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獨具特色，其突出特點是“五千年”而“不斷裂”。五千多年前中華大地上已有不同地區(qū)形成各自的早期神權(quán)、王權(quán)模式為主的不同“文明”，但是它們之中在此后代代相傳的“文明”則是始于中原龍山文化及其后繼者的夏商周、秦漢至元明清王朝的“王權(quán)”與“皇權(quán)”模式國家。這從中華的“國家”、“國民”與“國土”的五千年來基本一脈相承可以說明；從作為“國家文化”（或“大傳統(tǒng)”）的都城、帝王陵墓、禮制建筑與禮器、文字的“五千年”沿襲發(fā)展可以佐證；從都城的“求中”、“一門三道”、“大朝正殿居中”與“左祖右社”格局、都城中軸線及都城、宮城四面辟門等是“中”、“中和”的核心理念“物化形式”可以再現(xiàn)。五千年來這些不斷裂文明的物化形式由少變多，反映了“中”與“中和”理念越來越強化、深化。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思想根源是“中”、“中和”理念，這是“國家認同”的思想基礎(chǔ)與中華民族歷史的核心價值觀。

　　 關(guān) 鍵 詞：五千年文明/不斷裂/考古學/“中”/“中和”/國家認同

　　 作者簡介：劉慶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特聘教授（鄭州 450001）。

　　 “文明”一詞在先秦時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如《周易·乾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尚書·舜典》“睿哲文明”等。上述文獻之“文明”與“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文明”不同，后者是從西方引進來的政治學、人類學、考古學術(shù)語。

　　 1877年美國人類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提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三個階段或三個時代，即“蒙昧時代”、“野蠻時代”與“文明時代”。①考古學家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在《城市革命》中提出：“蒙昧時代”即舊石器時代，“野蠻時代”為新石器時代，“文明時代”則人類已進入國家階段。②

　　 “文明”的本質(zhì)是什么？恩格斯認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③易建平認為：“從詞源角度看，文明即國家。”④本文的“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文明”，是“國家”的同義語。從中國考古學來說，“蒙昧時代”、“野蠻時代”與“文明時代”相當于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

　　 文明起源研究是個世界性課題，長期以來在國際學術(shù)界關(guān)于中國文明的起源有著“傳播論”與“獨立演化論”兩種觀點。20世紀前半葉至70年代中國的田野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已經(jīng)基本解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源頭就在本土，并非由“地中海文明”發(fā)展而來的問題。⑤關(guān)于中國文明起源的時間，國外學術(shù)界多認為始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遺址。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70年來的中國田野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已經(jīng)證實中華文明形成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華文明在全世界六大文明（即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墨西哥和秘魯）中的特點是什么？我認為就是中華文明歷史發(fā)展中的“五千年”之“不斷裂”，這也就是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所致。但是學術(shù)界長期以來關(guān)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不斷裂”及其形成之文化基因的全面、深入、系統(tǒng)的學術(shù)研究進行得很少，本文就是在這方面進行的科學探索。

　　

　　 一、“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的“起點”

　　 關(guān)于中華文明的歷史“起點”，包括時空兩個方面，時間上一般說距今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已經(jīng)形成，這已得到新中國70年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的證實。

　　 自20世紀初考古學傳入中國，近百年來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引起世界重視，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新中國一系列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中華五千年文明歷史的認識。

　　 1899年，金石學家王懿榮，從中藥的“龍骨”上發(fā)現(xiàn)了甲骨文。其后，劉鶚、王襄、孟定生、羅振玉等也收集了不少甲骨文資料，他們又據(jù)此編輯了一些甲骨著錄圖書。⑥1917年王國維依據(jù)當時可以見到的甲骨資料，撰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xù)考》著名論文，證明“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于卜辭者殆鮮”，并認為“卜辭與《世本》、《史記》間毫無抵牾之處”。⑦20世紀30年代以來，殷墟甲骨出土地附近考古發(fā)現(xiàn)的宮廟建筑遺址、安陽西北崗商王陵與其他高等級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玉器等，再現(xiàn)了3300年前中國歷史上的高度文明。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研究成果，進一步佐證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應該是可信的。從而可以推斷，《夏本紀》的撰寫是有所依據(jù)的，其歷史記載應該是基本可信的。

　　 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發(fā)現(xiàn)的登封王城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師二里頭遺址與鄭州商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安陽洹北商城遺址等，“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多學科與跨學科結(jié)合研究，認為它們分別為夏代早、中、晚期與商代早、中期都邑城址。⑧

　　 20世紀末以來，考古發(fā)現(xiàn)的距今43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一般認為屬于歷史文獻記載的“堯都平陽”，該城址發(fā)現(xiàn)的文字、青銅齒輪器與銅鈴、各種與禮器相關(guān)的遺物及“觀天授時”遺址等至關(guān)重要。⑨

　　 21世紀以來，戰(zhàn)國時代《清華簡·保訓篇》的研究揭示，虞舜“求中”于“歷山”，歷山在今河南濮陽一帶。⑩這里是河南龍山文化（距今4800-4000年）的后岡二期文化流行區(qū)，(11在這一區(qū)域考古工作者曾發(fā)現(xiàn)了同時期的大型聚落、城址，其中有的城址可能與《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的邦國之都邑有關(guān)。(12河南龍山文化上溯即仰韶文化之廟底溝文化或廟底溝時代，(13韓建業(yè)認為這時“中國大部地區(qū)文化首次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共同體，‘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正式形成。”(14這也奠定、開啟了“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歷史進程。

　　 近年來在歷史文獻記載的黃帝“有熊國”故地——鄭州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一些河南龍山文化城址，如新密古城寨城址，面積17.6萬平方米，周圍版筑夯土城垣，城外設(shè)置護城河，城內(nèi)發(fā)現(xiàn)大型宮殿區(qū)之中的夯土建筑基址與“柱網(wǎng)”遺跡。(15古城寨城址周圍還分布有十余個龍山文化遺址，古城寨應是一處具有都邑性質(zhì)的中心聚落。(16如在鄭州牛寨遺址發(fā)現(xiàn)了熔銅爐壁及青銅塊，(17登封王城崗城址灰坑出土了青銅器殘片等。(18

　　 上述歷史文獻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互證了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形成的“起點”在黃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區(qū)。這一認識的前提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起點”與“不斷裂”的缺一不可，它不排除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國大地有多處“文明”形成，如遼寧的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但是這時出現(xiàn)的各地文明，能夠與以后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一脈相承而生生不息者，應該非中原龍山文化及其文明傳承者的夏商周莫屬。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蘇秉琦提出的文明“滿天星斗”及“區(qū)系類型理論”之下的文明“多元論”，并未涉及那些諸多文明是否屬于“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其實在蘇秉琦的“滿天星斗”與文明形成“多元論”提出不久，嚴文明1986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州艾爾萊召開的“中國古代史與社會科學一般法則”國際討論會上，就以《中國史前文化的統(tǒng)一性和多元性》為題發(fā)表演講，提出著名的中國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模式的格局說：這一“重瓣花朵”的“花心”就在中原地區(qū)，以中原為核心，其外圍分列著北方燕遼的紅山文化、東方的山東、西北的甘青、江浙的良渚文化與長江中游地區(qū)的史前文化為“花心”之外的第一層“花瓣”；再外則為第二層“花瓣”。(19中原地區(qū)考古學文化承襲了黃河中游地區(qū)仰韶文化，直接發(fā)展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的中原龍山文化，它又是中國歷史上開啟王國時代的夏文化的源頭，從廟底溝文化到中原龍山文化、夏文化，這也就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起點”。

　　 嚴文明提出的“中國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格局說，實際上是對蘇秉琦“滿天星斗”說及其依據(jù)“區(qū)系類型理論”而得出的文明“多元論”的重大發(fā)展。(20我認為：“‘滿天星斗’是客觀存在，但是這只是‘表象’，‘滿天星斗’中的不同‘星斗’的‘功能’‘作用’‘權(quán)重’之于宇宙是各不相同的，科學研究需要我們探究在眾多‘星斗’中誰是‘恒星’？不能都是‘半斤八兩’，這是我對‘滿天星斗’的看法。”(21其實對于人類早期歷史而言，關(guān)于文化多樣性及其成因，我認為“人類生活的不同環(huán)境造就了不同‘文化’”。(22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對此就有精辟論述：“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huán)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chǎn)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chǎn)方式、生活方式和產(chǎn)品，也就各不相同。”(23不同“考古學文化”不等于不同“文明”（即不同“國家文化”）。

　　 在中國古代文明形成時期，長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遼西的紅山文化雖然曾經(jīng)一度表現(xiàn)得異常繁榮，但是支撐這一文化理念的“神權(quán)”的“玉文化”卻“不代表”歷史發(fā)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xiàn)”的“匆匆過客”的原因。

　　 針對以史前時期遺址、墓葬出土玉器作為“衡量”社會歷史發(fā)展、進步的“標尺”的做法，2002年我曾指出：“近年來在‘古代文明形成’研究中，我們注意到一些學者對有的考古學文化中的祭祀（祭‘神’）活動遺跡、遺物非常重視，并且將其作為‘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標識物。古代各種‘祭祀’遺存，可以作為國家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其百姓的精神工具的反映；也可以是史前時代人們面臨當時條件下，無法抗御的自然環(huán)境，祈求生存平安、發(fā)展的精神寄托。前者可視為早期國家的較普遍現(xiàn)象，后者則不然，因為史前時代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祭祀活動的發(fā)達程度并不是都成正比例的，甚至歷史學、民族學資料往往得出相反的結(jié)論。……各類通神玉器的空前發(fā)達，人力、物力、財力的大量浪費，這不能認為是社會經(jīng)濟進步的反映，而有可能是社會歷史發(fā)展扭曲的表現(xiàn)。”(24

　　 近年來李伯謙提出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與發(fā)展中“古國”的兩種演進模式：即“紅山文化古國是以神權(quán)為主的神權(quán)國家，良渚文化古國是神權(quán)、軍權(quán)、王權(quán)相結(jié)合的以神權(quán)為主的神權(quán)國家，仰韶文化古國是軍權(quán)、王權(quán)相結(jié)合的王權(quán)國家。”而“廣布于中原地區(qū)的仰韶文化及其后繼的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商周文化因遵循突出王權(quán)的發(fā)展道路，從而保證了社會的持續(xù)發(fā)展和文明的延續(xù)，成為中華大地上綿延不絕的核心文化，而避免了像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樣，因突出神權(quán)、崇尚祭祀造成社會財富巨大浪費而過早夭折。”(25

　　 趙輝指出：“大約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區(qū)進入一個各種文化重組的復雜階段。……結(jié)成一個巨大的考古學文化叢體。可以統(tǒng)稱為‘中原龍山文化’。這個文化叢體占據(jù)了史前農(nóng)業(yè)文化經(jīng)濟區(qū)的中心……至此，考古學文化意義上的‘以中原為中心’的態(tài)勢已經(jīng)形成。”他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原社會迫于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對待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開放態(tài)度，以及位于天下之中的天然地理優(yōu)勢，使得這里成為一個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熔爐，從而培育出中國文化的凝聚力和政治、外交的向心趨勢。”(26

　　

　　 二、“國家”、“國民”與“國土”之“不斷裂”

　　 在世界歷史上，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地區(qū)與國家并不少見，甚至有些地區(qū)還有更為久遠的文明歷史，如西亞的兩河流域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等，但是世界上有著“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歷史的國家或地區(qū)只有中國。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是指作為同一個“國家”、同一群“國民”、同一片“國土”的“不斷裂”。

　　 （一）“國家”之“不斷裂”

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歷史由《史記》等“二十四史”記載的“五帝時代”、“夏商周”的“封邦建國時代”與“秦漢至元明清”王朝的“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quán)國家時代”所組成，其間的不同朝代締造了“中國”不斷裂的“共同國家”的歷史。

對此，可以從黃帝祭祀與歷代帝王廟看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國家”之“不斷裂”。

　　 1.黃帝祭祀與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

　　 中國歷史上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即“祭祀”。祭祀屬于禮制活動，禮制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禮記·祭法》記載：“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三代祭祀黃帝作為“國之典祀”，也就是國家祭祀。以后各個時代的不同王朝均通過不同祭祀形式，認同黃帝是中華“人文始祖”。“祖”有兩重意義：“祖宗”與“祖國”（“國家”），其中第二方面尤為重要。中國古代許多王朝的開國之皇帝，多以“祖”稱，如：漢高祖劉邦、唐高祖李淵、宋太祖趙匡胤、遼太祖耶律億、金太祖完顏旻、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等，而他們各自本朝其他的皇帝一般則稱“帝”或“宗”等，也有稱“祖”者，但是除了后秦、西秦、南漢“開國帝王”稱“太祖”、“烈祖”、“烈宗”，后繼皇帝稱“高祖”之外，未有稱“高祖”者。(27

　　 最早見于正史記載“王國”之“國王”祭祀黃帝的是戰(zhàn)國時代的秦靈公，他為祭祀黃帝專門修建了“上疇”。(28考古工作者在陜西寶雞考古發(fā)現(xiàn)的“血池遺址”出土了有“上疇”陶文的陶器，這應該是“上疇”的遺物。(29秦始皇在云夢九嶷山、浙江會稽分別祭祀黃帝之后人虞舜、大禹。(30在秦末戰(zhàn)爭之初，被立為“沛公”，于是“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庭”。(31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于橋山祭祀黃帝陵。(32

　　 北魏皇室是來自大興安嶺的鮮卑人，公元415年明元帝在橋山派使者“以太牢祠黃帝廟。至廣寧，登歷山，祭舜廟”。(33太祖道武皇帝“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舜廟”。(34《唐會要》記載：唐玄宗在唐長安城中修建“三皇五帝廟”，祭祀黃帝等。(35《宋大詔令集》載：宋代在橋山的“黃帝陵”祭祀黃帝。(36至元元年（1264），世祖忽必烈登基伊始，就提出對堯舜禹諸廟的祭祀。(37明清祭祀黃帝既在都城修建的帝王廟中舉行，又在橋山黃帝陵舉行。

　　 歷代王朝祭祀黃帝實際上是國家行為，也就是國家祭祀。這種祭祀活動體現(xiàn)的是從五帝時代、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不同王朝認為其均為黃帝創(chuàng)建的國家繼承者，它們說明了中華五千年文明是不斷裂的、一脈相承的。

　　 2.從“帝王廟”到“歷代帝王廟”祭祀

　　 唐玄宗時期，在都城之內(nèi)修建了祭祀傳說時代圣君（“上古之君”與“三皇五帝”）的“帝王廟”，又在那些圣君、帝王的原來都城所在地進行祭祀。(38

　　 明代是中國古代都城帝王廟的真正出現(xiàn)時期，朱元璋在明南京城與明中都分別營建的是“歷代帝王廟”。洪武六年（1373）“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chuàng)業(yè)之君，俱宜于京師立廟致祭，遂建歷代帝王廟于欽天山之陽”。(39

　　 明南京城歷代帝王廟中祭祀18位歷史人物，他們不只是傳說時代的圣君，更為重要的是祭祀了明代之前中國歷史上夏商周漢唐宋元王朝的主要開國君主，其中將元王朝皇帝置于帝王廟中，標示著明王朝認為元王朝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因此明代把以前的“帝王廟”發(fā)展為“歷代帝王廟”，“歷代”至關(guān)重要，這是跨越“朝代”的“國家宗廟”。尤為重要的是，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又增加37位夏商周漢唐宋元王朝的“名臣”從祠于歷代帝王廟，(40這些名臣之中有漢族，也有少數(shù)民族。這時的帝王廟具有了真正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宗廟”，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朱元璋把三皇五帝與夏、商、周、漢、唐、宋、元作為一個不同時期連續(xù)性王朝的“國家”整體來看待。

　　 永樂徙都北京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建歷代帝王廟于都城西”。祭祀的先代圣君、帝王與明南京城歷代帝王廟中的基本相同。

　　 清代北京城歷代帝王廟沿襲了明代北京城歷代帝王廟，但是比明代帝王廟享祀的帝王數(shù)量有了大量增加，尤其是一些中華民族中的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王朝帝王，進入歷代帝王廟祭祀對象之中。如遼、金、元三代帝王及其名臣，還有明代的國君與功臣。根據(jù)《日下舊聞考》記載，乾隆四十九年（1784）依據(jù)“國家觀念”、“正統(tǒng)理念”，提出中國歷史上的歷代王朝的歷代帝王均應具有“廟享”地位，最后使歷代帝王廟享祀帝王達到188位。清代的“歷代帝王廟”的祭祀對象包括了中國古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王朝與絕大多數(shù)帝王，使歷代帝王廟真正成為“國家宗廟”，成為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完整”歷史的縮影。明清歷代帝王廟傳達的是“尊崇中華統(tǒng)序的一脈相承”，歷代帝王廟是“‘中華統(tǒng)緒’不絕如線的標志與象征”。歷代帝王廟還表現(xiàn)了“尊重中華統(tǒng)序的一體多元”。(41

　　 對傳說時代“黃帝”、歷代王朝的歷代帝王祭祀，實際上是對共同的“第一國父——黃帝”及共同的“先祖”、共同國家的歷朝國家代表人物（國王或皇帝及其功臣）的“祭祀”，這說明了歷代帝王廟祭祀充分反映了“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這在世界各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是基于中國歷史上多民族對共同國家——中國的認同，對以漢族為主體形成的中華民族的認同，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

　　 （二）“國民”之“不斷裂”

　　 1.遺傳學、體質(zhì)人類學與考古學的證據(jù)

　　 關(guān)于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主體”是創(chuàng)造這一“文明”的“人”之“不斷裂”。

　　 中國遺傳學研究的新成果顯示，五千年來（或者可以說更為遙遠的遠古時代以來），東亞地區(qū)的古代中國國民的遺傳基因延續(xù)不斷，目前中國境內(nèi)的絕大部分人的基因與五六千年前的黃河流域中游地區(qū)人群基因相近。復旦大學人類學實驗室研究發(fā)現(xiàn)，“有著共同的文化和語言的漢族，人口超過了十一億六千萬（2000年人口統(tǒng)計），無疑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因此漢文化的擴散過程廣受各領(lǐng)域研究者的關(guān)注。通過系統(tǒng)地對漢族群體的Y染色體和線粒體DNA多態(tài)性進行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漢文化向南擴散的格局符合人口擴張模式，而且在擴張過程中男性占主導地位。”(42根據(jù)近年來考古學、分子人類學的研究表明，“在距今5000-6000年，華夏族從漢藏語系群體中分化出來集居在黃河中上游盆地，這就是漢族前身。”(43這里的遠古時代男人，對現(xiàn)代中國人，特別是對中國南方地區(qū)中國人的基因貢獻尤為突出。也就是說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締造者主要來自黃河流域中游的古人。

　　 古代北方與東北地區(qū)少數(shù)族群與內(nèi)地的人群關(guān)系，依據(jù)田野考古資料，開展遺傳學、體質(zhì)人類學、歷史文獻學多學科結(jié)合研究已經(jīng)取得重要突破。

　　 北方少數(shù)族群以建立北魏王朝的鮮卑人、遼王朝的契丹人與元王朝的蒙古人與內(nèi)地族群關(guān)系最為重要。

　　 據(jù)吉林大學分子考古學研究室對北方內(nèi)蒙古東部地區(qū)的漢魏時期鮮卑文化與早期契丹文化遺存研究認為，二者的古墓遺骸DNA檢測顯示其屬于具有親緣關(guān)系的同一種族系統(tǒng)。(44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的早期契丹文化與北方地區(qū)的漢魏時期鮮卑考古學文化具有明顯的共性特點。契丹王朝重要官員、貴族耶律羽之的墓志銘記載說明，契丹與鮮卑同出一源。(45在遼寧阜新考古發(fā)現(xiàn)的遼代永清公主墓志則銘刻：永清公主“原其姓耶律氏，景宗孝彰皇帝之嗣女也，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孫。蓋國家系軒轅黃帝之后”。(46

　　 蒙古族起源于唐代的“蒙兀室韋”，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通過對考古發(fā)現(xiàn)的內(nèi)蒙古烏盟察右前旗豪欠營遼墓出土的契丹人和東漢鮮卑墓葬的人骨及近代蒙古族人骨的體質(zhì)人類學比較研究，認為“蒙兀室韋”應溯源于漢代鮮卑。(47

　　 高凱軍在《通古斯族系的興起》一書中提出：東北地區(qū)建立大金王朝與清王朝的女真人，他們就是古代東北亞地區(qū)通古斯族，而通古斯語與滿語的同源關(guān)系，說明西伯利亞的通古斯族應該淵源于黑龍江地區(qū)。20世紀20年代初，俄國學者史祿國（原名C.M.希羅科戈羅夫，1889-1934）提出“通古斯人的原始故鄉(xiāng)當在‘黃河和長江的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區(qū)’”。高凱軍認為：“我國境內(nèi)史前時代遺址的發(fā)布情況和民族學資料及歷史文獻記載表明，古代通古斯人最早起源于我國內(nèi)地。”(48

　　 復旦大學金力院士團隊通過語言學、遺傳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結(jié)合，對109種漢藏語系進行研究，探索“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主人”之“一脈相承”，他們認為：“漢語和藏緬語系的分化時間——即原始漢藏語分化成現(xiàn)代語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約5900年前，地點可能在中國北方，因此該語系的起源和分化可能與仰韶文化及馬家窯文化的發(fā)展有著密切關(guān)系。”(49也就是說，藏族淵源于黃河中上游地區(qū)。

　　 2.中華姓氏發(fā)展歷史

　　 姓氏學通過人們之間的姓氏研究彼此血緣關(guān)系。利用“姓氏學”研究“文明”與人群、“族群”、“國民”彼此關(guān)系，這方面中國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袁義達、張誠研究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xiàn)姓氏的國家，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姓”已產(chǎn)生。(50中國人的姓之出現(xiàn)不但有著久遠歷史，而且姓氏相對十分集中，據(jù)統(tǒng)計，在“當今中國流行的前200個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統(tǒng)的姓氏約占10%，出自黃帝姬姓系統(tǒng)的姓氏約占89%”。也就是說當今中國人應有99%為“炎黃子孫”。(51上述中國國民姓氏情況充分說明，作為“炎黃子孫”的中華兒女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一代又一代傳承、締造了五千年不斷裂的文明歷史。

　　 3.歷史上周邊“族群”認同源于“炎黃”

　　 五千年來對于中華“人文始祖”的祭祀，反映了中國人五千年來對中國、華夏的國家認同，這些“認同者”不限于“中原”地區(qū)，歷史上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四夷”人群亦然。(52

　　 屬于“東夷”的“少昊”族群，歷史文獻記載少昊為“黃帝之子”。(53

　　 起家于西戎之地的秦人，自稱“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54“西戎”的后人苻洪（前秦皇帝）自稱其祖先為“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55“有扈”為大禹之后。(56后秦皇帝姚萇，自認為其祖先“羌酋”是虞舜之后。(57

　　 “南蠻”的楚人，《史記·楚世家》記載其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58“南蠻”的另一支“百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其先祖屬于“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59顓頊、夏禹均出自黃帝。

　　 北方地區(qū)的匈奴則自稱：“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維。”(60《山海經(jīng)·海經(jīng)》則明確指出：“黃帝之孫日始均，始均生于北狄。”(61

　　 北燕開國皇帝惠懿帝高云自認其是高句麗之支庶，高陽氏之苗裔，也就是說高句麗系出自黃帝之孫高陽氏顓頊。(62

　　 大興安嶺地區(qū)的北魏鮮卑人，自稱：“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之子日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63

　　 中古時代及以后建立遼、元王朝的契丹、蒙古（蒙兀室韋）族群，他們均源于漢代的鮮卑。(64

金朝為女真人所建，女真可溯源于商周之際東北地區(qū)的“肅慎”，(65漢晉稱“挹婁”，南北朝稱“勿吉”，隋唐稱“黑水靺鞨”，遼稱“女真”。在黑龍江鏡泊湖地區(qū)、吉林松花江中上游的吉林市與永吉縣之間，考古發(fā)現(xiàn)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鶯歌嶺文化與西團山文化，學術(shù)界一般認為它們屬于歷史記載的“肅慎”族群的考古遺存。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些西團山文化遺存中的鼎、鬲、甑等陶器與中原地區(qū)同時代的同樣陶器基本相同。這就說明三千年前的東北地區(qū)的“肅慎”考古學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密切關(guān)系。

因此史載金宣宗貞祐四年（1216），參議官王澮與金朝女真貴族完顏海奴談到，“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后也”。(66

　　 關(guān)于建立清王朝的女真，以后又稱滿族，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認為，他們與大金王朝的女真是同一民族，因此《清史稿·太祖紀》載：“其先蓋金遺部。”(67

　　 （三）“國土”之“不斷裂”

　　 早在六千多年前，也就是考古學界現(xiàn)在所說的“早期中國”考古學文化主體——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陜西關(guān)中地區(qū)、河南大部分地區(qū)、山西南部、河北南部，遠及甘青交界、河套地區(qū)、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也有一些發(fā)現(xiàn)”。(68而仰韶文化的廟底溝文化范圍要比以上傳統(tǒng)所說的仰韶文化分布范圍更大。

　　 承襲黃河流域中游的廟底溝文化的是河南龍山文化，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主要源頭是上述考古學文化，也就是歷史文獻記載的“五帝時代”。“五帝時代”始于黃帝，《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建立的“有熊國”的范圍：“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葷粥，合符釜山。”(69這與廟底溝文化分布區(qū)基本一致。這一范圍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發(fā)展史上不但沒有斷裂、得到承襲，并在秦漢至明清時代得到不斷鞏固、發(fā)展。

　　

　　 三、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的“物證”

　　 就中華文化來說，“文明社會”形成的物化載體集中體現(xiàn)在與“國家文化”密切相關(guān)的都城、陵墓、文字、禮器之上，它們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最重要“物化載體”。

　　 （一）古代都城規(guī)制理念一脈相承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在新的設(shè)防城市的周圍屹立著高峻的墻壁并非無故：它們的塹壕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們的城樓已經(jīng)高聳人文明時代了。”(70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城市（都城）的出現(xiàn)意味著國家的出現(xiàn)與原始社會被送進“歷史博物館”。王國維認為“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71

　　 自中華文明形成以來，具有同一規(guī)制理念的都城（都邑）延續(xù)不斷，并使這一規(guī)制理念不斷發(fā)展。從新中國70年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來看，夏商周三代都城，至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與遼金元明清都城，其選址、布局形制等規(guī)劃理念一脈相承，并被視為國家統(tǒng)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指示物”與中華文明核心政治理念“中和”的“物化載體”。這在古代世界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它凸顯了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特點。

　　 1.古代都城選址的“擇中”理念

　　 古代都城“選址”的“求中”、“擇中”理念之五千年來的“不斷裂”，從都城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出土文獻記載得到佐證。

　　 （1）陶寺城址的“擇中”考古發(fā)現(xiàn)

　　 陶寺城址位于山西襄汾。考古學界一般認為這是中國古代都城遺址中，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時代最早、“內(nèi)容最全”的都邑城址。而歷史文獻記載的“堯都平陽”之“平陽”就在“陶寺城址”的所在地襄汾。因此考古發(fā)掘者與歷史學家認為陶寺城址應為“堯都”。(72其中20世紀80年代與21世紀初在陶寺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的兩座墓葬出土了與“測中”有關(guān)的“槷表”等遺物，(73它們可能折射了陶寺城址當年選址的“求中”理念。

　　 （2）虞舜“求中”于“歷山”

　　 戰(zhàn)國時代的《清華簡·保訓篇》記載：虞舜“求中”于“鬲茅”，(74“鬲茅”即古文獻之“歷山”，在今河南濮陽與山東菏澤一帶。(75近年來，這一區(qū)域發(fā)現(xiàn)大量與虞舜同時期的聚落遺址和一些重要城址。這與《保訓》記載的舜“求中”可以對應。

　　 （3）上甲微“求中”于“嵩山”

　　 《清華簡·保訓篇》記載：商湯六世祖上甲微為夏禹“求中”于嵩山。(76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夏代都邑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二里頭遺址及商代早期都城鄭州商城、偃師商城遺址所在地均在“大嵩山”地區(qū)。(77

　　 周武王滅商，建立周王朝，其都城選址明確提出要在國家的中心。《史記·周本紀》記載：“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日：‘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781963年陜西寶雞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之銘文：“宅茲中或”(79之“中”即“天地之中”的“中”，“或”即“國”，《周禮·考工記》記載“國中九經(jīng)九緯”之“國”即“都城”。《詩經(jīng)·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80《史記·五帝本紀》：“夫而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集解》：“劉熙日：‘帝王所都為中，故日中國。’”(81

　　 因此可以說，從文獻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兩方面來看，中華文明形成伊始的國家都城就規(guī)劃在國家空間的“中央”。《呂氏春秋·慎勢》指出：“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荀子·大略》亦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

　　 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區(qū)為“天地之中”，隨著國家空間范圍擴大，以嵩山為中心的“大中原”范圍擴及魯西南、關(guān)中東部、晉南及河南大部，三代以降的都城，在中古時代以前的各“大一統(tǒng)”王朝都城基本在長安與開封之間的東西軸線上，夏商周、秦漢、魏晉、唐宋王朝都城均“擇中建都”于這一“廣義”之“天地之中”。進入中古時代以后的遼金元明清王朝，由于國家經(jīng)濟中心的“東移”，政治上北方族群的崛起，隋唐大運河的開通，國家都城由中古之前選址的長安——開封的東西南北之“中”，發(fā)展為遼金元明清都城的居國家南北之“中”，考慮女真、蒙古等北方族群多起家于大興安嶺、蒙古高原一帶，于是始都北京的海陵王認為燕京乃“天地之中”，(82這正是反映了海陵王的“正統(tǒng)”之“擇中建都”原則。(83都城“擇中”從“中原”轉(zhuǎn)移至“燕京”（今北京），海陵王從“擇中建都”理念、實踐上營建的金“中都”，開啟了中國中古時代后期，元明清王朝定都北京的先河。

　　 2.古代都城形制的發(fā)展

　　 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中國古代都城遺址，可以上溯至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陶寺城址，其都城由宮城與外郭城組成，這種“雙城制”都城延續(xù)至魏晉洛陽城。南北朝時期發(fā)展為宮城、皇城與外郭城的“三城制”都城，此后這一都城形制一直沿襲到明清北京城。

　　 中國古代都城之宮城平面多為正方形或近方形，如二里頭遺址、偃師商城、魏安邑城、漢長安城、東漢洛陽城、隋唐兩京、宋東京城之宮城等。也有的宮城平面為長方形，如魏晉與北魏洛陽城、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之宮城等，但其皇城一般多為方形。有的都城的平面也是方形或近方形，如洹北商城、東周魯國故城（魯國曲阜城）、漢長安城、隋唐長安城、宋東京城、金中都、元大都等。都城由于面積大，其地形相應比較復雜，有的都城只能是將都城平面規(guī)制成近似方形。就世界古代城市而言，古代城市的方形或近方形平面是中國古代城市形制的重要特色之一，它是基于“天圓地方”哲學觀與“中”相對“四方”均等的政治理念。(84

　　 古代都城之中的主體建筑是宮城、宮殿、宗廟、官署等，宮城是都城的“政治中樞”，都城以宮城為核心。王國時代宮城以大朝正殿與宗廟為核心，帝國時代宮城以大朝正殿為核心，大朝正殿成為都城“中軸線”的“基點”。以大朝正殿為中心的“左祖右社”是“帝國時代”中國古代都城最大特點。(85

　　 都城與其他城市的不同，還表現(xiàn)在帝國時代的都城城門“一門三道”，都城及宮城四面辟門。根據(jù)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資料來看，至少自北魏洛陽城及其以后的都城之宮城正門均為“一門三道”。這是都城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政治理念進一步強化的表現(xiàn)。都城城門與宮城宮門是“國家”的“門面”與“象征”，“一門三道”之“中道”突出了“國家”之“中心”理念。都城與宮城四面設(shè)置城門與宮門形成“四門”則體現(xiàn)了“中央”相對“四方”的“公允”、“公平”、“公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中和”政治理念的體現(xiàn)，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始終如一的“大一統(tǒng)”核心政治觀的“物化載體”。

　　 （二）帝王陵墓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帝王陵墓歷來是“國家工程”，幾乎與都城構(gòu)建一樣重要，“帝王陵墓文化”亦為古代王朝的“國家文化”。任何王朝的統(tǒng)治者，不論其是中華民族哪個族群，是否傳承這一“國家文化”，就意味著是否對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通過古代帝王陵墓規(guī)制研究，可以從一個側(cè)面再現(xiàn)“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

　　 目前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最早的帝王陵墓是安陽西北崗的殷墟商王陵，其墓室平面為“亜字形”，也就是墓室四面各辟一墓道，形成墓室的四面各一門道，(86這一帝王陵墓制度一直延續(xù)至西漢帝陵。(87就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而言，殷墟商王陵的墓室四面各辟一墓道，實際上是秦漢時代開啟的都城、宮城四面辟門規(guī)制之源頭。

　　 東周時期“墓而不墳”傳統(tǒng)被沖破，墓室之上出現(xiàn)了“封土”（即“墳”），與此同時，帝王陵封土周圍構(gòu)筑了陵園，陵園四面各辟一門，它們分別對應其陵墓的“四墓道”及陵墓地宮，這應該是宮城辟四門與大朝正殿基本相對的“陽間世界”的“陰間”之“翻版”。(88

　　 東漢帝陵為帝后同墳同穴合葬，墓葬為南北向長斜坡墓道的“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一條為南向。這一變化改變了自商代晚期以來帝王陵墓設(shè)置東西南北四條墓道的傳統(tǒng)，但是帝陵規(guī)制仍然是延續(xù)未變，這主要反映在陵園仍然是設(shè)置東西南北“四門”，對“活人”而言陵園置“四門”比“亜字形”陵墓的“四墓道”更使人們直觀意識到陵園辟四門這是宮城開四門的再現(xiàn)，這一規(guī)制與中國古代社會帝王陵園四門規(guī)制相始終。(89

　　 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發(fā)展史中，漢唐之間的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多民族融合時期，也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大發(fā)展時期，其中尤其以北方地區(qū)最為突出。如北魏、東魏、北齊、北周等王朝的統(tǒng)治者，他們均為北方少數(shù)族群，但是作為其陵墓，理應是一個國家、族群最穩(wěn)定、最“保守”的“文化”，從已經(jīng)開展田野考古工作較多的洛陽北魏孝文帝長陵、宣武帝景陵、洛陽北邙北魏鮮卑貴族墓、山西大同的北魏云中金陵、平城永固陵與萬年堂、(90河北磁縣的東魏與北齊帝陵、(91陜西咸陽北周武帝陵墓等，(92可以看出其帝王陵墓文化與該地區(qū)的傳統(tǒng)“帝王陵墓文化”基本一致，而與他們原來的族群所在地墓葬文化差異甚大。這也反映了他們的“華化”進程與深度。

　　 唐代帝陵在秦漢、魏晉南北朝帝陵基礎(chǔ)之上，陵墓的地面設(shè)施更為完備，陵園與陵區(qū)更進一步仿效都城及宮城，其中以唐高宗與武則天的乾陵最為典型。(93

　　 北宋帝陵繼承了漢唐帝陵的特點，(94直接影響到中古時代后期的遼金元明清帝陵。

　　 遼代帝陵主要分布在遼上京附近的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地宮設(shè)南北排列的前、中、后三室，前、中室東西兩側(cè)各有附室。遼陵“依山為陵”、“鑿山為藏”，陵前設(shè)置石像生，這些與唐陵基本相同。陵墓附近有祭祀性建筑，沿襲了秦漢帝陵傳統(tǒng)。遼陵總體上繼承了漢唐陵寢制度特點。(95

　　 西夏帝陵布局結(jié)構(gòu)大體相近，帝陵方向均為坐北朝南。帝陵“陵園”由內(nèi)城與外城組成，內(nèi)城平面為方形或長方形，四隅各置一座角樓，四面中央各辟一門。陵臺在內(nèi)城西北部，獻殿在內(nèi)城南門內(nèi)偏西處。內(nèi)城南部為月城，其中列置石像生。在內(nèi)城和月城之外再筑一重城垣，形成外城，外城南部有高大雙闕。劉毅認為：“從已知考古資料來看，西夏王陵制度明顯受到唐、宋皇陵制度的影響。”(96

金陵位于北京市房山周口店鎮(zhèn)龍門口村北，主陵區(qū)坐落于九龍山。主陵區(qū)平面布局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建筑模式，由南向北依次為：陵區(qū)入口的石橋、神道、石踏道、東西臺址、東西大殿、陵墻及地下陵寢等。

(97

　　 金代皇室為女真人，歷史文獻記載，女真人原來葬俗簡單，“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98金代皇陵制度確立，始于海陵王。這與海陵王徙都燕京，營建“金中都”是一致的，應該屬于海陵王“慕華風”的產(chǎn)物。相對遼代被宋金聯(lián)合所滅而言，使金王朝滅亡北宋王朝，統(tǒng)治了“大半個中國”，這與海陵王的“慕華風”的政治態(tài)度是密不可分的。

　　 關(guān)于元代帝陵的考古學研究，至今還有許多問題說法不一。但是元代帝陵與唐宋、西夏遼金帝陵完全不同，這是基于元代統(tǒng)治者考慮的社會矛盾影響到的陵墓安全而采取的不同埋葬方式。但是，從北京地區(qū)考古發(fā)現(xiàn)元代高等級蒙古族貴族埋葬來看，他們還是基本傳承了中原地區(qū)“葬俗”與“葬儀”。也就是說元代統(tǒng)治集團在墓葬文化上被“華化”。如北京海淀區(qū)頤和園附近考古發(fā)掘的元朝“光祿大夫監(jiān)修國史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墓、(99北京市崇文區(qū)龍?zhí)逗瘎踪F鐵可墓及其父斡脫赤墓為石槨墓等。(100上述北京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元朝高等級權(quán)貴墓葬，其基本考古學文化與內(nèi)地宋金時期的墓葬文化是一致的。

　　 明代帝王陵墓主要包括江蘇盱眙明祖陵、安徽鳳陽明皇陵、南京明孝陵與北京明十三陵。明太祖十分重視“國家文化”或“社會大傳統(tǒng)”的傳承，其中對于國家的祭祀、輿服、職官等要求“悉從唐制”。明代帝王陵墓在中國古代帝王陵墓發(fā)展史上，與以前相比較，其在陵區(qū)布局中更為突出不同地方都城的創(chuàng)始帝王之帝陵的中心地位，這是“國家至上”意識的反映。如，明成祖遷都北京，因此北京明十三陵以明成祖長陵為“核心”，“從各陵排列與分布來看，明代初年的成祖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和英宗裕陵的位置排列，遵照了古代的昭穆制度”。(101而“昭穆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家國”禮制的核心。這一陵區(qū)規(guī)制為清東陵與清西陵所承襲。

　　 女真人建立清王朝之前，其葬俗上至達官顯貴，下到一般百姓流行火葬。(102在盛京三陵與清東陵、清西陵我們看到的帝王陵寢制度則完全不同，追溯其源，我們可以看到清代帝陵形制可上溯至唐、宋、明之帝王陵寢制度。

　　 中國歷史上的不同王朝統(tǒng)治者有中原地區(qū)的，也有來自周邊地區(qū)族群的，因此說這些帝王陵墓的主人出生于不同地區(qū)、不同時代、不同族群，有著各自不同的葬俗，但是他們作為中華民族不同王朝的“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傳承著屬于“國家文化”性質(zhì)的共同的“帝王陵墓文化”，這些“帝王陵墓文化”成為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物化載體”。

　　 （三）禮制建筑與禮器

　　 《左傳》文公二年載：“祀，國之大事也。”“祀”即“祭祀”，“祭祀”屬于禮制活動，這是中國古代國家的重要職能，“禮制”是“中華文明”的標識與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核心文化基因之一。作為“祭祀”的“禮制”，其物化載體主要是禮制建筑與禮器。

　　 1.禮制建筑的發(fā)展與延續(xù)

　　 禮制建筑是基于中華文明的“祖先崇拜”及“天地人”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觀（即“人”的存在是基于“天”與“地”）而設(shè)計的。

　　 從考古學研究而言，作為國家禮制活動的“平臺”一般是禮制建筑，它們主要是宗廟、社稷、明堂、辟雍、靈臺、圜丘（天壇）、地壇等，其中宗廟、圜丘遺址等考古工作開展較多，文獻亦多有記載。

　　 “宗廟”在中華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發(fā)現(xiàn)早期宗廟與宮殿一般均在宮城之中，形成“宮廟”結(jié)合格局，這也為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家國”體系奠定了深刻思想基礎(chǔ)，它們突出的是“祖宗崇拜”與“國家至上”理念。至于各種各樣的“神”在宮城之中沒有它們的“一席之地”，這就是中華古代文明與西方古代文明的最大不同。考古發(fā)現(xiàn)的夏代二里頭遺址宮城、偃師商城宮城之中的西東宮廟并列于宮城北部，形成“東廟西宮”格局；降及東周秦雍城中部的馬家莊的東西并列的宗廟與宮殿遺址。秦漢時代宗廟移出宮城，漢長安城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了最早的都城“大朝正殿”居中與“左祖右社”的禮制建筑布局，并一直與中國古代社會都城禮制建筑規(guī)制相始終，其中雖然有北魏洛陽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等少數(shù)族群建立的王朝，但是其都城之中的“左祖右社”禮制被歷代王朝所沿襲。

　　 “天地”在中國歷史文化中，有著特殊的意義。中國古代從帝王到百姓的先民均把“天地”視同“父母”，這應該是古人最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對“天地”的祭祀成為上至“國王”、“皇帝”，下到庶民百姓的重要精神信仰。尤其是歷代王朝不同族屬的統(tǒng)治者均以國家的名義，在都城構(gòu)建祭祀“天地”的“平臺”——天壇（圜丘、南郊壇）與地壇（北郊壇），使之成為古代中國“天地觀”的物化載體。

　　 考古發(fā)現(xiàn)的“祭天”遺址以戰(zhàn)國時代到西漢時代的鳳翔雍城“血池”祭天遺址最早。唐長安城圜丘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它與清代北京城的“祭天”禮制建筑“天壇”一脈相承。至于歷史文獻記載的幾千年來古代禮制建筑，內(nèi)容豐富，十分清楚地向人們展示，“禮制文明”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發(fā)展史上始終沒有“斷裂”。

　　 2.禮器的發(fā)展與延續(xù)

　　 中國歷史上的禮器很多，我認為“青銅鼎”和“玉圭”無疑是佐證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中最為重要的禮器之代表。

　　 （1）“鼎”：生命力最強的“禮器”

　　 鼎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可以追溯至八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裴李崗文化。(103“鼎”作為禮器有著久遠歷史，《史記·封禪書》記載：“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104《左傳》宣公三年亦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用能協(xié)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滅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因此“鼎”在先秦時代是重要的禮器，它成為那個時代政治地位的象征。《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注：“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105“鼎”的政治色彩一目了然。《左傳》宣公三年記載，“成王定鼎于郟鄏”，注：“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106文獻記載：“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jù)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yè)也。”(107有的學者認為，隨著青銅時代的結(jié)束、鐵器時代的到來，“鼎”失去了過去的“輝煌”。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秦漢王朝開啟的帝國時代，使先秦時代的許許多多禮器已不再輝煌如舊，而唯獨鼎在傳統(tǒng)青銅禮器中的地位進一步“凸起”，成為國家的“最重”之“重器”。鼎被認為是國家“大吉大利”之象征，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108歷史文獻記載：武帝公元前116年“得鼎汾水上”，于是改紀元“元鼎”，為此于同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109

　　 鼎在中古時代以后經(jīng)過“華麗轉(zhuǎn)身”，以香爐形象作為祭祀祖先的重要“禮器”而繼續(xù)保持著它的高貴身份。香爐作為供具放在供桌的中央，由此不難看出鼎在中國人心中的特殊地位。

　　 鼎在中國的語言、文字中留下它唯其獨尊的至高形象，千百年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問鼎天下”、“定鼎中原”、“一言九鼎”等，這里的鼎成為國家的象征，同時也說明鼎與“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一直在中華民族歷史發(fā)展的長河中“形影不離”、“結(jié)伴前行”。

　　 鼎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鼎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是國民對中國悠久歷史文化認同的物化載體。至今中國在國際交往與國家重大政治活動中，把鼎作為國家文化的象征，1995年10月21日，為慶祝聯(lián)合國50華誕，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聯(lián)合國贈送一尊巨大的青銅“世紀寶鼎”；2001年為慶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自治區(qū)贈一尊“民族團結(jié)寶鼎”，矗立于拉薩人民會堂廣場，象征民族團結(jié)和西藏各項事業(yè)鼎盛發(fā)展，這些舉措都寓意深遠。(110

　　 （2）玉圭

　　 考古發(fā)現(xiàn)與歷史文獻記載均說明，作為禮器的玉器在新石器時代與夏商周時代，備受重視，而在玉禮器中，又以玉圭作為“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物化載體最為突出，生命力最強。

　　 歷史文獻記載“五帝時代”的唐堯因夏禹治水之功，而賜其“玄圭”，(111這奠定了夏禹創(chuàng)建“夏王朝”的政治基礎(chǔ)。有學者認為夏代的“政治信物”——“玉璋”實際上就是“玄圭”，《說文》卷13土部：“剡上為圭，半圭為璋。”《禮記·禮器》記載：“圭璋特”。孔穎達疏：“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它物媲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zhí)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112

　　 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玉璋、石璋相同或相近的遺物在南自廣東、福建，北到長城地帶，西起黃河上游與長江流域上游的四川盆地，東達東部沿海廣闊區(qū)域多有發(fā)現(xiàn)。上述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夏王朝前后的玉圭、石圭可能有相當多的是從二里頭遺址擴散出去的，或受到二里頭遺址的圭、璋之影響，這些圭、璋作為“政治信物”的擴散與接受，應該是對夏王朝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這與夏禹接受虞舜賜予“玉圭”似有相近政治意義。

　　 玉圭作為“文明社會”的政治“身份”標識，備受統(tǒng)治者及社會上層的重視。夏商周時代，朝廷已經(jīng)把各種形制大小與紋飾不同的玉圭頒發(fā)給不同的官員，作為其爵位與身份的徽標。

　　 秦漢王朝結(jié)束了兩千多年的王國時代，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時代，玉圭在諸多玉禮器中得到更為突出的重視。如：1975年在山東煙臺芝罘島陽主廟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兩組秦代玉器，每組均為：“圭一件，璧一件，鷓兩件”，(113這批成組的玉器可能是秦始皇登芝罘島祭祀“陽主”時所瘞埋的。(114

　　 歷史文獻記載，漢代天子祀上帝、本朝帝王、宗廟、大河、天地皆用圭，(115這方面的考古發(fā)現(xiàn)頗多，如：陜西鳳翔的秦漢血池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的皇帝祭天的祭祀坑中的“玉圭”（玉璋）。(116漢太上皇陵建筑遺址與太上皇陵之間，“曾出土過為數(shù)不少墨綠色玉圭，據(jù)推測這些是當時祭祀用品”。(117在漢景帝陽陵的二號建筑遺址（陵廟遺址），出土了成組的玉圭與玉璧禮器。(118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陜西興平縣漢武帝茂陵調(diào)查時，在茂陵“白鶴館”遺址南曾出土過大批的玉圭。(119在昭帝平陵與孝昭上官皇后陵之間“分別發(fā)現(xiàn)了東西向排列的成組玉器，每組間距約2米。每組玉器均由玉璧和玉圭組合而成”。在漢成帝延陵“陵園南門附近曾出土過整齊的玉圭和玉璧”。(120

　　 漢代以后，玉圭仍然是國家重大活動的重要禮器。有人認為漢代以后“禮器已不再作為隨葬之用”，(121其實不然，唐惠昭太子陵出土了玉圭。(122唐長安城大明宮含元殿遺址東側(cè)，考古發(fā)現(xiàn)了皇室“燎祭”時使用的禮儀玉器“圭璧”。(123

　　 降及明代的帝陵之中仍然以玉圭為重要禮器隨葬，1956年，在明定陵中曾出土了八件玉圭。1980年發(fā)掘的明益王二妃棺內(nèi)各有仿制的玉谷圭一枚。

　　 “笏板”與“牌位”應從“玉圭”發(fā)展而來。有的學者已經(jīng)提出：“據(jù)《禮記》記載，諸侯朝見天子時或大夫訪問他國時，以及舉行射禮時，都必須手持細長的板狀物‘笏’。依持有者身份的不同，它的形狀、大小和材質(zhì)都有差別，分別用美玉、象牙和帶有不同裝飾的竹制成。‘笏’的形狀和使用它的一套程序，與‘玉圭’極為相似，很可能是由玉圭轉(zhuǎn)化而成的。”(124中古時代及以后，在帝王陵墓神道之上的石像生，其中的文官石像，其胸前雙手所持的“笏板”應該就是玉圭的“轉(zhuǎn)型”。至于在祠堂、宗廟供奉的祭祀祖宗之“牌位”，就其形狀與文化內(nèi)涵而言，也應該與“玉圭”密切相關(guān)。

　　 （四）文字反映的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

學術(shù)界大多認為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國的漢字已經(jīng)出現(xiàn)，中國各地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與末期遺存中的不少“符號”已經(jīng)具有“文字”特點，有的學者稱之為早期“文字”。

再晚一些的如距今約4300-41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已經(jīng)考古發(fā)現(xiàn)了可以確認的漢字，而且其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可以說是已經(jīng)“成熟”的漢字。繼之，西周青銅器銘文、東周陶文與盟書、簡牘、帛書之上的文字，這些是在商周甲骨文基礎(chǔ)之上進一步發(fā)展的大篆、小篆及“六國文字”。秦始皇建立了多民族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quán)國家，他采取了“統(tǒng)一文字”的“國策”，為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增加國家文化的凝聚力，作出了永載中華史冊的巨大貢獻。正是由于秦始皇的統(tǒng)一文字于小篆，經(jīng)漢唐時代，由小篆至漢隸、楷書，至今使?jié)h字成為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突出代表。就世界各國而言，類似情況是極為罕見的，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由五千年不斷裂的中國文字歷史，形成的五千年不斷裂的中國歷史文獻在世界史上更是極具特色的，其中的“二十四史”在世界各國歷史文獻發(fā)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國家保存著“五千年不斷裂”的完整國家主導編撰的歷史文獻。“二十四史”既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歷史文獻，又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科學佐證。

　　 文字作為一種“形而上文化”，它不同于其他“文化”，文字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文化”。就世界古代文明而言，絕大多數(shù)文明的形成與文字密不可分，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等，產(chǎn)生了相應的兩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南亞次大陸文明。中華文明的文字，始于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之上的刻畫“符號”，有的學者認為它們就是中華文化的早期“文字”，此后，進入青銅時代的甲骨文則是已經(jīng)成熟的文字，再后就是周代青銅器的銘文，東周、秦漢及以后大量考古發(fā)現(xiàn)的簡牘、帛書、陶文、石刻文字等，正如周有光所說：“從甲骨文到小篆，漢字有明顯的圖形性。為了書寫方便，文書人員（隸人）把圖形性的線條改成‘筆畫’，就成了‘隸書’。從篆書到隸書的變化叫做‘隸變’。隸變使?jié)h字的圖形性完全消失。隸書是漢朝的通用字體。隸書寫得平整就成‘楷書’。楷書盛行于東漢，一直傳到今天，是正式的字體。”(125這就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中的文字發(fā)展史。

　　 結(jié)語：從“中和”到“國家認同”的“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

　　 “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的主要成因是五千年來華夏族群對中華文明的認同，并在其歷史發(fā)展進程中這種認同形成了中華“核心文化基因”。“中國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東南西北的匯聚，‘中’就是根。中國是從‘中’來的，建國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國家也叫‘中’，這時中國的國家是指天下，要東西南北中，因此皇宮要建在都城正中間，皇宮里象征國家的大朝正殿要建在宮里的正中間。”(126這一都城規(guī)制原則從夏商周至唐宋元明清王朝歷代都城延續(xù)不變，在其幾千年的不斷發(fā)展中越來越強化。

　　 與“中”對應的是“和”，“擇中建都”對國家東西南北而言就是“和”；“和”在都城的體現(xiàn)是都城四面辟門代表國家“四方”與國家縮影都城之“和”；宮城四面辟門代表國家東西南北與宮城作為國家政治中樞之“和”。

　　 “中”與“和”是辯證統(tǒng)一關(guān)系。從文化上來說“多元一體”的“一體”為“中”，“多元”是“和”，“一體”是核心。就政治文化而言，“一體”是“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國歷史文化認同”。

　　 “中和”之“中”的政治上“大一統(tǒng)”與“和”之“有容乃大”成為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又一核心文化基因，對中國歷史文化產(chǎn)生深刻影響，從百姓的“家和萬事興”到國家的民族“和親政策”，不同“漢傳宗教建筑”及“儒道釋三教合一”所體現(xiàn)出中華文明的“和為貴”，以及中國歷史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有容乃大”之“中和”理念所鑄造的“多元一體”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

　　 “中”是“國家認同”思想基礎(chǔ)，“國家認同”是對國家公民、社會群體（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基本要求，在世界各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中都是一樣的。作為有著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古國，在“國家認同”方面中國有著更為悠久的優(yōu)秀歷史文化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在“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國家認同”高于其他任何“認同”，這一認同實質(zhì)上是對國家的“政治認同”。

　　 “中”是“國家文化基因”，關(guān)于“中”的理念之出現(xiàn)，似乎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仰韶文化中已經(jīng)萌發(fā)，其中在河南濮陽考古發(fā)現(xiàn)6400年前的濮陽45號墓的蚌塑“北斗”，其北斗勺柄即以人的脛骨象征測影之髀表即“槷表”，“‘中’的本義乃取槷表不偏不倚的中正狀態(tài)”，因此馮時認為濮陽西水坡45號墓考古發(fā)現(xiàn)的“周髀”（槷表），說明那時濮陽西水坡先圣認為那里就是“天地之中。”(127這一“居中”觀念的形成與新石器時代晚期中華大地中原仰韶文化居于“東西南北”史前文化之“中心”的分布格局是一致的。仰韶文化廟底溝時代出現(xiàn)的“執(zhí)中”觀念為其后的中原龍山文化（“五帝時代”）及“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遼金元與明清王朝所繼承、發(fā)展，它們與“國家”政治文化息息相關(guān)，在中華五千年國家歷史發(fā)展中一直延續(xù)，成為中華文明的“國家文化基因”，其物化載體表現(xiàn)形式如國家“擇中建都”、都城“擇中建宮”、宮城“擇中建廟（宮廟）”；都城、宮城“辟四門”；都城城門與宮城正門均為“一門三道”等。上述所有“形而下”的“物化載體”，它們折射出的是“形而上”的中國人的“中”、“中和”核心理念與“家國一體”及“國家至上”思想。

　　 在以上所述“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中華文明五千年”之“不斷裂”的發(fā)展是“不變”的，“不變”的是其核心理念“中”與“中和”；至于其形式也在隨著時代發(fā)展而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國家認同”的強化。比如，作為“中”從王國時代都城的宮城之“宮廟”（宮殿與宗廟）居宮城之中的“二元政治”（血緣政治與地緣政治）之“中”，到帝國時代都城之宮城大朝正殿居中的“一元政治為主”（地緣政治），再到帝國時代都城“左祖右社”與“中軸線”的全面形成，可以看到就是“不斷裂文明”的“中”之理念（即“國家意識”）隨著歷史發(fā)展而越來越強化。中國古代都城發(fā)展史揭示的都城城門從王國時代的“一門一道”到帝國時代的“一門三道”，再到中古時代的“一門五道”，無疑是“中”的理念越來越“強化”的反映。至于“斷裂的文明”就是隨著歷史發(fā)展被淘汰的“變異基因”，這就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的“大一統(tǒng)”之“國家認同”的歷史發(fā)展之必然，也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傳承中的發(fā)展脈絡(luò)與歷史邏輯。

　　 ①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莼、馬雍、馬巨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7年，第11頁。

　　 ②戈登·柴爾德：《城市革命》，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編：《當代國外考古學理論與方法》，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頁。

　　 ④易建平：《文明與國家起源新解——與范毓周、王震中等學者商榷》，《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8月11日，第5版。

　　 ⑤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9頁。

　　 ⑥王宇信：《新中國甲骨學六十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4—5頁。

　　 ⑦王國維：《觀堂集林》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11、435頁。

　　 ⑧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2000年，第86頁。

　　 ⑨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shù)部、國家文物局編：《早期中國——中華文明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5—37頁。

　　 ⑩馮時：《〈保訓〉故事與地中之變遷》，《考古學報》2015年第2期。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555、802頁。

　　 (12袁廣闊：《后崗二期文化與早期夏文化探索》，《光明日報》2016年1月3日，第11版。

　　 (13韓建業(yè)：《廟底溝時代與“早期中國”》，《考古》2012年第3期。

　　 (14韓建業(yè)：《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fā)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9頁。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發(fā)掘簡報》，《華夏考古》2002年第2期。

　　 (16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quán)的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37頁。

　　 (17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8頁。

　　 (18安金槐：《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fā)掘》，《文物》1983年第3期。

　　 (19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tǒng)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0蘇秉琦、殷瑋璋：《關(guān)于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21秦益成：《考古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指導——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慶柱》，《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9期。

　　 (22劉慶柱：《從考古走進歷史》，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9年，第8—9頁。

　　 (23《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7頁。

　　 (24劉慶柱：《考古學文化與中原地區(qū)的古代文明形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fā)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慶祝會暨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fā)展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9頁。

　　 (25李伯謙：《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0、51頁，“前言”第3頁。

　　 (26趙輝：《中國的史前基礎(chǔ)——再論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文物》2006年第8期。

　　 (27《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第1079—1096頁。

　　 (28《史記》卷28《封禪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64頁。

　　 (29田亞岐：《血池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與秦人祭祀文化的認知》，《光明日報》2019年1月7日，第14版。

　　 (30《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60頁。

　　 (31《史記》卷8《高祖本紀》，第350頁。

　　 (32《漢書》卷6《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89頁。

　　 (33《魏書》卷3《太宗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79頁。

　　 (34《魏書》卷2《太祖紀》，第2177頁。

　　 (35《唐會要校正》卷22，西安：陜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370頁。

　　 (36《宋大詔令集》卷156，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585頁。

　　 (37《元史》卷77《祭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453頁。

(38《唐會要校正》卷22之《前代帝王》，第369—371頁。

　　 (39《明史》卷50《禮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292頁。

　　 (40《明史》卷50《禮志四》，第1291—1294頁。

　　 (41許偉：《歷代帝王廟的來龍去脈》，《光明日報》2013年8月12日，第5版。

　　 (42金力、李輝、文波等：《遺傳學證實漢文化的擴散源于人口擴張》，《自然》2004年，第431卷，第302—304頁。

　　 (43李輝、金力編著：《Y染色體與東亞族群演化》，上海：上海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15年，第120頁。

　　 (44高凱軍：《論中華民族——從地域特點和長城的興廢看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fā)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56頁。

　　 (45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阿魯科爾沁旗文物管理所：《遼耶律羽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6年第1期。

　　 (46袁海波、李宇峰：《遼代漢文〈永清公主墓志〉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5期。

　　 (47高凱軍：《論中華民族——從地域特點和長城的興廢看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fā)展》，第260頁。

　　 (48高凱軍：《通古斯族系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7、272頁。

　　 (49顏維琦、曹繼軍：《我學者揭示漢藏語系起源于中國北方——可能與仰韶文化及馬家窯文化的發(fā)展有著密切關(guān)系》，《光明日報》2019年4月25日，第11版。（復旦大學金力團隊：《語言譜系證據(jù)支持漢藏語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起源于中國北方》，《自然》2019年，第569卷，第112—115頁）

　　 (50袁義達、張誠：《中國姓氏：群體遺傳和人口分布》，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頁。

　　 (51劉文學：《建設(shè)華人尋根圣地傳承華夏歷史文明》，張新斌、劉五一主編：《黃帝與中華姓氏》，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0—231頁。

　　 (52《史記》卷1《五帝本紀》，第28頁。

　　 (53《史記》卷1《五帝本紀》：“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囂，是為青陽。”索隱案：“皇甫謐以青陽為少昊。”（第10頁）

　　 (54《史記》卷5《秦本紀》，第173頁。

　　 (55《晉書》卷112《苻洪載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867頁。

　　 (56《史記》卷2《夏本紀》，第89頁。

　　 (57《晉書》卷116《姚弋仲載記》：“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首。”（第2959頁）

　　 (58《史記》卷40《楚世家》，第1698頁。

　　 (59《史記》卷41《越王勾踐世家》，第1739頁。

　　 (60《史記》卷110《匈奴列傳》，第2879頁。

　　 (61袁珂校注：《山海經(jīng)校注》卷11《大荒西經(jīn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5頁。

　　 (62《晉書》卷124《慕容云載記》，第3108頁。

　　 (63《北史》卷1《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頁。

　　 (64高凱軍：《論中華民族——從地域特點和長城的興廢看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fā)展》，第256—260、289—295頁。

　　 (65張博泉、魏存成主編：《東北古代民族·考古與疆域》，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1頁。

　　 (66張廣智等：《大嵩山——華夏歷史文明核心的文化解讀》，鄭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265頁。

　　 (67《清史稿》卷Ⅰ《太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頁。

　　 (6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1頁。

　　 (69《史記》卷l《五帝本紀》，第6頁。

　　 (7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81頁。

　　 (71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第2冊，第451頁。

　　 (72何駑：《堯都何在？——陶寺城址發(fā)現(xiàn)的考古指證》，《史志學刊》2015年第2期；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第308—322頁。

　　 (7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發(fā)現(xiàn)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74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壹）》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第143、145頁。

　　 (75參見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174—176頁。

　　 (76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上冊，第8、55—60頁；下冊，第142—143頁。

　　 (77劉慶柱主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7—59、60—70、71—82、83—96頁。

　　 (78《史記》卷4《周本紀》，第133頁。

　　 (79馬承源：《何尊銘文初釋》，《文物》1976年第1期。

　　 (80《毛詩正義》卷17，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48頁。

　　 (81《史記》卷1《五帝本紀》，第30、31頁。

　　 (82《元一統(tǒng)志》記載：“天德三年，海陵意欲徙都于燕。上書者咸言上京臨潢府辟在一隅，官艱于轉(zhuǎn)漕，民難于赴愬，不如都燕，以應天下之中。”（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83宋德金：《金中都的歷史地位》，《光明日報》2003年11月11日，第3版。

　　 (84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考古》2000年第7期。

　　 (85劉慶柱：《中國古代宮城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文物》1998年第3期；劉慶柱：《關(guān)于中國古代宮殿遺址考古的思考》，《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6期。

　　 (8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00—112頁。

　　 (87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2—164頁。

　　 (88劉慶柱：《關(guān)于西漢帝陵形制諸問題探討》，《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5期。

　　 (8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秦漢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38頁。

　　 (90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張慶捷：《北魏永固陵的調(diào)查與探討》，《洛陽漢魏陵墓研究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2—133頁。

　　 (9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

　　 (92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陽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2期。

　　 (93劉慶柱、李毓芳：《陜西唐陵調(diào)查報告》，《考古學集刊》第5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94郭湖生等：《河南鞏縣宋陵調(diào)查》，《考古》1964年第11期。

　　 (9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第二工作隊、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陵園遺址》，《考古》2009年第7期。

　　 (96劉毅：《中國古代物質(zhì)文化史·陵墓》，北京：開明出版社，2016年，第243—255頁。

　　 (97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隊：《北京房山區(qū)金陵遺址的調(diào)查與發(fā)掘》，《考古》2004年第2期。

　　 (98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之“附錄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13頁。

　　 (99宋大川主編：《北京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1949-2009》（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69—370頁。

　　 (100喻震、黃秀純：《元鐵可父子墓和張弘綱墓》，《考古學報》1986年第1期。

　　 (101劉慶柱、李毓芳：《陵寢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64頁。

　　 (102尹德文：《清太宗皇太極火葬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

　　 (10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隊：《1979年裴李崗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第1期。

　　 (104《史記》卷28《封禪書》，第1392頁。

　　 (105《春秋公羊傳注疏》卷4，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下冊，第221頁。

　　 (106《春秋左傳正義》卷21，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下冊，第1886頁。

　　 (107《史記》卷70《張儀列傳》，第2282頁。

　　 (108《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第248頁。

　　 (109《漢書》卷6《武帝紀》，第182頁。

　　 (110張新斌、劉五一主編：《黃帝與中華姓氏》，第95—109頁。

　　 (111《史記》卷2《夏本紀》，第77頁。

　　 (112《禮記正義》卷23，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下冊，第1433頁。

　　 (113煙臺博物館：《煙臺市芝罘島發(fā)現(xiàn)一批文物》，《文物》1976年第8期。

　　 (114《史記》卷28《封禪書》記載：秦始皇曾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中“五日陽主，祠之罘”，“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第1367—1368頁）

　　 (115《史記》卷10《孝文本紀》載：“朕獲執(zhí)犧牲圭幣以事上帝宗廟。”（第429頁）《史記》卷28《封禪書》載：祭祀“河（黃河）、湫（湫泉）、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圭幣俎豆以差加之。”（第1381頁）《后漢書》卷2《顯宗孝明帝紀》載：“朕以暗陋，奉承大業(yè)，親執(zhí)圭璧，恭祀天地。”（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00頁）

　　 (116國家文物局主編：《2016·中國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88頁。

　　 (117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第128頁。

　　 (118漢陽陵考古陳列館編：《漢陽陵考古陳列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0頁。

　　 (119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興平縣茂陵勘查》，《考古》1964年第2期。

　　 (120劉慶柱、李毓芳：《西漢十一陵》，第72、115頁。

　　 (121詹德隆：《漢魏至唐宋時期的玉禮器初探》，《文博》1997年第5期。

　　 (122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昭太子陵發(fā)掘報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

　　 (123劉慶柱：《從考古走進歷史》，第349、372頁。

　　 (124許宏：《最早的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17—118頁。

　　 (125周有光：《世界文字發(fā)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74頁。

　　 (126劉慶柱：《國祭也是祭國》，《光明日報》2015年9月7日，第16版。

　　 (127馮時：《〈保訓〉故事與地中之變遷》，《考古學報》2015年第2期。

　　

　　

• 轉(zhuǎn)載請注明出處：游途派
• 本文地址：http://doscms.com:443/gonglue/6450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