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研究，是近代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國古都學”。史學名家史念海先生，將此學科定義為“研究中國古都的形成、發展、蕭條或至于消失，或經過改革成為新的城市的科學。”在此領域中，大家輩出，著述繁巨。不止二三子可稱巨擘，而筆者認為，史念海先生仍可稱翹楚。

先生及弟子門人，名聲赫然者眾，在地理歷史研究領域，卓識洞見，聲聞海內。先生所倡之古都學研究，亦已漸成顯學，于今城市經濟文化發展諸方面，起著重要的輔助作用。

史念海先生說：“在我國的悠久歷史時期，曾經有過許多王朝或政權興起和滅亡。每一個王朝或政權都各有其都城，有的還不止一處。這些都城的存廢都可反映出各自的王朝或政權的若干面貌，諸如政治的隆窳、經濟的榮枯、社會的變化，以至國運的盛衰。這是因為都城為一代的中樞所在，五方雜處，從這里可以了解到全國的情況。了解和研究都城，有助于我們對歷史的研究。”

誠如其言，其暢行二十余年之大作《中國古都和文化》一書，堪稱此領域的入門秘籍，此次由重慶出版集團再次出版，或為學界幸事。

史先生的貢獻之一，是不但鉤沉了歷代古都之創建緣由和毀滅肇因，還將上古至民國諸種政權所據之地，都一一做了羅列。比如，陳勝所建張楚之都，位于今河南淮陽，雖6月而亡，卻史冊赫然。楚懷王之孫熊心所建楚都盱臺，位于今天的江蘇盱眙縣東北，政權僅存3月，但既然曾有都名，也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留下了一筆。

在史念海先生的著作中，各類性質的都，全部囊括在內，幾乎毫無遺漏，農民起義建立的臨時政權所設之都，亦一視同仁。難能可貴的是，周邊各族所建的都城，也都一一在冊。都名、建都時間，都較為詳盡地做了陳述。

自周始，都城根據統治的需要，就形成了雙都制，副貳者為陪都。史念海先生也專列一節，詳為鋪陳。

不唯如此，史念海先生對多如牛毛的大小都城，都做了年代考辨，比如，西安為都，經千余年；北京至民國上溯，為都時間也將近千年。

史念海先生的這部著作，有繁有簡、繁簡得當，其簡述條理清晰，其繁說則面面俱到，對古都進行了較多面向的研究。

比如，對于唐代里坊制，就落墨較多、專成一章。其中《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變遷》一節，對唐長安外郭的狀況，進行了全景式掃描。“里坊中雜有官署、寺觀、邸第、園囿，編戶亦錯居其中。”史念海先生不僅根據文獻提出觀念，如“為了易于維護，每坊四周都有圍墻，這和京城周圍有郭城一樣。這樣的圍墻，通稱坊墻。《唐會要》卷八六《街巷》，載有貞元四年二月的敕文，就曾提到京城內莊宅使界諸街的坊墻。也有稱為里垣的，白行簡所撰的《李娃傳》，就曾道及安邑坊東門之北的里垣。”為了證實其觀點，還引用了唐城發掘隊的當代考古研究，“證明了里坊確實是有坊墻的。”史先生做學問扎實，當然清楚在古代社會任何規定都有僭越者，因此，也援引相關資料，證明確有不法人家自開坊門，“當時雖然規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內三絕人家不許隨便自開坊門，可是未能遵守這樣成規的人還是不少，因而引起有關司事者的注意，甚至驚動了王室”。自開坊門，意味著里坊制的管制鐵板，被私自打開了缺口。正是對自由的渴望，對約束的沖擊，才有了若干這樣的知法犯法者。這樣的嘗試，也激勵了宋代沖破居住空間的管制束縛，營造相對自由的坊市格局。

史念海先生指出：“這些都城在演變的過程中是有一定的規律的。中國古都學不僅研究這些古都演變的過程和現象，而且研究其中演變的規律，研究出這些規律以為當前建設的參考。尤其是在古都的舊址上現代城市的改建和擴建，其間還有一層因襲和革新的關系。”

前人開山，后人修路。中國古都學雖然已經取得矚目成就，但為后來者留下的研究空間，仍然巨大。

在早期的帝國空間構建中，城市是體現著生產力發展和文明發展的顯性標志，就早期中國的情況來看，“都”是與宗教意識緊密相關的宇宙想象，隨著宗教觀以及政治權力與統治模式的演化，其內涵與外延也都發生著改變。

比如，春秋時，“都”還只是一個非常狹義的城市名詞，君所居之地曰國，大夫所居之地曰都。在宗教及文化層面，“都”的內涵還包括大夫及貴族所居所葬之地。據春秋時的墓葬研究，大夫們死后是葬在城內的，很可能離生前的居所不遠。離開了這一宗教觀的其他形式的“城”，可能都不能稱之為“都”。

到了戰國，“都”的內涵及外延繼續衍化，從祖宗所居之所，到宗廟所在之地，直到戰國晚期的秦，才成了天子所居之城。《左傳》給“都”的定義是：都者，有宗廟先君之主之謂都。

以秦為例，不斷遷都，至雍城，其建筑形態，也隨著秦的不斷發展壯大，呈現出從“重宗廟之儀”到“重天子之威”的轉折，從城市空間的布局上，已經展現出從宗廟中心制向宮殿中心制的過渡。到了嬴政建都咸陽時，為突出天子之威，皇宮成了國都中心，而宗廟已經降至次要地位，置于南郊。

漢代以后，人們不得不給“都”以新的命名：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直到漢惠帝的時候，才在長安城為漢高祖修建了一座祖廟，修建了市場和藏冰室，然后又修了內墻，把宮殿、太廟和市場都環護起來。

因此，從詞源學的角度，把“都”的概念向前回溯，我們還是存有疑問：西周與商，天子所居之地，是否可稱之為“都”。而到了漢魏以及遼金，“都”的政治、軍事、文化功能與戰國時又有不同。以遼之五京為例，除上京是政治中心外，其余四京只是方便控扼一方，徒有京名、而無都實。

那么，所謂的古都學的研究對象，到底是天子所居之所，還是拱衛京師、分權而治之城，都需要進一步明確概念，深入深究。“都”雖然被廣泛使用，但有時此都非彼都，有些“都”只是城的不同叫法而已。

在《中國古都和文化》一書中，史念海先生說，“都城之中，人事繁雜，林林總總，未能盡歸一律。”其言甚善。古都研究，也正如先生所言，期待后繼者披沙瀝金、詳加考證、分門別類、以便時人。

關于史念海先生在此領域之貢獻，王社教先生所評，與筆者心有戚戚，先生“發起和創立了中國古都學會,形成了一支穩定的學術隊伍;創建了中國古都學,奠定了中國古都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堅持‘為世所用’的治學理念,指明了中國古都學研究的目的和方向；總結和勾畫出了中國古都發展的基本面貌和規律,推動了中國古都學研究的發展”。

冀望后來者以史念海先生為幟，借由古都研究而至文明研究，總結出一套“中國經驗”，則每一處斷壁殘垣所蘊藏的價值，都可堪夸耀、光輝永存。（作者：孫曉飛，系古都研究學者，著有《繁盛與衰敗：帝國三千年都城變遷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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