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貧民窟到貧民窟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卻沒有貧民窟。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謂是突飛猛進，從一個落后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甚至趕上了發達國家，尤其是在最近的世界難題面前，行動能力比一些發達國家還要快，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中國有14億人口，暫時世界第一，其次是印度，美國網民表示困惑：為什么強大的美國都有貧民窟，而中國這個世界人口占據一位的發展中國家卻沒有呢？雖然貧民窟普遍存在于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國家，但發達國家仍然存在，以世界第一大國美國為例，它有三個貧民窟。

一般來說，經濟越不發達，貧富差距越大，貧民窟越多，面積越大，住在里面的人平均生活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犯罪率普遍很高，可以說，貧富差距是不可逾越的鴻溝。

印度的富人和窮人的生活，可以說是云泥之別，他們國家嚴格的種姓制度注定了窮人只能蜷縮在貧民窟里，面臨令人擔憂的環境和健康問題，而窮人則無法翻身，富人受到保護，如果這樣下去，窮人會更窮，富人會更富，中國也是一個人口大國，沒有貧民窟，這讓人懷疑中國是怎么做到的。

雖然中國沒有貧民窟，但城市里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村莊，很多人認為中國城市是貧民窟，其實不是，城市里的村莊無論是生活環境還是社區管理都遠強于貧民窟，為什么兩者差別這么大？這和中國的城市化擴張方式有很大關系。

中國的城中村屬于城市改建的一部分，相比印度混亂無人管理，我國政府對城市中的村莊管理嚴格，可以發現，城市中很多村莊都處于拆遷狀態，這也是政府對城市中村莊的改造，建立現代化的城市，這其實也是中國治安好的原因之一，你覺得呢？

2. 從貧民窟到貧民窟男主是

小說叫《豪門少夫人寵上天》，作者九欞。

簡介：楚眠被厲大總裁從貧民窟撿出來的時候，一無所有，后來她被寵上了天

那個楚眠啊，棄嬰一個，一副窮酸相

有人說完就撞見楚眠連簽數十本房產協議，簽到打瞌睡

那個楚眠啊，后臺都沒有，不知道橫什么

有人說，然后就看到A國第一財閥大佬厲天闕公開了兩人的婚姻

那個楚眠啊，我知道，她早就不能生了！又有人說，接著就被厲家小少爺打得鉆狗洞，媽咪不能生，那我是從哪來的？

3. 從貧民窟到貧民窟百度云

　　花樣美男 劉洲成

　　擁有比女孩子更精致而帥氣的五官，擁有獨特的精神世界極具征服力 　　 姓名：劉洲成 　　隊內職務：外貌擔當 副中音 　　昵稱：劉小美、小灰、美爺、四哥、劉美人、洲成、洲洲、成成、破成（天天向上外景中有提到）、超時空宇宙霹靂無敵美少年劉洲成、ok哥、小o（勝利百分百——至上勵合）、隊魂（20100222十大娛樂風格人物自稱） 　　英文名：kenny 　　體重：55KG 　　身高：178cm 　　血型：O型 　　出生地：廣東省中山市 　　學校：松苑中學 竹苑小學 　　畢業學校：廣州藝術學院影視表演系 　　出生日期：1988年2月28日 　　生肖：龍 　　星座：雙魚座 　　家庭成員：父母、姐姐 、姐夫 　　口頭禪：寶貝、帥啊、可愛們、然后、我是超時空宇宙霹靂無敵美少年劉洲成…… 　　最欣賞自己的地方：鼻子，嘴巴　 　　特長：耍美、自己設計發型、表演、 　　性格：內向、慢熱（典型的雙魚座性格）、溫和(不過有時也活潑）、四次元的思維方式、搞怪、率真 　　嗜好：照鏡子、拍照、自戀、臭美 　　優點：很自卑的時候突然很自信、帥、孝順 　　缺點：很自信的時候突然很自卑 　　最喜愛的水果：雪梨 　　最喜愛的季節：冬天，因為是最浪漫最寂寞的季節 　　最喜歡的卡通人物：哆啦A夢 　　最喜愛的顏色：黃色、黑色 　　最喜愛的音樂：有靈魂的歌 　　推薦的電影：《海角七號》、《貧民窟的百萬富翁》 　　常去的粉絲網站：博客、百度貼吧、賽我小窩、UFO、新浪微博 　　座右銘：如果想哭，那就倒立吧！

　　洲成(14張)　　最喜愛的食品：零食、壽司、可樂、鴨血粉絲湯 　　最愛管粉絲叫：BABY、寶貝 　　最擅長的游戲：烏龜烏龜跳 　　最喜愛的城市：杭州、上海、北京、中山 　　喜歡的女生類型：有點胖胖的感覺，善良，孝順 　　最喜愛的內地&港臺歌手：謝霆鋒、厲娜、潘瑋柏、吳克羣　 　　最滿意自己身體的一個部位：臉　 　　討厭的人：虛偽、做作 　　討厭的事：看到別人為我流淚、被人控制、下雨 　　什么時候會哭：心疼的時候 　　經常使用的詞語：啊……這……好……好吧。 　　到現在為止，看到最漂亮的異性：外表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心 　　手機里存的號碼：很多，聯系得很少 　　寵物：小老鼠（寵物貓）英國短毛貓又買了一只貓叫小老虎 　　粉絲名稱：米粥 　　比賽經歷： 　　{⒈}2005年歌星魅影, 全國十強 　　{⒉}2006年敢拼才會贏 全國十強 　　{⒊}2007年快樂男聲 廣州十強 　　{⒋}2007年快樂男聲 全國十四強 　　參賽號503演唱曲目有：《泛泛之輩》《I never told you》《玉蝴蝶》《拉拉世界》等等。 　　電視劇：電視劇《新不了情》 19集 飾 李保羅。 　　廣告：番禺的長隆歡樂世界。

4. 從貧民窟到貧民窟 小說

這種類型的片子有以下幾種:屬于你的我的初戀，在世界中心呼喚愛，重返十七歲，咯咯咯的鬼太郎，戀愛小說，東京少女，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了不起的蓋茨比,忠犬八公的故事，三傻大鬧寶萊塢,肖申克的救贖，海上鋼琴師。希望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欣賞一下。

5. 從貧民窟到貧民窟作者:苦燙

《娛樂：我在香江當影帝》

作者：霍先生

都市言情

小說簡介

糯米紅繩今猶在，人間仍見林正英！

穿越平行世界八十年代香江的霍揚，偶遇自己的伯樂僵尸片鼻祖林正英先生，而后開啟了香江娛樂圈的制霸之旅。

從《僵尸先生》里的秋生，到《英雄本色》。

從《僵尸家族》里的超級配角，到《監獄風云》的主角！

從一個剛刑滿出獄的打仔，霍揚用最短的時間里，在香江成為人人稱贊的影帝。

但，影帝僅僅只是霍揚的第一步！

6. 從貧民窟到貧民窟全文閱讀

隨著英國封建制度的崩潰，大批農民失去土地，背井離鄉，四處流浪，形成一支龐大的貧困大軍，對社會穩定和統治秩序形成嚴重的威脅。英國政府制定了嚴厲的法律來迫害流浪者，試圖減少流浪者數量，但收效甚微。于是不得不轉而采取一些救濟措施，以緩和社會矛盾。1601年的伊麗莎白濟貧法采用區別對待的原則，對確無勞動能力的人進行收容救濟，但對有勞動能力的窮人仍進行懲罰，工業革命的進程使大批勞動者僅靠工資生存，一旦失業，或因傷殘、疾病、年老等失去生活來源，便陷入貧困無助的境地，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對此加以控制。1796年的斯品漢姆萊法對低工資者進行補助。著名的1834年新濟貧法把窮人集中到濟貧院進行強制勞動，濟貧院形同監獄，濟貧無異于懲貧。

濟貧法時期的濟貧事務都以教區為單位進行管理。新濟貧法頒布后，中央政府通過建于1847年的濟貧法局監督地方政府執行新濟貧法的情況，1871年，地方府局取代濟貧法局執行監督職能。

以新舊濟貧法為代表的早期濟貧措施是英國政府對貧困等社會問題進行調控的最初嘗試，目的是消除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但調控完全是應急性的，是純粹的權宜之計。因此，濟貧常常帶有懲貧性質，很難與福利一詞聯系起來，但它卻是福利調控手段的重要起源。

19世紀末，英國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時期后，進入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政府調控社會問題的方式也相應地發生了重大變化。

盡管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了巨大財富，但分配不均使許多人陷入貧困。1901年英國國民收入的1／3屬于富有的140萬人，而3900萬下層人民僅占有1／3的收入。新濟貧法實行了幾十年，貧民數量仍大得驚人。根據查爾斯·布思的調查，倫敦有30%的居民生活在貧困中，其中有8.4%的人處境最糟，他們總是“營養不良、衣衫襤褸”，西博姆·朗特里在約克的調查證明，這并非倫敦的特殊情況，約克城也有27.93%的人處于貧困狀態。

一些社會改革家和政治家開始注意到嚴重的貧困和失業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威脅。龐大的貧困人口嚴重影響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軍事和經濟效率。正如西德尼·韋伯指出的：“從城市貧民窟那些發育不全、貧血和道德敗壞的居民中怎么能產生一支有戰斗力的軍隊呢？”（注：托尼·諾瓦克：《貧困與國家》），開放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頁。）在布爾戰爭的征兵工作中，超過半數的工人階級子弟身體狀況不適合做軍人，不能適應國家殖民擴張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不僅要為國家提供軍隊，還要為企業提供一支勞動大軍。19世紀末，工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熟練工人，一些工業家意識到濟貧乃至教育和衛生服務不是一種危險而是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保護工人免受貧窮從經濟上成為一種合理的行為”。首相巴爾福在眾議院發表講話時也強調：“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允許那些能勝任勞動的人情況惡化……”（注：托尼·諾瓦克：《貧困與國家》，第77頁。）。救濟窮人，保證軍隊和勞動力供應成為殖民擴張和資本主義生產的需要。

嚴重的貧困問題使社會矛盾空前尖銳。19世紀末，工會和工人運動發展很快。1874年，英國工會會員超過了400萬，比30年前增加了340萬。在工會的領導下，多次罷工取得了勝利，工人通過斗爭爭取到了8小時工作制，每小時工資由4便士提高到6便士。在統治者的眼中，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是“危機四伏時期最大的危機”（注：戴維·羅伯茲：《英國史》第336頁。），丘吉爾警告說英國最大的危險在于貧富之間巨大的鴻溝，自由黨的一位領導人則承認“現有的勞資關系及相應的財富分配需要進行深刻的改進”（注：托尼·諾瓦克：《貧困與國家》，第86頁。）。救濟窮人成為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統治秩序的需要。

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受到費邊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亞當·斯密認為，個人在追求經濟利益時，“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能夠“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注：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7頁。）。政府的使命是保障財產安全，沒有救助窮人的職責，國家干預會“妨礙經濟效率”。而費邊社會主義則主張通過政府干預實現社會改良，解決社會問題，并提出了著名的“國民最低生活標準”的概念，這個概念后來成為社會保障的一個基本原則。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布豪斯也認為國家行為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手段，國家應該為不能獲得市場收入的人提供物質援助（注：維克·喬治和羅伯特·佩奇主編：《現代思想家論福利）（西蒙舒斯特國際集團1995年版，第2頁。）。社會現實和社會思潮的變化表明，舊的懲貧式的調控方式走到了盡頭，國家干預貧困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自由黨政府的社會立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在一系列社會立法中，最重要的是老年補助金法和國民保險法。

1908年8月通過的養老金法案規定，對年收入在21鎊到31鎊10先令的70歲以上的老人，每周提供1先令到5先令的補助。這一法案的主要特點是，它不帶有任何的懲罰性質，且全部的財政支持來源于國庫。

1911年，英國人參考德國的經驗，通過了自己的國民保險法。該法令為所有的投保人員提供疾病、傷殘、產婦等項目的現金補助，其發放標準為：患病男子每周10先令，女子每周7先令6便士；殘疾者每周5先令；婦產補助每周30先令。其資金來源由雇主、雇員和財政部三方負擔，雇員每周付4便士，雇主另付3便士，國家提供2便士（注：帕特·塞恩：《福利國家的基礎》，第85—86頁。）。此外，該法令還為失業工人每周提供7先令的補助。

國民保險法采用強制性的納捐制度，在英國首次實行了國家負責的由雇員、雇主、國家三方出資的社會保險。它標志著福利調控手段的萌芽，即國家開始摒棄懲貧的強硬方式，而使用社會保險這樣一個比較溫和的調控手段處理社會問題，解決社會矛盾。但同任何一種新生事物一樣，此時的調控還不成熟、不完善，表現在：社會保險的種類不全，社會保險覆蓋的范圍有限。福利制度真正作為一個牢固的制度確立下來，成為國家調節社會關系、控制社會矛盾的工具，則是在經歷了一戰和大蕭條的洗禮之后。

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戰爭的需要，政府越來越多地控制和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以致國家幾乎控制了“社會法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這種在平時不可想象的狀況在戰時的特殊時期出現了，人們認識到，國家干預并非那么可怕，它不僅能干預經濟和社會生活，而且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一戰的實踐為國家干預的可行性提供了生動的例證。

緊隨著戰后短暫的繁榮而來的是經濟的蕭條。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使英國經濟受到嚴重的影響。到1931年9月英國黃金儲備枯竭，不得不放棄金本位制，允許英鎊貶值。而失業問題成為籠罩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最大陰影。20年代正式登記為失業者的人數從來沒有少于100萬，約為參加保險工人人數的8%。1929—1932年的大蕭條使失業人數有4年時間超過200萬人，當1932年情況最糟時，在參加保險的工人中有23%的失業者（注：W.H.B.考特：《簡明英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39頁。）。個別地方的失業人數達到60%（注：C.L.莫厄特：《兩次大戰間的英國》（倫敦1955年版，第125—127頁。）。因失業人數長期過多，失業基金被領光了，失業工人及其家庭成員營養不足，衣衫襤褸，饑寒交迫，因饑餓而舉行的游行和罷工經常出現，階級矛盾空前激化。

解決失業問題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然而在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政府除了削減政府開支和失業補助以外，別無良策。1931年英國政府把失業補助金削減了10%，并提高了保險捐，縮短了領取補助的時間。但在勞工的壓力下，英國政府在1934年通過了新的失業法，成立了兩個機構：失業保險法令委員會（UISC）負責失業保險的管理；失業救濟署（UAB）管理未投保工人的補助，可見，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和舊的社會保險體系已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調控理論和調控方式的重大改變已不可避免。

在這種情況下，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的生產過剩和失業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他主張用國家大規模干預經濟的辦法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具體辦法有：第一，擴大政府支出，刺激消費，達到充分就業。第二，主張用累進稅來縮小分配差距，以增加消費需求和提高就業水平。

凱恩斯的理論是經濟危機的產物，他的“反危機”的政策主張主要是從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角度出發，而不是關心社會福利本身。但他論證了國家干預經濟的必要性和具體的技術手段，這對實行社會福利是至關重要的，好比為三條腿的凳子提供了一條腿，使社會福利能夠穩固地建立起來。

可以看出，凱恩斯的理論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可以自行調節的觀點，為國家大規模干預經濟，建立福利國家和全面的調控機制奠定了理論基礎。而具體的福利國家的藍圖，則是由貝弗里奇來勾畫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以丘吉爾為首的聯合政府為了團結全民參戰，急需一個戰后重建的改革綱領來爭取民心。1942年12月，貝弗里奇起草的報告《社會保險及有關服務》正式出版，即通常所說的貝弗里奇報告。貝弗里奇指出：“社會保障就是對收入達到最低標準的保障。”（注：威廉·貝弗里奇：《社會保險及有關服務》（第120頁。）他提出，社會保障有三種方式，即滿足基本要求的社會保險，滿足特殊需要的國民補助和滿足較高收入者的自愿保險。貝弗里奇報告提出，建立一個按統一標準繳納保險捐，按統一標準發放補助的社會保險體系；為所有的公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成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部管理社會保障事務；實行充分就業政策等。

1944年，聯合政府發表了兩份關于醫療保健和就業政策的白皮書，承諾在戰后提供廣泛的保健服務和維持高水平的就業。同年，又頒布了巴特勒《教育法》，對11—18歲的孩子提供免費的中等教育，規定最低離校年齡為15歲。這些舉措表明聯合政府已經接受了貝弗里奇報告，戰后工黨政府按照貝弗里奇所規劃的藍圖，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工黨因重視戰后重建問題，提出了國有化、維持充分就業、執行國民衛生保險和社會保險計劃等主張而贏得了民眾支持，在大選中大獲全勝，使福利國家的建立與工黨的名字聯系在一起。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失業是妨礙工人獲得保障的重要原因，因此工黨政府首先考慮的就是充分就業問題。政府通過國有化加強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并在蘇格蘭、威爾士等地興建大批現代工業以創造就業機會。1949年7月，投保工人的失業率僅為1.2%（注：德里克·弗雷澤：《英國福利國家的演變》，第237頁。）。

1946年5月，議會通過了《國民醫療保健法》，在英國實行全面的、免費的醫療服務。這項服務被稱作英國福利國家“皇冠上的明珠”，其主要特點是：醫療衛生服務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除個別項目外全部實行免費服務；其基金大部分來源于普通稅。

社會保障是福利制度的核心內容。1946年，議會相繼通過了《工業傷害法》和《國民保險法》。后者是戰后社會立法中最重要的一項，它實行普遍性原則，每一個英國公民一律投保，并按不同類別分別領取養老金、工業傷殘補助、兒童補助、家庭補助、婦產補助、疾病補助、失業補助和附加補助等。各種社會保障使居民在年老、生病、傷殘和失業時都能得到一定的補助，不致因上述原因而陷入赤貧，或使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48年又通過了《國民補助法》，以援助那些沒有資格領取國民保險的處于特殊狀況下的人。這是對國民保險法的重要補充。1966年國民補助被附加補助所取代。1948年頒布了《兒童法》，對被拋棄的兒童提供服務。這項立法為個別社會服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后來其服務對象擴大到老人、精神失常者、喪失生活能力者等有特殊需要的人。

住房也是社會福利的一個重要方面。工黨政府克服勞力和原材料短缺的困難，在1945—1951年間共建成住房90.2萬套，大大緩解了戰后住房匱乏的狀況（注：邁克爾·希爾：《英國福利國家：1945年以來的政治史》（愛德華愛爾加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7頁。）。在教育方面，工黨政府基本上執行1944年《教育法》的規定，普及中等教育。

戰后英國福利調控體系由中央政府進行統一集中的管理。1968年，熱衷機構改革的威爾遜政府把衛生部和社會保障部合并，成立了統一的衛生與社會保障部，管理福利方面的事務，只有教育和個別社會服務等少數項目歸地方政府管理。調控機構也有所改進和變化。以就業政策的機構為例，1971年，希思政府在《人民與工作》中宣布，職業介紹所對失業者提供的服務十分有限，不能對勞工市場真正起作用，要使就業服務現代化。1973年，就業政策交由專門成立的人力服務委員會（MSC）負責，而政策的具體執行則由就業服務局和培訓服務局負責，擔負就業服務與培訓服務職能。

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之后，英國終于建立了一個全面系統的福利調控體系。這就是以社會保障為主體，包括醫療保健服務、充分就業、住房、教育等福利政策的國家制度。

三

福利調控機制經過戰后近30年的發展，逐漸擴大和完善，但也開始暴露出一些問題。第一，開支越來越大。1970—1974年希思政府時期，社會開支的增長率已超過了經濟增長率，財政出現嚴重赤字。第二，效率低下。由于高額累進稅和財產轉移稅，企業家缺乏投資熱情：由于福利制度對人們收入的調劑作用，有時高工資者反而比低工資者收入更少，影響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因而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資本主義市場競爭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從而影響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效率。此外，由于福利制度給人們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服務，使一些人寧肯靠國家補助過日子也不愿努力尋找工作，縱容了懶惰和不思進取的思想。

從“搖籃到墳墓”的傳統福利調控體系出現的大量問題迫使統治階級對其進行調整。理論界主張市場作用的新右派勢力開始抬頭，其中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哈耶克提倡自由體制，反對犧牲效率來換取平等，他認為對于一個有活力的發展的社會來說，市場產生的不平等是必要的條件（注：維克·喬治和羅伯特·佩奇編：《現代思想家論福利》，第21—22頁。）。而象福利國家那樣，單靠行政手段來調節人們的收入，只會造成更大的不公正。此外，哈耶克反對凱恩斯提出的利用通貨膨脹來醫治失業的藥方，主張通過完全起作用的市場的重建來達到高度而穩定的就業水平。

弗里德曼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發調節作用，在社會政策方面，他不同意單純用補助的辦法來維持窮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制度，建議采用負所得稅的辦法。所謂負所得稅，就是指政府根據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實行稅率一致的負所得稅作為給低收入者的補助，這樣個人得到的補助和可支配收入是不同的，收入高的，可支配收入也會高一些。這就不會鼓勵懶人，挫傷個人的工作積極性。

撒切爾政府信奉新右派的理論，強調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對社會福利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1）在社會保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減和取消部分保險補助金。改保險金隨工資和物價上漲變動為只考慮物價因素，部分保險金甚至根本就不上漲；取消生育和遺囑津貼；通過“簡化”措施來削減經過收入調查的補助金；取消部分群體獲取補貼的資格，如18歲以下的青年人、全日制學生、已婚的勞動婦女和有私人退休金的提前退休者。

（2）采取更加嚴厲的控制措施防止“不積極尋找工作”的失業者申請補助，對拒絕參加培訓計劃和自己離開工作崗位的人加重懲罰；防止申請中的欺詐行為（注：邁克爾·希爾：《英國福利國家：1945年以來的政治史》，第127—128頁。）。從80年代起，英國政府推行所謂工作福利計劃，讓失業者去做指定的工作或參加培訓接受教育，而不是坐在家里領補助。最初這一原則只適用于16—18歲之間的年輕失業者，1993年梅杰首相宣布要擴大其適用范圍。參加工作福利計劃并每周工作達到一定時間的人，有資格領到“無工作津貼”。可見，工作福利意在改革福利制度的弊端，防止申請補貼中的欺詐行為，促使失業者去工作和努力尋找工作。

（3）大力推行私有化。首先根據1980年住房法，強迫地方當局把公房以折扣價賣給租戶，到1992年約有150萬原公房的租戶購買了住房（注：邁克爾·希爾：《英國福利國家：1945年以來的政治史》，第134頁。）；然后是賣掉大部分公用事業部門，英國電信公司、煤氣公司、航空公司等16個國營企業都私有化了；其后是私有化進一步擴大，在醫療保健等方面主張購買服務而不是無償提供服務。

（4）降低所得稅率，最高稅率由83%降為60%。然而，保守黨政府的福利改革使社會的貧富差距明顯增大，從1979年到1991年，最窮的1／10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了14%，而最富的1／10人口其實際收入提高了62%。同期，生活在貧困家庭中的兒童從140萬升至400萬。放松調控帶來的副作用給政府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

1997年5月，布萊爾領導的工黨上臺后，提出“第三條道路”的主張，強調政府調控和市場機制的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的平衡，即在傳統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和新右派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

1998年3月，政府公布了題為“我們國家的新雄心：一個新的福利契約”的福利改革綠皮書，提出了面向新世紀的福利改革原則，宣稱“新的福利國家應幫助和鼓勵處在工作年齡的人到他們能夠工作的地方去工作”，“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應協同一致，保證人們能得到保險，防止可以預見的風險，以及為他們的退休作好準備”，“現代福利體制應該是靈活的、有效率的和易于為人所用的”。4月，政府啟動了35億英鎊的“新政計劃”，為失業的年輕人、長期失業者和單親家長提供找工作的建議和便利條件，為失業的年輕人提供為期六個月的工作培訓或全日制教育。1998年12月，政府在新的養老金法案中提出，“對于能夠工作的人，福利改革建立在工作原則的基礎上，對不能工作的人，則建立在安全保障原則的基礎上，即在改革傳統福利國家弊端的同時，仍要保留傳統福利國家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原則。

可見，撒切爾政府和布萊爾政府的福利改革并不意味著取消政府調控，作為調控手段的福利制度的基本內容仍然存在，福利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使調控更有效率，更加合理。

四

英國政府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在社會生活方面建立了一個以社會保障為主體，包括各種社會服務在內的全面的福利調控機制。福利制度使國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而且對國民收入進行了再分配，尤其是對基本生活條件的保障，使社會福利制度成了社會的“減震器”和“穩定器”，構成了一個社會“安全網”，起到穩定社會、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在經濟方面，社會福利制度的各種保障措施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人力投資，確保勞動力供應的數量和質量，并且增加社會需求，有利于經濟發展。在政治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會動蕩，平息社會不滿，同時向社會成員灌輸現存體制和價值觀的合理性，減輕對現有制度的離心力。

1、發揮社會安全網作用

貧困和貧富懸殊是導致社會動蕩的導火索，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的威脅極大。社會福利制度正是通過對貧困和貧富懸殊現象的調控，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的“社會安全網”作用。

（1）保證國民最低生活標準。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通過社會保障、社會救助、國民醫療保健、個別社會服務等項目構成了一個“從搖籃到墳墓”的調控機制，保證每位公民的生活不低于國民最低生活標準。由于基本生活標準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們在市場競爭中的后顧之憂，使在市場競爭中失敗的人有機會重新開始，而不會被貧困所擊垮。整個社會秩序和社會結構也因此處于相對平穩狀態，不至于產生大的動蕩。

（2）實行收入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人們在市場經濟中所獲得的收入為一次分配，而國家通過累進所得稅和社會福利制度來進行的分配叫做收入再分配。1799年英國開征所得稅。1909年，勞合·喬治在“人民預算案”中提出對高收入者征收附加稅，加強了稅收的再分配性質。但真正利用累進所得進行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是從二戰后開始的。卡拉漢的工黨政府執政期間，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稅率為25%，最高稅率為83%。眾所周知，社會保障的基金來源是雇主和雇員所繳的社會保險捐和國家財政，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在80年代占到了政府稅收和其他收入總額的30%，是收入最高的一個稅收項目。因此，個人所得稅與社會福利制度一樣，都是收入再分配的手段。

經濟學家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表示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基尼系數為0，表示收入絕對平均，基尼系數為1，表示絕對不平均。基尼系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據統計，在納稅和獲得各種補助前的原始收入的基尼系數和稅后的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是有所變化的，也就是說，稅收和福利制度對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是有影響的。1975年，英國居民原始收入和最終收入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43和0.31，收入不平均的程度有所下降（注：霍華德·格倫列斯特：《1945年以來英國社會政策》（布萊克威爾出版**1995年版，第229頁。）。

2、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條件

社會福利制度通過確保勞動力供應的數量和質量，增加社會需求，擴展國內市場，為經濟發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條件。

（1）保證勞動力供應的數量和質量。福利制度不僅在生理方面保證了勞動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勞動力的身體素質，而且通過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勞動力的文化素質。這些變化對經濟發展的有利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因疾病而引起的缺工情況減少；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增強使勞動的效率提高了；由于勞動者的壽命延長，他們能夠從事勞動的期限延長了。

（2）增加社會需求，提供就業機會。社會服務本身是一個龐大的消費主體，英國政府在社會服務上的開支1970年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1980年占到了1／4，1979—1980年，國民衛生保健服務體系的藥費總開支達到9.89億英鎊，僅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大學和地方教育部門用在書本和教育設施上的開支就達3.14億英鎊（注：維奇·喬治和保羅·懷爾丁：《社會政策的作用）（勞特利奇和基根·保羅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頁。）。社會服務還為大量的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在工業勞動力的需求增長緩慢的情況下，社會服務這樣的公共部門對增加就業的貢獻不可低估。

3、維護政治穩定

緩解社會矛盾。社會服務對政治穩定的最重要的貢獻是試圖解決會引起嚴重社會不滿或與現行經濟和政治秩序相對抗的社會問題。緩和這些社會問題首先是能減輕下層群眾可能滋生的不滿情緒；其次能極大地減少對現存經濟和政治秩序的抨擊和批評；而且社會服務使現存政治秩序有一個新的形象，如保健服務，它就代表了一個不平等和分裂社會中的仁慈面孔。以失業保險為例，它給了失業者收入，緩解了他們的困境。現代工業社會與傳統農業社會不同，對大多數人來說，工資即意味著生存，從某種角度看，失業是對生存和生存質量的最大威脅，失業保險給社會和政治穩定加上了重重的砝碼。附加補助的穩定器功能也是十分明顯的，它是對社會最貧困者拋下的一根救命稻草，也是對社會最具潛在威脅的人群的安撫。

社會服務同時也是一種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它通過鼓勵或懲罰某些行為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帕特·塞恩指出，俾斯麥“十分清楚地看到了社會保險立法（他在19世紀80年代制訂的）是贏得工人階級的忠誠和摧毀社會主義的手段”（注：帕特·塞恩：《福利國家的基礎》，第108頁。）。拿社會保障來講，它不是可以無條件得到的。比如，一個自愿離開工作崗位六周，或是沒有好的理由拒絕工作的人是無法領到失業補助的；失業調查官員會對那些他們認為沒有積極尋找再就業機會的申請者進行調查，這些措施都在引導和左右著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又如教育，它也在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學校教育向人們灌輸成就、個人主義和辛勤勞動是美德，應該尊重權威，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等等。任何一個教育體制都會反映所在社會的基本的信念和價值觀，其結果是造就了對權威和社會等級的認同感。這也是英國的教育體制強調個人成就和競爭的原因，因為英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延續依賴于這些價值觀（注：P.艾布拉姆森：《英國中等學校學生的政治社會化差異》（見《教育社會學》第40卷，1967年第3期，轉引自《社會政策的作用》，第206頁。）。

綜上所述，福利制度在保障國民基本生活，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維護政治穩定等方面發揮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相對安定，起到了調節社會關系，控制社會矛盾的作用。福利調控作為資本主義穩定社會，緩和社會矛盾的一種手段，已深深扎根于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它是國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經濟危機的一種反應，是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比較有效的調控措施。福利調控的目的是更好地維護社會和經濟正常運行，更好地緩和社會矛盾，不讓資本主義制度因社會發生的危機而崩潰。從這個意義上講，福利調控不僅是對社會關系的調節，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福利調控的具體辦法會隨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調整改革，使調控更加合理，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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