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節期間，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國蔓延，疫情將打斷中國經濟2019年底的弱企穩，根據恒大研究院的研究分析，受疫情影響，GDP增速將減少1個百分點，2020年GDP增速預計為5.4%。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有旅游、住宿、餐飲、會展、零售、商貿流通、交通運輸、教育培訓、文藝演出、影視劇院、冰雪體育等行業企業，很多服務業關門停業，業務歸零。疫情發展至今，前景仍然撲朔迷離，企業在等過了一周的延期開工后，仍不清楚什么時候才能恢復正常。

　　 為了解與評估新型冠狀病毒給企業正常開工帶來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牽頭發布了《企業開工力調查報告》（第一期）。據報告顯示，近70%的企業認為無法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67.7%的企業僅能承受不超過2周的延期。有26.2%的企業沒有任何應對延期的措施。最為無奈的是，有12.2%的企業選擇退出。2018年全國服務業的就業人數是3.6億，即便只有5%的人失業，那也有1800萬人，比荷蘭全國的人口還多，就業壓力可見一斑。

　　 經初步分析發現，企業存在明顯的悲觀和觀望情緒，希望尋找緩解現金流緊張、員工工資支付困難、還貸困難等問題的解決之道。

　　 2月2日蘇州市政府推出了《支持中小企業共度難關的十條政策意見》（簡稱蘇十條），2月3日北京市政府也發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進一步支持打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若干措施》（簡稱“京十九條”），上海市政府也及時就社保、人力資源推出了積極的政策舉措。政府的積極應對為企業帶來了希望，但經過綜合分析后，筆者也發現了一些不足。首先是金融政策過于簡單，基本與以往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無異，無非是強制要求低息貸款，政府提供貼息補助。其次是勞動關系問題被進一步扭曲，企業在停業支付工資的標準、法定假日的確定上失去自主地位。最重要的是，不同行業的困難都有不同的特征，政策措施還應有針對性、更具操作性。

　　 政府更應該著眼于行業發展，產業鏈保護，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采取市場化的手段出臺紓困政策。筆者綜合了這些系列政策和專家意見，提出以下七項政策建議。

　　 （1）降低零售業、餐飲業的增值稅率，延遲報稅

　　 穩就業、保民生、度難關應從零售企業開始，降低增值稅率最直接。完善的零售業是民生的基礎設施，是市民生活的基本保障。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疫情期間超市、便利店也是供應口罩等防疫物資最高效的渠道。零售企業為社會提供了近20%的城鎮就業機會，扶持零售企業發展，有利于穩就業、保民生。此次疫情期間，零售業受到了嚴重打擊。筆者建議減免零售企業的增值稅，直接幫助零售業走出困境。

　　 與零售業類似，餐飲業也是民生基礎，是城市服務業中最重要的部分。疫情嚴重的城市中餐飲業基本全面停擺，面臨失業的員工何止百萬。對于大中型的餐飲企業，降低增值稅是最直接的紓困手段，對于小規模的餐飲企業則應該免征各類稅費。其它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和企業也可適用上述減稅政策。

　　 建議延遲企業報稅，受疫情影響發生虧損的企業，可以在第二季度或下半年再合并報稅，這樣可以抵扣虧損，降低企業所得稅。

　　 （2）緩繳社會保險費，大幅度下調養老保險費率

　　 從企業的反映來看，服務業最大的費用是員工的社會保險，尤其是養老保險費率過高。蘇州、上海、北京都提出了企業可以緩繳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費的政策。蘇州、上海還提出返還失業保險金，以此鼓勵企業不裁員、少裁員。據說，國務院擬定的新的社保降費政策也快將出臺，緩繳社會保險費的企業，待新的降費政策出臺后再適用更低的費率。

　　 筆者曾發表文章，論證了大幅度下調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的可行性，在加強征管、企業遵從度提高的前提下，大幅度下調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至6.5%（企業部分）是可行的（詳見《中國改革》2019年5月，更大幅降低社保費率的可能）。從長遠考慮，為了減輕企業負擔，提高企業競爭力，大幅度下調養老保險費率才是根本之策。此次疫情將中國經濟推向“至暗時刻”，我們應該將調整社保費率、推動社保深層次改革當作此次企業紓困政策的核心舉措，一步到位，一舉走出長期困擾社保發展的高費率、低覆蓋、低保障的惡性循環。

　　 （3）實施靈活用工政策，勞資合作共克時艱

　　 1月23日國內各地紛紛開始啟動一級公共衛生應急響應，并出臺政策文件要求不能開工的企業仍須正常支付員工工資。為了穩就業、保民生，上海和北京相繼出臺了延遲復工和開學的補救措施，要求企業提供額外的“法定假期”和帶薪假期。這些逾越現有法律法規的行政指令引起了很多的質疑。

　　 休息日是嚴格由法律規定的，只能由全國人大或國務院做出規定，地方人社部門不能自主解釋。幸好之后對政策進行解釋的江蘇、福建、廣東、山東、遼寧人社部門，均未將延長復工期定義為“休息日”，只要求在此期間安排工作的，按勞動合同約定標準支付工資。

　　 令企業欣慰的是，此次“京十九條”第10條規定：“實施靈活用工政策，允許企業綜合調劑使用年度內的休息日。”北京市這樣的規定更合法合理，值得被全國采納。

　　 毋庸置疑，強令停產企業發工資，可以保護員工利益。根據現行的法律法規，地方啟動公共衛生應急響應機制，導致企業不能開業，員工無法或不能上班，并不構成員工違約。企業沒有合法理由不給員工支付工資。因此強制令只是畫蛇添足，它的后果是扼殺了勞資之間建立信任、共克時艱的機會。

　　 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是強令企業開工資，而是建議企業和員工自主商議過渡性方案，在利益共同體基礎上勞資雙方共克時艱，那一定會使企業的內部凝聚力提升，促進勞資關系的和諧發展。政府應該鼓勵企業內部商議，減輕企業負擔，延緩現金枯竭，也許可以在開業后獲得起死回生的機會，則是員工、企業、社會和政府的多贏結局。

　　 （4）商業用房的房租減免，房產稅減半征收

　　 許多商業形態中房租是主要的固定成本。遇此疫情，不得不關店停業，業務歸零，房租支出成為企業、店主的重大負擔。國內已有多家大型房產業主主動提出減免1、2月的房租，為商戶、中小企業紓困。“京十九條”也提出，鼓勵大型商務樓宇、商場、市場運營方對中小微租戶適度減免疫情期間的租金，各區對采取減免租金措施的租賃企業可給予適度財政補貼。

　　 商業用房用戶每年還要繳納金額不菲的房產稅（租金的12%或房產凈值的1.2%），建議按應納稅額減半征收，有條件的地方免征房產稅一年。

　　 應該再次強調的是，減免房租是業主自愿行為，政府切不可以行政手段施加壓力。至于北京市政府愿意對業主安排補貼，筆者并不樂觀。建議將商業物業企業同時納入紓困對象，在稅收、金融、用工等各項政策中綜合考慮政策實施。

　　 （5）開放醫療服務的準入，啟動醫療服務的高質量發展

　　 有多位學者提出，在此輪拉動經濟的宏觀政策中，應該偏重于對醫療服務項目的投資，多建醫院和健康中心，以滿足公共衛生和人民健康的需求。實際上，中國在醫療領域并不缺乏投資，但醫療體制存在著結構性問題。優勢醫療資源和人才都集中在公立醫院，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依然嚴重，醫療服務質量的提高與醫療機構設施投資不成正比。

　　 因此，醫療設施的建設和醫療服務質量應該同步提高，尤其應該開放市場準入，吸引最高水準的國際醫療機構、吸引多元化的投資資本，打破制度性障礙，中國的醫療資源的強大和高質量發展應會水到渠成。

　　 （6）積極的金融手段

　　 蘇州在加大金融支持方面設計得比較全面，“蘇十條”規定了確保小微企業信貸余額不下降，確保小微企業融資成本不高于2019年同期融資成本。其中發揮各政策性銀行“國家隊”作用則較為激進。北京市政府在“京十九條”中提出了更為詳盡的措施。對因受疫情影響經營暫時出現困難但有發展前景的企業不抽貸、不斷貸、不壓貸，為相關企業做好續貸服務，努力做到應續盡續、能續快續。啟動線上續貸機制。采取適當下調貸款利率、增加信用貸款和中長期貸款等措施，支持相關企業戰勝疫情災害影響。對于因受疫情影響在股票質押、公司債兌付、信息披露等方面遇到困難的企業，指導其用好中國證監會及交易所相關政策，通過適當展期、發新還舊和延期披露等方式，化解流動性危機，渡過難關。

　　 雖然政府的行政干預有利于企業，但也要看到金融機構也是企業，即使在當前非常時期執行的特殊政策，也應該遵循市場原則和法治原則。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黃益平認為，政府不宜強制要求金融機構為困難的中小企業增加貸款，尤其不能以行政命令降低貸款利率。若有需要，財政部門可以考慮為困難企業的貸款提供臨時性的貼息。

　　 筆者主張以市場化、法治化為原則，由民營企業和民間力量擔綱此次“救市”的金融主角。

　　 （7）發起紓困基金，實現民間自救

　　 如何讓千百萬家中小企業走出當前的困境，還得靠民間力量和精準的行業能力。筆者建議各地民間應迅速發起中小企業紓困基金，服務對象是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目的是讓這些企業走出困境，穩定員工的就業。各地的行業協會、商會、重要企業應自發組織起來，由地方有實力的投資機構、行業的頭部公司擔當主要發起人，請德高望重的企業家出任基金管理人。由政府提供綠色通道，提供符合政策的借款貼息和其它配套的財稅優惠政策。

　　 中小企業紓困基金應按照市場原則，在法治條件下為困難企業提供幫助。基金可以給經營業績良好的企業提供低息或免息短貸。為經營能力稍弱的企業提供收購、合并方案，讓實在經營不下去的企業找到好的歸宿，即便無法被收購兼并，也有專業人士幫助處置資產，員工和債權人權益也能得到最后的保障。有條件的基金，甚至可以為經營困難的企業提供委托管理的方案。

　　 武漢、湖北、全中國都在為打贏新冠肺炎這一戰而奮斗。同時，中國大地上還有一個企業脫困、重振經濟的戰場，這事關民生福祉和國力興衰。企業和員工、社會和政府都要用迎戰病毒的決心和努力，去克服經濟上的困難，讓企業從困境中走出來，力保就業穩定，百業興旺，國泰民安。

2020年2月4日

（作者：唐大杰，賽意企業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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