？有材料不是比沒有材料好嗎？張教授在本書末一章，特別提出社區的概念，特別指明調查社區要在全盤完整上著想，要在對外接觸的演變上著想，要在各種型類的比數[較]上著想。則因為讀了這本書而從事調查的，當可避免“調查派”的譏笑，而著者的苦心，亦可以得到報償了。[25]

　　

　　 李安宅這段話透露出兩個重要的信息。其一是注重數字統計的研究對于改造、更新我國傳統學術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點恰是社會調查派之所長，陶孟和、李景漢、陳達等都有許多論述。如陶孟和在1910年代留學英倫時讀司馬遷的《史記》，從中想找一些記述人民一般生活狀況的資料，結果感到失望，《史記》中的這種資料非常缺乏。如其“平準書”中有這樣的話：“漢興七十余年間，……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他認為所謂“人給家足”，未免太失之空泛，缺乏具體的說明，“若是現在研究社會經濟的考究起來，搜尋各種材料，只就漢興七十余年間，足可以再著一部與《史記》長短差不多的經濟史來。”[26]陶孟和對中國社會生活的文獻資料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強烈的感受，端在于他受到了現代社會科學觀念的洗禮。對《史記》的評述說明他看重的是對社會生活事實具體的、客觀的說明，而不是模糊的、主觀的描寫，這正是現代學術的精神。

　　 這種務求精確的實證主義學術思維方式在傳統人文學術的世界里是比較稀少的。不能僅僅從技術方法的角度來看待調查派的這種學術作風，低估這一點就會低估他們在學術史上的意義。

　　 其二是李安宅一方面肯定了社會調查本身的價值，他認為即便是不夠深刻細致的調查報告，只要不是閉門造車，就都是有價值的，旁人無須苛求，調查者也不必自卑；另一方面，社會調查在中國發展了一二十年了，理應在學術上有進一步的提高，他對張世文吸收社區的概念，注重各種類型社區比較的想法非常肯定。

　　 李安宅是功能學派的人類學家，但他一方面未把社會調查派的努力僅僅歸之于社會服務家的熱腸，或將其與政府部門的一般社會統計工作等量齊觀；另一方面又對社會調查的學術價值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指出了未來提高的方向，這對于在學術界深陷于被譏笑為“調查派”困境中的社會調查派學者，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及至1948年發表《論中國農村社會調查運動發展之途徑》一文[27]時，張世文再度評述中國農村調查之最重要而著名的調查報告，仍然沒有列舉社區研究派的著作，只是含糊其辭地說抗戰時期西南各省有一些學者埋頭做過農村生活的調查，“成績的良好，是很可以預卜的”。此時，他在探討中國農村社會調查運動的發展途徑時，明確提出，這個運動的目標應該是兩個：“一個是發現農村社會的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則，它的起源，發展與變遷，所得的材料用以充實農村社會學與普通社會學的純理研究與探討。另外一個是明了農村社會生活的問題，以改進農村并促進農村的建設與農民的福利。這兩個目標缺少一個，吾國農村調查運動便得不到充分的發展。”

　　 張世文批評以往的中國農村社會調查報告將目光多集中在農村改良與建設，忽視農村社會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則的發現，而要想明了農村社會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則，就必須對社會生活有一個“有機的”認識，也就是說必須樹立社會整體中各部分是交互關聯的與交互依賴的兩個基本的概念。如何去分析社會生活的整個體系呢？他認為必須借助于“社區”的概念，進而他提到了中國社區研究派倚重的“靠山”之一，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布朗的論文《對于中國農村生活社會學調查的建議》（1936年發表在燕大社會學系主辦的《社會學界》雜志第9卷上）。

　　 中國社會調查運動中出現的作品，在學理探討上有欠缺，社會調查派是承認的，他們也在反思調查報告的缺陷，吸收了不少社區研究派的觀念，但這不等于向社區研究派作“無條件投降”，而是在他們過去工作的基礎上加以深化，其論述的基調是A（社會調查）＋B（社區研究），不是B完全取代A。筆者以為，這是一個健康的深化學術的路徑，因為社會研究的路徑是多元的，并非只有社區研究一種。社區研究的主要學術淵源是美國芝加哥學派的人文區位學和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功能學派，除此之外，社會學的天地仍然非常廣闊，可以多渠道地尋找研究的路徑。

　　

吳景超：兩派各有其可取之處

　　

　　 出身于人文區位學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吳景超（他1925-1928年就讀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1928年獲博士學位），倒是不像中國社區研究派那樣排斥社會調查派，他對于兩派采取的是一種兼收并蓄的態度。

　　 在介紹中國學者可以借鑒的幾個西方社會學者所用的方法時，吳景超第一個介紹的就是社會調查派諸位學者效法的榜樣——蒲司（Charles Booth,，英國社會調查先驅）的社會調查，他認為這種調查中國也還是需要的。在介紹了蒲司的調查過程之后，他說，

　　

　　 但蒲司那種注重事實不尚空談的精神，最可效法，尤其在今日混沌之中國社會中。蒲司所調查的，是世界上一個大城，非有財及有毅力的人辦不到，但調查中國一個農村，該不是一件極困難的事罷？中國今日之學生，大半是從農村中來的，但有幾個人，已經懂得他農村中的情形？誰能把他自己農村中的家庭狀況，經濟生活，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娛樂方法等等，對他人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假如自己的一個農村，還沒有懂得清楚，如何能懂得全個的中國？

　　 蒲司給我們的一種教訓，便是實地研究，勝于據椅高談，閉起眼睛來瞎說，不如放開眼光，去調查一個社會。[28]

　　

　　 吳景超并不以為蒲司的社會調查方法是過時的，是中國社會不需要的；相反，他認為這種調查在中國還需要大力提倡，這也可以說他間接地肯定了中國的社會調查派。

1933年7月，吳景超在《中國縣志的改造》一文[29]中說，最近美國社會學家烏格朋教授領導一批學者寫了兩大本的巨著，名為《最近社會趨勢》，把美國各方面的情形，包括人口、富源、交通、經濟、教育、鄉村、都市、家庭、宗教、娛樂、藝術、財政、政府等等在過去數十年的變遷及將來的趨勢，原原本本地加以描寫和分析，幾位中國研究社會學的朋友想效法這本書，在中國作一個同樣的研究，討論的結果，認為還嫌太早，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國缺乏基本的材料，以為研究的基礎。美國社會如果沒有一些基本的材料存在，

烏格朋教授他們的研究是不可能成功的。

　　 吳景超說，“現在研究中國社會的人，所感覺到最大的困難，便是缺少材料。雖然搜集材料，是研究社會現象的人的最要職務，但如把這種職務，專門委托給研究社會的人，成績一定是很壞的。理由是社會的現象，很復雜繁瑣，而從事研究社會的人，數目并不很多。以這數目不多的人，來搜集社會上復雜繁瑣的事實，如何能夠有完備的貢獻呢？”他認為，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做的正是這類基本材料的搜集工作。他獨具慧眼地看到，李景漢的這本書借助中國地方志的格局，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搜集材料，“這本書除文字的描寫之外，還有三百十四個表格，六十八張照片。看完了這本書之后，對于定縣社會的認識，真比親身到定縣去參觀半個月，還要深刻。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縣志，這真可以作別種縣志的模范”。如果這種辦法能夠推廣，中國社會改造也好，社會科學也好，都不愁基本材料了。

　　 舊縣志對于地方上的社會事實，并非不加注意，可惜的只是沒有得法，“中國的縣志，表示我們的祖宗，對于地方是很關心的，但這些縣志的內容，卻表示他們雖然關心而沒有得法。我們無論是研究社會的，或是想要改良社會的，如想從縣志中得些材料，結果總是失望的時候多。社會上有些極重的事實，在縣志中并找不到，我們所看得到的，無非是一些詩詞歌賦，一些古跡的名目，一些忠臣烈女的名字。這些不相干的東西，至少要占一大部分的篇幅。”李著為舊縣志的改造提供了一條思路，不僅在內容的更新上是如此，而且在編寫的組織保障上也是如此。他設想，“所以我的私見，以為中央政府的統計局，應該起來領導這種新縣志的編纂。我們稱這種工作為編輯縣志，不用社會調查等名稱，因為縣志是一種舊制度，編輯縣志是易得當地人民之贊助的。所以我們希望保存這個舊酒瓶，不過酒瓶中要盛新酒就是了”。吳景超的評論肯定了社會調查的作用在于，為社會科學提供基本材料，并指出其未來發展的方向是轉由政府機關負責。這種看法，李景漢是能夠接受的，并不以為貶低了自己的學術抱負；[30]同時，這種看法也與社區研究派對社會調查運動的歸宿的判斷完全一致。吳景超與社區研究派不同的，只是吳景超較多地肯定其對社會學的貢獻，而社區研究派則極力貶低社會調查的學術價值，認為那只是社會服務家的事情。

　　 吳景超本人的研究特點是極其熟悉各國統計資料，并用扎實的事實材料說明中國社會問題。因此，他看到了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在中國社會學上的意義，充分肯定其在搜集社會生活資料上的價值。但是，吳景超對于“社區研究派”代表人物之一費孝通的著作，也一向極為關注，而且評價極高。在費的三本代表作《江村經濟》（1939年）、《祿村農田》（1943年）和《生育制度》（1947年）剛剛出版后，他就撰寫書評，既有肯定，又有討論，還有借題發揮。如對費的成名作《江村經濟》（他寫的書名是《中國農民生活》），他評論說：“據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的書籍中，描寫一個區域里的農民生活，像本書這樣深刻細密的，實在還沒有第二本。”[31]在費孝通的《祿村農田》一書的書評里，他寫道：“《祿村農田》是一本很有趣味的書。在我們學社會學的人看來，這本書的價值，在代表著中國的社會學，走上了一條新的途徑。在過去的十余年，中國的社會學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紹西洋的理論。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論與方法，到中國的社會里去做實地研究的，可謂絕無僅有。現在費先生帶領著一班青年的社會學者，在云南切實的做了許多實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幾種油印成書。我相信這種風氣的提倡，一定會替中國的社會學奠定穩固的基礎，蓋起莊嚴的建筑。”[32]

　　 吳景超對于當時社會學界的情況極為熟悉，在這里并沒有把此前甚為流行的社會調查作品算作“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論與方法，到中國的社會里去做實地研究的”，可見他盡管在學術立場上不像社區研究派那樣排斥社會調查派，但在他心目中，真正能夠把社會學理論方法與實地調查聯為一體，從而大大提升社會學研究水準的還是社區研究派。社會調查派做的只是實地調查，并不是實地研究，社會調查派自己將調查與研究分成兩個獨立的階段，吳景超也是這么看待他們的，所以說他們不算“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論與方法，到中國的社會里去做實地研究的”。

　　 不過，他也看出了社區研究派著作中出現的方法論上的若干不足，認為有改進的余地。在《祿村農田》的書評中，他主要提了兩點：一是田野工作時間只有三個多月，有點太短，他認為至少得花一年時間，才可以把農作日歷內所發生的事實，都觀察得到；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個案法和統計法并用，分析了五家的生活費用，他認為五家的數目太少，“只能用個案法，其目的則在細密的描寫各家的生活實況，使讀者對于各家過日子的酸甜苦辣，有清楚的認識。但是作者除敘述各家生活實況外，還算出他們各項生活費用的百分比，并以所得來批評恩格爾律，這不能不說是誤用了統計法。統計方法，只有大量材料在手時才可利用。五家的統計，樣本太小，即使結果與恩格爾律不合，也不能證明恩格爾律的不確。”

　　 吳景超雖更欣賞社區研究派的研究水準，但是，他并不認為社會學的學問盡在于是，社會調查派也有其可取之處，社會調查派可以為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提供基本的材料，對基本材料進行統計分析，可以發展出一種有別于社區研究的社會學。吳景超本人的學問實際就是那樣做的，他既沒有做實地調查，也沒有做社區研究，他的學問的特色就是掌握了極其豐富的各國統計材料，靠分析這些材料做學問，他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總的來說，他是認為兩派的研究各有其可取之處，也都存在不足。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他對社會調查派的定位就是多多地搜集社會研究的基本材料，在這個基礎上，他認為是能夠做出社會研究的學問的。

孫本文對社會調查派的看法

　　

　　 中國社會學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步入快速成長時期，經過二十余年的積累，到1940年代末期已經形成了初步繁榮的局面。此時，資深社會學家孫本文寫了一本《當代中國社會學》，對中國社會學五十余年來的歷史，尤其是最近二十余年來的社會學史作了一個全面的評述。這其中也有對社會調查派的看法。在他看來，實地調查研究工作的推廣與發達是中國社會學的主要收獲之一。他并沒有像社區研究派那樣，梳理出一條從“社會調查”到“社區研究”的脈絡；后者對前者的挑戰，在書中幾乎只字未提，他只是分別地介紹了雙方的觀點，而且是放在對當時社會學各家成果的評述之中，一點也不顯眼。

　　 抗戰前社區研究派頻頻對社會調查派加以貶斥之詞，在小小的社會學界既然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作為社會學界元老之一的孫本文豈有不知道之理？沒有花費篇幅寫這場學術論爭，顯然是他另有考慮的結果。我們從他對雙方的評述中不難看出他的思想傾向。

　　 在此書的下編“中國社會學的流派及其特點”中，最后一章，他列的是“注重社會實地研究者”。他在總體上的看法是：“大體言之，我國社會調查運動，發源于各大學，逐漸推廣至各機關團體。其中比較有貢獻者為陶孟和陳達李景漢三氏。陶氏主持社會調查研究工作多年，對于生活費分析，在方法與效果上，成績卓著。陳氏從事于戶口普查的調查研究多年，在戶政方面，有重要貢獻。李氏在定縣及他處所辦的概況調查，在方法與規模方面，貢獻甚大。要之，三氏實為我國社會實地調查的前鋒”。[33]“上述陶孟和、陳達、李景漢三人，各有所長。陶氏貢獻在工人生活費研究，陳氏在戶口普查研究，李氏在社會概況調查。這是我們社會學界的光榮”。[34]

　　 在書中其他部分，對這三人的某些具體著作的評論也可以看到其基本態度。如對李景漢的《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一書，他的評價是：“這書雖僅調查一百六十四個家庭狀況，但卻是最早關于家庭調查的報告。所以此后所做的各種家庭調查，幾無不以此書為藍本，其在方法上貢獻甚大”。[35]對《實地社會調查方法》一書，他的評價是：“此外，在社會調查方面為一般人傳誦的有李景漢氏的實地社會調查方法。此書于民國二十二年由北平星云堂書店印行，計分十六章四百七十頁，為社會調查方法書本中最充實的一書”[36]，在社會研究與社會調查方法類的14本書籍之中，“李景漢氏之書規模最大，內容最為切實，尤為杰出之作，惜在北方印行，銷路不廣，許多初學之人，看不到此書。”[37]對《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他的評價是：“不僅是一種調查報告，而且在調查方法上有極大貢獻。我們可稱李氏為國內有數的社會概況調查專家，為在此方面貢獻最多之一人”。[38]對于陶孟和和陳達兩人的著作，他同樣是贊美有加。

　　 相反，對于社區研究派的著作，他盡管也有肯定，但似乎并不特別突出，更沒有社區研究派比社會調查派在學術上高明的意思。在談到這一派的主要著作時，他是這樣說的：“此外，在云南方面，尚有吳文藻氏的弟子費孝通領導一種農村與工廠調查，號為‘比較社會學’。在方法上與普通社會調查稍有不同，重視制度與經濟生活的分析，尤重視與其他社區的比較研究。黃[費]氏的《祿村農田》，張子毅氏的《易村手工業》，史國衡氏的《昆廠勞工》，即其已發表的報告。在四川成都方面，蔣旨昂氏曾從事于社區研究，如所著《戰時鄉村社區政治》，《黑水社區政治》二書均是。費蔣二氏均出身燕京大學，表示一種‘社區型研究’，值得稱道”。[39]

　　 在全書結論部分，孫本文提出中國社會學的二十余年來的幾種顯著的趨向，第一條就是“注重實地調查與研究”，在這里，他不加分別地把社會調查派與社區研究派的成果都列進去了，都視為中國社會學的收獲。他說：“近二十年中各大學社會學系無不重視‘社會調查’或‘社區研究’等課程，又無不把‘統計學’或‘社會統計’列為基本科目。而關于實地調查的報告，無論農村或都市調查，概況或部分調查，初步或詳密調查，方法漸臻完備，內容漸趨充實。例如：李景漢氏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可比之美國壁芝堡（今通譯匹芝堡——引者）調查或春田調查；陳達氏的《云南呈貢縣昆陽縣戶籍與人事登記報告》，可比之美國或英國經常戶籍報告；燕京許仕廉楊開道諸氏的《清河調查》，可比美國之嘉爾賓的《農村社會解剖》；陶孟和氏的《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可比之美國勞工統計局的生計調查。他如吳澤霖氏等的《爐山黑苗的生活》，費孝通氏的《祿村農田》，柯象峰氏的《西康社會之鳥瞰》，徐益棠氏的《雷波小涼山之儸民》，以及社會部統計室主編的《成都社會概況調查》，《北碚社會概況調查》等等，都是極有價值的實錄。此外各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等處所發表的調查報告，為數甚多，均可表明此種傾向”。[40]

　　 孫本文曾著有4卷本的《中國現代社會問題》，“所有近十余年中各種有關的統計資料，其重要者幾無不網羅在內，即有論及歐美各國統計資料者，也系為與本國問題作比較之用”。[41]他是社會調查派發表的資料的“消費大戶”，理所當然地，他認為這些調查資料是有價值的，可以用來充實中國社會學的內容。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孫本文與吳景超對社會調查派的態度并無二致。

　　 總的來看，孫本文比較肯定社會調查派的學術貢獻，認為這派不僅是在貢獻社會研究的基本材料以推動社會學中國化方面，而且在社會研究的技術方法方面也有很大貢獻。以他的研究路徑來看，社會調查資料對于社會學中國化是有價值的，其功績是主要的。

　　

從社會學學科成長的角度重評社會調查派

　　

分別閱讀社區研究派與吳景超、孫本文等人表達對社會調查派看法的著述，感受反差很大。前者總在挑毛病?

以批評他人的不足來為自己的研究取向開辟道路；[42]后者則是更多地看到社會調查派的貢獻，不管是在社會改良方面，還是在為中國社會學提供基本材料方面。

　　 抗戰前的三四年間，社區研究方在發軔，所以對社會調查的貶斥頗多。這時，在社區研究派那里，社會調查派只是社區研究的先鋒，是一班熱衷于社會改良的學者的努力方向，與社會學學理的探討關系甚淺。在某些社區研究派的學者那里，還不止于此，他們認為社會調查派就連極力宣稱的社會改良的目的，也達不到。如社區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趙承信在評論李景漢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時曾尖銳地說：“結論先于調查，改良方案也先于調查，然則社會調查不真是為建議改良方案而作的事實，豈不明明白白地擺在眼前。這是社會運動式的社會調查的特色。社會調查是為宣傳，不是為尋求改良方案而作”。[43]在社區研究派的眼光里，社會調查派毛病極多，或者說他們就是沖著挑毛病而去的。社區研究派斷言，隨著政府機關逐步接收社會調查統計資料的搜集工作，中國社會調查運動行將衰落。趙承信明確地表示，“據我個人的觀察，中國的社會調查已快走到最后的階段了”。[44]

　　 當然，說社區研究派對社會調查派的學術貢獻完全視而不見也是不客觀的。在論述策略上，他們將社會調查分為兩個方面來解說，一是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社會調查，二是作為社會研究技術方法的社會調查。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社會調查只是對社會改良感興趣，對發現社會生活的原理原則這一社會學的目標并不感興趣，社會調查派所標榜的科學方法也只是為了獲得一般人的信仰，與實際科學研究并無多大關系。從社會研究的技術方法的角度看，社會調查也還是有學術含量的。趙承信說：“另有一班社會科學家，本來是帶有實用思想的，并且曾經受過社會科學理論的和統計技術的訓練，他們加入社會調查運動去，則他們的工作對于社會現象的統計的分析——如生活費分析——自然有不少貢獻的”，[45]“社會調查運動號召了許多受過科學方法訓練的社會科學家。社會調查運動對于社會研究技術方法的貢獻便是這班人的努力的結果”。[46]盡管如此，他對在中國運用社會調查的技術方法來搜集資料仍然不很樂觀。因為，歐美社會調查的機關化以及人民的教育程度較高，使他們的社會調查比較成功，為社會科學的統計分析提供了不少便利；而在中國，人民教育程度太低，以表格調查表法讓被調查者自己填好寄回的方式不可行，“所以社會調查員訪問或挨戶調查只會引起被調查者的討厭。因此，國內近年來最成功的調查也只是事半功倍而已，其他不成功的調查也還多著哩”。[47]在他看來，舊式社會調查的改良在國外也已經開始了，如最近出版的《新倫敦生活與勞動調查》及《墨西鄉社會調查》。“新社會調查性質的改變可以說是表示舊社會調查對于人類共同生活認識的不足，但是新社會調查的性質大部分仍與舊社會調查的相同，故新社會調查仍不離舊社會調查的范疇，即仍是片斷的，數量的，仍不免社會問題的象征的分析的，對于共同生活的整體仍沒有完全了解，它所發現的原理原則仍不能概括生活的全體”。[48]在他們看來，社會學未來的前途就在于社區研究。

　　 到1948年，社區研究已經在學術界站穩腳跟，這時社區研究派的態度變得不那么峻急了，他們開始肯定社會調查派的一些長處。趙承信在《實地研究與中國社會學之建設》一文[49]主要著眼于如何從社區研究出發，進一步提高其在社會學理論建設方面的貢獻，不過，他也開始說社會調查派的“好話”了。他說，“晚近社會學對于社會調查的技術改良多了。調查表格的編制，調查員之訓練，統計材料的整理等均有所進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在陶孟和與陳翰笙二位指導之下曾作過不少有價值的研究報告，雖然有點偏于社會經濟方面”，“社會學研究的個案法在國內也已被采用了，不過各地醫院附設的社會服務部所有個案工作得來的材料，既缺乏理論的基礎，而記錄又未能詳盡，是有待修訂的。至于嚴景耀罪犯個案研究則是值得注意的”。趙承信對社會學理論的創建更感興趣，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調查似乎不如社區研究重要。他說，“不過社會調查只能引起一般人注意社會問題而已，對于社會學理論方面尚未見到有什么貢獻哩”。

　　 其實，社區研究派與吳景超對于社會調查派的態度，也有相同的一面，他們都看到了國情調查統計材料的搜集逐漸向政府機關轉移的大趨勢。吳景超希望，政府當局能夠改造已有的縣志編纂辦法，加入更多的現代社會調查技術方法，為社會改良與社會研究提供基本材料。這與趙承信的看法如出一轍。燕大學生劉育仁在1936年的畢業論文里也說：“以往的社會調查，據研究第三章的結果，我們知道多半是操縱在私人或私立機關之手，政府卻很少注意到這種工作，我以為想要促進社會調查的功能，政府也應該擔起一部分責任來，至少關于人口的調查，全國土地的分配，重要農產物以及礦產等等，政府都應該設專門機關調查，此外他種調查如需要政治力量幫忙的，政府也應該竭力盡責，如果私人、私立機關，以及政府能夠通力合作，則社會調查之在中國，必能達到完美的境地。近年來政府已經出版了幾種年鑒，如經濟年鑒，勞工年鑒等。這是一種政府注重社會調查的好現象，我們希望這種年鑒能漸漸的增加起來，則社會調查事業前途幸甚，中國前途幸甚！”[50]

　　 和社區研究派相似的是，法國社會學派的楊堃也指出了李景漢表格調查法的限度，他懷疑其能否達到李景漢宣稱的作用：“社會調查能促進產生建設國家的具體辦法，能幫助尋出民族自救的出路”，“社會調查是產生中國社會學的基礎”等等。他說：

　　

　　 但我認為有許多社會事實是不能利用調查表格的，反而在調查表格以外，另有許多方法亦是必須采用的。譬如調查民間的各種典禮與儀式如殯喪、結婚、廟會、集市等等，必須利用照像、或拍制電影的方法。調查民間的親屬關系與家族制度可以利用譜系的方法。調查民間的習慣與瑣碎舊事，可以利用自傳的方法。調查民間的生產技術，可以使用照像與繪圖的方法，等等。除此以外，還有許多社會事實必須深入其境，加入他們生活以內，經過長久的年月之后方能收到功效。絕不是在短時間手持幾張調查表格，到處請人填寫就可奏效的。譬如兩三年前，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與北平社會調查所共同組織調查團去調查保定一帶的農村經濟，結果大概是失敗了。而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將會址設在定縣，李先生到定縣之后在未著手調查之前，已先作了許久的預備功夫才在調查時得到成功。這雖說是李先生的手段高明，然而因為時間久預備充足亦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故我認為中國現在所需要的社會調查是廣義的社會調查，是用民族學的方法而作的社會調查。若僅將美國或歐洲調查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應用到中國，那是絕對不夠的。[51]

　　

　　 楊堃的意思很清楚，單單將歐美流行的社會調查照搬過來是不能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社會調查得來的資料要想成為中國社會學的基礎也有困難；在中國總體上還是一個禮俗社會的國情條件下，民族學調查或人類學調查有更大的用處；李景漢的調查之所以成功，一個前提條件是他的調查準備比較充分，對定縣的禮俗知之甚多，當然，從民族學家的角度看，李景漢的禮俗知識還不到家，楊堃給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一書寫的這篇書評的著眼點就是社會調查中應注意到的禮俗知識。

　　 社會調查派有其不足，社區研究派的批評也有一定道理，有些地方確實擊中了社會調查派的要害，如在調查時缺乏事先的社會學理論準備，搜集的事實比較繁瑣，比較側重物質生活方面資料的搜集，對于社會全相的呈現不足等。就連社會調查派自己也承認以往的社會調查有局限性，如上文所述，張世文就認為過去十余年的調查片斷、零碎，不相關聯，缺乏社會學的觀點。社會調查的深入需要完善技術方法，社區研究派和楊堃的民族學調查都可以作為一種手段被引進過來。當然，也需要提高對社會事實進行解釋、說明的能力。在這方面，陳達的例子也許可以說明一點問題。

　　 陳達根據調查資料寫成的專著《現代中國人口》，在美國芝加哥社會學雜志1946年7月號以專題報告的形式發表，旋即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印成專書流通，產生了很大影響。陳著的調查資料扎實可靠，是一個基本原因；另外，陳著在調查資料的基礎上有較多推論與解釋的內容，提高了這本調查報告的學術水準。

　　 加入推論與解釋的內容，對于社會調查派并不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對“調查派”的譏笑也許就可以消除大半。陳達早年在《社會調查的嘗試》一文中，就是在調查的基礎上有所推論與解釋。后來寫作《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時，就是既用表格調查資料，又大量補充文獻資料和實地旅行的見聞，在比較華僑社區與非華僑社區的基礎上，討論閩粵向南洋的移民對華南社會變遷產生的影響。陳達基本上是一個社會調查派，但不像李景漢和張世文只搞社會調查，他還比較重視對調查資料進行學術上的說明、解釋。這樣的人，在社區研究派那里，就沒有受到批評，甚至還被引為同盟軍。1935年，吳文藻在《中國社區研究的西洋影響與國內近狀》一文介紹陳達最近的研究時說，上學年清華大學陳達教授，應太平洋國際學會之特約，曾赴閩粵實地調查華僑的生活程度。關于廣東材料，據說它們曾在潮州附近選定了兩個村莊，一個代表靜態社區，一個代表動態社區，來做比較的研究，并且根據這樣的比較研究分析華僑對華南社會變遷的影響，“希望他的報告可以早日發表，以供我們的參考”。后來，抗戰爆發，陳達只身南下，《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一書的精詳校對工作就是委托老友吳文藻與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助教倪因心幫助做的。[52]據趙承信說，在1937年1月舉行的中國社會學社第六屆年會上，到會會員全體一致通過陳達所提“國內各大學積極推行社區研究”一案。[53]陳達的例子說明，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沒有截然的界限，完全可以結合使用，另外對社會調查資料多作學術上的分析，即可提高其學術含量，對社會學的中國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這里，還有必要充分考慮到中國社會調查運動興起前后的中國社會背景。舉例言之，抗戰時期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在舉辦云南呈貢和環湖三縣一市的人口普查與人事登記，這種調查工作，在發達國家一般是由政府部門完成的，但在中國當時地域廣大、人口眾多而政局不穩、調查人才缺乏、經費短缺的條件下，必須由學術機關主持，還要得到政府部門的大力協助，才有可能完成。以社區研究派的眼光看，他們也許不愿意做這種社會調查的工作，但它在中國社會學史上的貢獻卻一點兒不比寫作一本優秀的社區研究報告低。另外，即使有時政府部門作了有限的社會調查統計，但也因種種原因漏洞百出，調查結果無法令人信服。

　　 經濟學者陳長蘅對于民初內務部人口統計的分析與評論很能說明這種統計資料的可信度如何。他認為在民國初年，中國的人口統計仍無實質性的提高。他分析了民國以來內務部先后編造的人口統計，認為有“絕不可信者”，如民國七、八、九三年的《京師人口統計》中，民國九年的生產數將近死產數的兩倍，而民國七、八兩年度的死產數與民國九年的死產數又相差甚巨（分別是535人、850人和4815人），這三年的生育率低于死亡率甚多（生育率分別是9.08‰、10.91‰、10.99‰，死亡率分別是24.33‰、25.93‰、21.50‰），其不合理處顯而易見。在舉例分析了民國五年《內務統計》中新疆和吉林人口統計的不合理后，他說：“其他各省人口統計，矛盾可疑之處尚多，不勝枚舉。凡此皆由于法律甚欠完備，機關甚屬簡陋，編查多不認真，而人民智識程度太低，不肯據實報告，與統計人才太少，亦為其主要原因。辦理人口統計之繁難艱巨，亦可想見一斑也。” [54]

社會學者陳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29－1930年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前北京農商部之農村經濟調查與統計，其簡陋虛妄之點不勝枚舉。據農商部報告，1914年至1915年，一年中廣東農民驟增900萬；1922年一年中吉林耕地面積驟增兩倍。試問農村經濟學者如何能應用此種報告，

而研究中國土地關系！” “社會學組同人因此決心拋棄以前政府統計之殘屑，不顧一切違反中國實情之報告，而從事有意識有組織之農村經濟調查。”[55]應該說，1928年后國民政府時期情況略有改善，但還遠不足以擔當起國情調查統計工作的基本任務。

　　 李景漢也對政府部門社會調查資料的制作過程有嚴肅的批評，他說：

　　

　　 向來無論是中央或各省的統計材料，未嘗不是大半來自各縣。而其最大的問題是所得的材料，不但在種類和數量方面感覺不足，尤其是在質的方面感覺不精確，就是雖然有一些材料，往往離確實的程度頗遠，有不敢引用的難處。這是因為向來縣政府未嘗重視此類報告，而其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沒有受過訓練的專人負責。

　　 已往所用搜集材料的方法，大半系由省政府頒發表格至縣政府，限期填報，往往所列項目頗為復雜，亦不計及各縣有無調查之能力與時間。而縣政府之行政人員多無調查統計的知識，亦無專人負責，并且平日沒有實地調查的工作，也沒有現成的統計數字。往往填報的期限，又多短促。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對于表格上的各種問題的答案，遂不得不出于揣測之一途。[56]

　　

　　 而社會學者在調查時態度就謹嚴得多了。李景漢在定縣從事調查活動多年以后，他仍然不敢輕易發表看法。他說：“農村社會的各種現象，其復雜情形，不亞于都市，所謂‘麻雀雖小，肝膽俱全’，不是短時期內能調查清楚的。雖然在定縣一個地方調查的工作，就已經超過了七年之久，可是直到現在，仍有不少的農村現象，我覺得尚未徹底的十分了解，仍是不敢遽下有把握的結論。”[57]

　　 考慮到當時中國社會基本調查統計資料缺乏，以及政府部門做的調查資料還不足以滿足學術界的基本需要這一大背景，我們也才能充分認識社會調查派的價值。可以說，社會調查派當時所承擔的任務是雙重的，既要搜集社會研究的基本材料，又要做許多發達國家政府統計部門做的工作，從這個具體的歷史背景上看，他們無愧于時代。

　　 總之，社會學作為一門注重經驗研究的學科，要想擺脫哲學思辨的色彩，社會調查無疑是其學科成長過程中極需加強的一個方面，中國的社會調查派以二十余年的艱苦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的業績已成為我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遺產。從2005年開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開啟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大型出版工程將民國時期的大量社會調查資料——其中主要是社會調查派所搜集的資料，再次呈現在學術界面前，嘉惠學林，影響巨大。盡管社會調查派的調查資料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成績還是主要的，本文所述的吳景超、孫本文、李安宅等學者都對其作了中肯的評價；社區研究派和民族學家楊堃的批評意見，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學派的偏見，從本文的論述中，我們看到，社會調查派并沒有固守一隅，而是擇善而從，他們本著嚴謹的學術態度，在社區研究派的批評之后，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對其學術思想有所發展。從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者眼光來看，我們更應該拋棄前輩的學派偏見，兼收并蓄，使社會調查與社會學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化。[58]

　　

　　

　　 注釋：

　　 [1] 閻明著《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社會學在中國》，第72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2] 韓明謨教授的《中國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發展的三個里程碑》一文（載潘乃谷、馬戎主編《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比較典型。猶憶多年前韓教授告訴筆者，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最初接受的是李景漢式的社會調查，曾在課堂上就調查方法與費孝通先生有所討論，費先生并沒有壓制他的學術觀點，后來他才覺得費先生做的社區研究比李景漢式的社會調查更高一籌。近期的研究成果中，閻明的《一門學科與一個時代——社會學在中國》專列“中國社會調查運動”一章，對社會調查派的貢獻有較公允的論述。

　　 [3] 夏明方：《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興起》，載《中華讀書報》2007年8月1日第11版。

　　 [4] 李章鵬：《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第140-141頁，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5] 李景漢：《實地社會調查方法》，第10頁，星云堂書店，1933。

　　 [6] 《實地社會調查方法》，“自序”第2頁。

　　 [7] 李景漢在《回憶平教會定縣實驗區的社會調查工作》一文（載于《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中說，“七年來，調查材料積累極多，可惜在十年動亂中大部分失去了，其中有許多是未來得及整理的”。

　　 [8] 李景漢：《中國社會調查運動》，載《社會學界》第1卷，1927。

　　 [9]《實地社會調查方法》，“自序”第1頁。

　　 [10]《實地社會調查方法》，第26頁。

　　 [11] 吳文藻：《中國社區研究的西洋影響與國內近狀》，載《北平晨報·社會研究》第101期，1935年9月11日。

　　 [12] 《實地社會調查方法》，第25頁。

　　 [13] 《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第156頁，民族出版社，1990。

　　 [14] 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鄉村社會卷，第403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15] 參見李景漢：《涼山儸儸的氏族組織——一個實地調查的介紹》，載《邊政公論》第1卷第3、4期，1941年11月。

　　 [16] 李景漢：《擺夷的擺——芒市那木寨宗教活動的一個實地調查的介紹》，載《邊政公論》第1卷第7、8期，1942年3月。

　　 [17] 褚建芳著：《人神之間——云南芒市一個傣族村寨的儀式生活、經濟倫理與等級秩序》，第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18] 載《邊政公論》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

　　 [19] 社會調查派長期以來將社會調查與社會研究兩個過程作了分工，由專家制定調查表格，然后把表格發給對調查也許毫無興趣的雇員或學生去依據表格上的項目，去找人來填，填好的表格再找人匯集起來，加以統計，最后由專家根據這些數據來推論、解釋。如果專家在制定表格之前，沒有親自接觸實際社會生活，制定的表格可能就未必合乎實際。社區研究派的費孝通在研究云南祿村的過程中，發現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叢書中的《云南省農村調查》就出現過這種由于社會調查與社會研究“分工”導致的錯誤，所以他在方法論上對此予以批評，見《費孝通文集》第2卷，第310-316頁。不過，這種“分工”也是可以在方法上進行完善的，如果專家在指定調查表格之前能夠預先對所調查的社區熟悉一下，對調查員的選擇與訓練更嚴格一些，缺陷是可以避免的，民國時期一些較為成功的社會調查往往是在操作程序上比較嚴謹的。似不能以此來全面否定這種“分工”的可行性。

　　 [20] 李景漢：《邊疆社會調查研究應行注意之點》，載《邊政公論》第1卷第1期，1941年8月。

　　 [21] 《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第157頁。

　　 [22]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張世文”條，第470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

　　 [23] 參見李景漢著《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序言，載《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鄉村社會卷，第463頁。

　　 [24] 張世文著：《農村社會調查方法》，第168頁，商務印書館，1944。

　　 [25] 引文見張世文是書中所附李安宅序言第2－3頁。

　　 [26] 陶孟和著：《孟和文存》第一卷，第108-109頁，亞東圖書館，1925。

　　 [27] 載《華西鄉建》第1卷第4、5期合刊，1948。

　　 [28] 吳景超：《幾個社會學者所用的方法》，載《社會學界》第3卷，1929。

　　 [29] 吳景超：《中國縣志的改造》，《獨立評論》第60號，1933年7月23日。

　　 [30] 李景漢在《健全縣單位調查統計工作的需要》（《獨立評論》第222號，1936年10月11日）一文中征引了吳文的很長篇幅后說，“關于此點，吳先生已經說的很透徹，我無須再補充什么話”。借著他又談到縣單位社會調查的一個功用——“供給社會研究基本的材料”，與吳的觀點可以呼應，他說，“中國現在所用各種社會科學的課本及參考書，大半皆為洋文原本或譯本。本國的參考材料非常缺乏。縣單位調查統計的材料，有助于社會研究，是很顯然的”。

　　 [31] 載《新經濟》第1卷第11期，1939年4月16日。

　　 [32] 載《新經濟》第6卷第9期，1942年2月1日。

　　 [33] 孫本文著：《當代中國社會學》，第222－223頁，勝利出版公司，1948。

　　 [34] 《當代中國社會學》，第277頁。

　　 [35] 《當代中國社會學》，第215頁。

　　 [36] 《當代中國社會學》，第166頁。

　　 [37] 《當代中國社會學》，第176頁。

　　 [38] 《當代中國社會學》，第277頁。

　　 [39] 《當代中國社會學》，第277頁。

　　 [40] 《當代中國社會學》，第280頁。

　　 [41] 《當代中國社會學》，第281頁。

　　 [42]  趙承信的《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原載《社會學界》第9卷（1936年），今收入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編《社區與功能——派克、布朗社會學文集及學記》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劉育仁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1936）、廖泰初的《定縣的實驗——一個歷史發展的研究與評價》（燕京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1935）都對社會調查派批評甚多。

　　 [43]《社區與功能》第373頁。關于李景漢的社會調查與平教會改良方案的關系，社區研究派極力否定社會調查與“四大教育”方案制定的關系，由此來否認社會調查的應用價值。而李章鵬博士則認為“四大教育”的提出在社會調查開展之前，確實不存在后者作為前者的根據的問題；但社會調查對于平教會具體工作的開展提供了不少幫助。參見《現代社會調查在中國的興起：1897-1937》第4章，尤其是第147-159頁。

　　 [44] 《社區與功能》，第374頁。

　　 [45] 《社區與功能》，第376頁。

　　 [46] 《社區與功能》，第377頁。

　　 [47] 《社區與功能》，第379頁。

　　 [48] 《社區與功能》，第380頁。

　　 [49] 載《益世報·社會研究》（天津），1948年2月5日。

　　 [50] 劉育仁：《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第54－55頁。

　　 [51] 《楊堃民族研究文集》，第35－36頁，民族出版社，1991。

　　 [52] 參見陳達著：《浪跡十年》，第159頁，商務印書館，1946。

　　 [53] 趙承信：《實地研究與中國社會學之建設》。

　　 [54] 參見陳長蘅著：《中國人口論》，第26－30頁，商務印書館，1928。

　　 [55] 《陳翰笙集》，第6、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56] 李景漢：《健全縣單位調查統計工作的需要》，載《獨立評論》第222號，1936。

　　 [57] 李景漢：《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上），《獨立評論》第179號，1935年12月1日。

　　 [58] 夏明方教授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近代中國社會科學興起》一文中采取的就是這樣一種態度，值得稱道。

　　

原載于黃興濤、夏明方主編《清末民國社會調查與現代社會科學興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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