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認識論

　　 芻議“實事求是”、湖湘文化與岳麓書院，這個題目看起來有點散，其實有一條線索，把這三樣東西連接起來、貫穿起來。這條線索就是“認識論”。湖湘文化也好，湘學也好，跟認識論有很大關系。湘學的創始人周敦頤，重要代表人物胡安國、胡宏、張栻都對認識論有重要論述，王船山更是全面總結了古代認識論，開辟了近代認識論的新天地。歷史大轉折時期，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都有認識論新實踐、新思想、新貢獻，創造了“湖湘經世理學”。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實踐論》和“實事求是”的思想，使中國認識論達到了新的高峰。

　　 毫不夸張地講，湖湘文化和湘學在認識論上有特色、有優勢，是中國傳統哲學和思想的奇葩。岳麓書院是湖湘文化的學術基地、湘學的大本營，湘學認識論的大家，幾乎都與岳麓書院相關聯，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是自古至今認識論的高度概括，充分吸受了岳麓書院和湖湘文化的營養。

　　 什么是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黨的思想路線，既是民主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也是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攻堅克難、開拓前進的“法寶”。

　　 追根溯源，“實事求是”思想有三個來源。一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實踐;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三是優秀的傳統文化的知行觀。我們這里主要講岳麓書院與傳統的知行關系。

　　 什么是實事求是?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曾對實事求是作過經典闡述，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實事求是”表達雖然很簡潔，但是內涵十分豐富。“實事求是”屬于知行關系范疇，不僅僅是認識論，而且是方法論，而且其中蘊含著價值觀。毛澤東專門寫作了《實踐論》來闡述這個問題。由于他的深刻生動的闡釋，由于他的大力倡導，“實事求是”深入黨心、民心，包括中央黨校在內的許多著名學校，都把它作為校訓。

　　 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大黨，其思想路線的表達，如此重大的哲學命題，為什么從岳麓書院的一塊匾額引申出來?

　　 岳麓書院與歷史風云

　　 岳麓書院是湖湘文化的象征，近代湖湘偉人的搖籃。在歷史深遠的地方，岳麓書院雖然身處江南一隅，卻聯系著中國歷史變遷，中國思想潮流，中國變革風云。從北宋到南宋，異族屢屢進犯，宋朝風雨如晦。滿懷憂患意識和家國關切，胡安國胡宏來到湖南，創辦碧泉書院、文定書院。胡宏的弟子張栻開辟了岳麓書院新篇章;明清之際，天崩地陷，國破家亡，岳麓書院學子中，出了天地大儒王船山，他的哲學思想克服宋明以來官場學界思想上的虛空傾向，主張回到客觀實際中來，從實際出發認識和解決國計民生問題，他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晚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培育了近代湘學學風和湖南的士林品格。

　　 晚清咸同年間，內憂外患，列強環伺，中國面臨亡國滅種之禍，岳麓書院出身的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集團人士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在甲午戰爭清軍戰敗、割地賠款的時刻，譚嗣同痛呼“四萬萬人齊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與梁啟超等人辦起了“時務學堂”，時務學堂與岳麓書院也有不解之緣。民國初期，岳麓書院學子楊昌濟等人，培養出毛澤東、蔡和森這樣的革命家。

　　 岳麓書院向世人證明，它的哲學理念，它培養的學生能夠經世致用，面對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能夠改變中國。正如書院門口的對聯“納于大麓，藏之名山”，書院蘊藏著《尚書·堯典》記載的“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的壯志豪情。“實事求是”的思想源于岳麓書院，并非偶然。小小的書院出偉大的思想，也并非不可能。

　　 岳麓書院與湘學

　　 千年下來，岳麓書院在戰火中、風雨中屢仆屢起，傳承、記載、提升、變革著湖湘文化。湖湘歷史風云，蘊藉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凝結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探索精神。從張栻開始，湘學與岳麓書院結下不解之緣。張栻身處異族侵擾、國家危難的時代，父親為杰出的抗金名將，他辦書院做學問傾注滿腔情懷。他在岳麓書院整理吸收周敦頤、二程、張載等著名理學家的思想，撰寫、刊行了《太極圖說》《張子太極解義》《伊川粹言》等著作。編輯刊行《知言》《五峰集》等書籍，傳授弟子，傳播胡氏之學。他與同輩學者如朱熹、呂祖謙等展開學術交流，聚集理學學者群體，來訪學者如過江之鯽。張栻摒棄科舉之學、章句之學，提出“傳道濟民”的教學宗旨，鼓勵討論交流，師生學業日精，不僅湖湘子弟，其它地方學人也“以不得卒業于湖湘為恨”。張栻于岳麓書院研究學術，使湖湘學派的學術思想進一步的開拓和系統化，也使得岳麓書院的學術品質和學術地位大幅度提高。湘學的學統，湖湘文化的文脈，不僅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宋真宗題賜書院名匾，康熙、乾隆題賜匾額，歷代地方官也加以關照，更重要的是歷代書院的山長，以理學的精神，精心辦學，讓岳麓書院千年弦歌不絕，使湖湘關心家國、經世致用的學風綿延不斷。

　　 歷史轉折中的“實事求是”

　　 從晚清開始，中國人遇到“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認識客觀世界變成非常復雜和困難的事情，舊的思想武器一天天過時，一件件失靈。伴著堅船利炮從域外傳來的思想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思想學術遇到了梁啟超所說的“學問饑荒”。認識論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新鮮課題。此時的思想界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堅守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二是如何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古今中外，攪在一起，知行體用，眾說紛紜。從“師夷長技”到“中體西用”，再到“全盤西化”，認識論的探索艱難崎嶇。湖湘士子堅守傳統價值的同時，堅持經世致用，趨時更化，敢為人先，大膽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闖出了湖湘認識論的新路。

　　 太平天國打進湖南，曾國藩以宋明理學為價值觀，取得朝廷和官學各界的支持，調動各種資源，又以經世致用創新變革，實事求是地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竟然以少勝多，打敗太平軍，挽救了大清王朝，同時發起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促成了“同治中興”。此時的曾國藩發現，傳統的學問不夠用了，他繼魏源提出“師夷技”之后，提出“師夷智”，湘軍重要成員郭嵩燾、他的兒子曾紀澤都是吸收西方先進思想的開明人士，他努力促成第一批學生到美國留學，培養了大批對外開放人才。他是晚清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先行者和榜樣，帶動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潮流。

　　 譚嗣同等維新派，一方面堅守著中國的傳統，以“仁”為根本，另一方面學習整合人類各種文明成果，為我所用，譚嗣同開拓了包容古今中外思想資源的新境界，他是晚清重要的啟蒙思想家。黃興蔡鍔宋教仁等湖湘民主派人士，除了主張實行西方政治制度之外，還興起了“實業救國”的熱潮。賓步程先生是同盟會會員，既是革命者又是學者專家，他把古老的岳麓書院轉型為 “湖南高等工業專科學校”，并以“實事求是”作為校訓，親自題匾高懸于學校大門，是一個合乎歷史邏輯的舉動。

　　 青年毛澤東受到湘學學統的影響，而這又與岳麓書院有一定關系。青年毛澤東就學的湖南第一師范，前身即張栻創辦的城南書院;他還由楊昌濟介紹，多次寓居岳麓書院半學齋自學。傳統書院教育的耳濡目染，加之老師楊昌濟對書院教育的推崇，讓青年毛澤東十分向往書院教育的形式。1921年8月，毛澤東等人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他認為自修大學的特點就是“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岳麓書院和湘學學統對毛澤東的思想和學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人生和事業，他的思想和學風，都像一個湖南學子。他對認識論和“實事求是”思想的關注和提升，理由十分充分。

　　 “實事求是”源于漢朝班固對河間獻王劉德的評價，主要是說他對待古典文獻的態度。這是面向學術的“實事求是”，說起來這還是一個“漢學”的命題，主要講治學態度;后來經世思潮中，湘學學者使用“實事求是”命題，講的是面對現實的“實事求是”。毛澤東面對的是艱難曲折、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建設，他面臨著社會各種各樣脫離實際的思想潮流，面臨黨內“左”的和右的巨大干擾。他智慧地抽象湖湘文化的精髓，把“實事求是”升華為黨的思想路線，掌握了認識論的主動權，這是他對湖湘文化優勢的把握，也是他湘學根底的厚積薄發。

　　 認識論總結：《實踐論》與“實事求是”

　　 知行關系，是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遠古的時代，《尚書·說命中》就講：“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和其他古文獻中都講到知行關系。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還講君子“三達德”，“智仁勇”。作為大教育家，他把知行作為他一生的事業。孟子荀子都講“知”、講“學”，荀子有著名的《勸學篇》。先秦貴族子弟教育，除了“六經”，還有“六藝”。那個時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功夫論。功夫就是孔子講的，“踐仁”;“禮”不僅要說，而且要能操作。儒家重視實踐，生產生活是要有秩序的，國家是要治理的，所以踐行是儒學的基本品格。孔孟的“知”，主要是知“仁”，仁義禮智信，“行”，主要是道德踐行。然而，知什么?行什么?知和行，孰先孰后，孰輕孰重，自古以來，莫衷一是。總體來講，先秦的認識論還很龐雜、粗淺和模糊。

　　 認識論變得比較精致，比較理性，是在宋明時代。周敦頤在知行關系上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把《中庸》里“誠”的思想充分發揮，“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作為本體，溝通天人，指出了認識論的大方向。程朱強調《大學》里邊的“八目”，“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誠”，講“知”，把個人的“知”，當作必修課，這個時候“知”不僅僅包括個人修養、修行，而且也包括對外部事物的認知，這就是朱熹講的，“格物窮理”。程朱講“格物致知”，“知”和“行”，割裂開來，被分成兩截，先知后行，在知和行之間，有很長的距離，人要學習很長的時間，歷經“十年寒窗苦”，然后才可以“行”，才能做官做事。特別是實行“八股取仕”之后，讀書就完全變成了技術活兒，死記硬背，學的東西沒有用，理論不聯系實際，“知”“行”脫節，晚明政風學風日下，王權終于崩塌，與此有關。

　　 陸王講“心學”，王陽明講“知行合一”，“知”和 “行”之間聯系緊密些了，但仍然是兩個東西。他只是讓這兩個東西同時發生，認識過程中，當你良心發現，“致良知”的時刻，“起心動念”之時，你就在行了，他舉了好色的例子，從你看見美色那時候心一動，就已經在“行”了。做壞事，當你心里起惡念的時候，你已經在“行”了。我們后來發明“狠斗私字一閃念”，可能與此有關。所以他說知行合一，其實是合于一個主觀的意識。正由于它是一個主觀意識，缺乏客觀檢驗，難免被人隨意發揮，導致王學末流謬傳。有史學家認為，這是明朝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總而言之，程朱陸王都沒有跳出唯心主義的窠臼。

　　 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宏倡導實學，以古人實學自律;其弟子張栻視忽視經世致用者為“腐儒”。他說“夫所貴乎儒學者,以真可以經世而濟用也。若夫腐儒則不然”。 空前的民族災難激起了王船山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使他更加關注現實實際，他說“欲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王船山根據張載的見解，把“知”區分為“見聞之知”和“德性之知”，見聞之知比德性之知優先和重要，他還提出“力行第一”的觀點，強調“行”在先,知行互資。這些思想大大高于傳統知行觀。在“道”“器”關系上，他說“天下惟器而已矣”，主張“道隨器變”。

　　 毛澤東《實踐論》提出的“實踐第一”的觀點，既繼承了王船山的“力行第一”的思想，又賦予“行”以“社會實踐”的科學含義，以區別以往個別人道德踐履的“行”。毛澤東把“社會實踐”定義為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社會實踐，使得模糊了幾千年的“行”有了科學的含義。參考王船山“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區分，毛澤東把認識區分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他認為感性認識解決現象問題，理性認識解決本質問題，二者互相聯系互相轉化，升華了王船山“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思想。

　　 毛澤東在《實踐論》講到，實事求是就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主觀與客觀相統一。他有一段話講得非常深刻，他說“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澤東的“兩個飛躍”與王陽明的“知行互資”，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兩個飛躍”螺旋形式前進，又遠遠高于“知行互資”的簡單循環。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認識論與真理論統一，廓清了認識論的迷霧，為社會活動和社會變革確立了真理的標準，努力的方向。

　　 毛澤東在他的《實踐論》標題下加了一行小字“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說明了毛澤東在認識論上與王船山和湖湘文化的繼承與發展關系。《實踐論》是毛澤東認識論的全面闡述，“實事求是”是毛澤東認識論的高度概括，岳麓書院是湖湘認識論的淵藪。

　　 原發湖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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