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黨和政府通過對過去經濟發展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使得中國經濟在發展模式、經濟體制和主要矛盾等方面實現了超越。這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發展理念,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動力支持,也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改革開放；蘇聯模式；計劃經濟；主要矛盾；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對以往發展模式和舊有觀念的矯正和超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成功實現了對蘇聯模式、平均主義和國內主要矛盾判斷等三個方面的超越，這為改革開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中國經濟對蘇聯模式的超越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在兩大陣營對立的情況下，選擇了倒向社會主義蘇聯一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受蘇聯的影響很大，中國經濟發展計劃和經濟理論等深受蘇聯影響。

　　 （一）改革開放前蘇聯模式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在管理方面實現了高度集中的體制。政府和企業關系方面，政府把許多應該屬于企業所有的權力收上來，企業沒有自主權，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僅僅只是完成生產計劃和任務的生產單位，這大大限制了企業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系統中，權力又高度集中于蘇共中央。雖然這種體制在一定條件下實現了資源的高效配置，但隨著經濟發展和經濟系統的復雜化、多變化，這種高度集中的體制下企業無法快速對外部變化作出反應的能力上的缺陷不斷凸顯。

　　 中國經濟建設各方面受蘇聯模式影響很大。蘇聯專家廣泛深入到中國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作為第一個五年計劃主體的156項也是蘇聯援助的。其實在中國“一五”時期，蘇聯高度集中的體制的弊端已經開始顯現。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時期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揭露和批判，進而否定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蘇共二十大后，蘇聯體制的弊端進一步暴露。對此，中國共產黨提出要以蘇為鑒，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毛澤東提出要以蘇為鑒，他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等人看到了蘇聯模式的弊端，希望以此為鑒，并結合中國實際試圖走出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

　　 但由于社會主義建設時間較短，還沒有其他可以借鑒的成熟模式，馬列著作也不能提供現成的答案，國際環境又處于冷戰狀態，雖然毛澤東看出了蘇聯模式中存在的問題，想打破蘇聯模式的怪圈，但在實踐中卻不自覺地放大了蘇聯模式在某些方面的缺點。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鄧小平跟蘇聯打交道比較多，對蘇聯模式的優缺點認識也更為深刻。20世紀六十年代經濟調整的過程中，他就曾對蘇聯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有過批評意見。

　　 （二）改革開放初期對蘇聯模式的超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恢復，黨和政府深刻反思總結中國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逐漸走出了一條通過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路。鄧小平對蘇聯模式的弊端和存在的問題非常清楚，他深刻地指出：“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在這個判斷的基礎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就大力進行了經濟調整，這種調整既是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也是產業結構和管理體制方面的調整，這是對長期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蘇聯模式的重大改變。

　　 1．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中國就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國家及時調整了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改變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把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放到了一個突出的位置。

　　 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糧食生產和安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歷史中反復提出的重大命題。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是中國經濟的短板，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十一屆三中全會以調整黨的農村工作政策為契機，放寬農業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和農業流通政策，同時通過各種途徑增加農民收入，比如國家從1979年3月起陸續提高了18種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據不完全統計，1979、1980年兩年農民總獲益約300億元。國家還采取措施大力調整農業內部結構，減少并穩定糧食征購數量。在國家外匯緊張的情況下，每年進口1300萬噸糧食，為農副產品生產留出資源和空間，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這初步改變了農業生產中長期存在的片面發展糧食生產的做法。政府還鼓勵農村社隊企業的發展，并給予了稅收和信貸等方面的支持，江蘇浙江等地的社隊企業得到快速發展。1979年全國鄉鎮企業數共有148.04萬個，1984年共有607.34萬個，1985年則達到了1222.46萬個，比1984年增加了一倍還多。

　　 農業發展出現了積極變化。1978年至1982年這5年間，中國農林牧漁業總產值指數（以1952年為100）從1978年的206.26增加到1982年的266.5，增長幅度30%左右。1982年，在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連續幾年減少的基礎上，糧食產量達到了35450萬噸，棉花產量359.8萬噸，油料產量1181.7萬噸。農業總產值和主要農產品產量的大幅增長，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的吃飯問題，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調整產業結構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大力發展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紡工業。建國初期，中國的輕紡工業比較發達，1953年輕工業總產值為282億元，重工業的總產值為168億元。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長期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到實行經濟調整的1979年，輕工業的總產值為2045億元，重工業的總產值為2636億元。輕紡工業發展較為緩慢，導致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積累了一些問題。但隨著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紡工業得到了較快發展。

　　 1980年1月，國務院決定對輕紡工業實行能源、原材料的供應優先等“六個優先”的原則以促進其發展。1979年至1983年，輕工業總產值從1979年的2045億元增加到1983年的3135億元，增長53.3%；而同期重工業總產值從1979年的2636億元增加到1983年的3326億元，僅增長26.2%。

　　 改革開放初期通過調整國民經濟，重點在調整產業結構，主要是輕重工業投資比例結構，使農業和輕工業盡快發展起來，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因此，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改變重工業優先發

　　 2．對計劃和市場關系的重新認識

　　 計劃經濟體制運用國家的行政權力來統一調動配置資源，這種體制在經濟發展水平低、建設規模不大、經濟結構簡單時能夠發揮比較大的作用。但這種體制的弊端也是明顯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自主權的企業很難有主動性和創造性，資源計劃配置方式使得經濟效率低下，經濟效果很差。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選擇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曾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缺點也很明顯。“一五”計劃后期就提出了改革這個體制的任務，但由于當時國內外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十分復雜，以及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受“左”的傾向影響，這使得中國探索合乎國情的經濟體制的過程充滿了艱難和曲折。

　　 文革結束后，我們重啟了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1978年7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有的同志就提出，為了加快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對現行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建議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體制。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申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要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進行認真的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領導層在經濟體制改革探索方面又前進了一步，在對計劃和市場關系的認識方面又前進了一大步。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關于全國分行長會議情況匯報時講話指出：“我同陳云同志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陳云1979年3月寫的一份提綱從蘇聯成立六十年來的發展歷史的角度來審視計劃和市場的關系，認為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的主要缺點都是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他指出：“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同外國客人談話時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他們的探索為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打開了缺口。

　　 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新的經濟體制的確立奠定了實踐基礎。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鄧小平對《決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此后，鄧小平進一步論述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真正從思想觀念上擺脫了對計劃經濟不正確的認識。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更進一步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論述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7](pp148-1491987年2月6日，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時又指出：“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把計劃和市場都看作是發展經濟的方法和手段，而不再看作是規定社會屬性的本質的東西，無疑是對計劃和市場問題認識的又一超越。

　　 3．分配領域對平均主義的修正

　　 (1）改革開放前平均主義是致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前，基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事實上實行的是差別很小的分配政策，造成激勵機制不足，經濟缺乏活力，老百姓普遍收入比較低。這一點從改革開放前的基尼系數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基尼系數為0.16（是絕對平均主義造成的），改革開放之初1978年基尼系數為0.2。改革開放前，城鄉分治和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了城鄉交流。而城市和農村各自的分配制度也防止了收入分配的過大差距，基本上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這導致人民缺乏生產勞動的自主性和創造性，進而導致生產積極性低下，勞動效率很低，社會產出低，人民普遍不富裕。

農村社員的收入很低，大部分人的溫飽問題沒有得到解決。1977年全國有1.4億人，平均口糧在150公斤以下，處于半饑餓狀態，農村貧困人口2.5億。正如萬里1979年1月談話中所說的那樣：“解放快三十年了，還有那么多人吃不飽飯，還有大批群眾外流討飯，這說得過去嗎？”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于1957年。

農業發展速度不加快，工業和其他各項建設事業就上不去，四個現代化就實現不了。城市職工之間的收入差別不大，工人長期以來工資很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城市就業問題嚴重，城市建設和職工住房醫療等方面欠賬較多。

　　 (2）改革開放對平均主義同步富裕觀念的超越

　　 平均主義的弊病之一在于缺乏激勵機制，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的動力。經濟要發展，就必須解決生產者的動力問題，必須要克服平均主義。1978年4月10日，李先念主持國務院會議，研究在國營企業中試行獎勵和計件工資制度，在講話中說，“一定要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要克服那種干多干少、干好干壞、干和不干都一樣的現象。”同年9月15日，鄧小平在聽取李力安等人匯報時指出：“按勞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義。管理好的企業，工資待遇應該不同。企業管理得好，為國家貢獻大的，應給予獎勵，刺激技術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義害處太大了。”9月20日，鄧小平在聽取林乎加等人的匯報時發表談話指出，過去存在的弊端包括吃大鍋飯、鼓勵懶漢、包括思想懶漢等，導致了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無法提高。他尖銳地指出：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他進一步指出，講物質刺激，實際上就是要刺激。政府應該掌握調劑的手段和能力。指出過去存在的弊端，正是為了更好地前進。1979年7月15日，鄧小平在黃山接見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時從全國經濟發展全局的高度進一步指出：“九億人口的收入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總是有的地區先富裕起來，一個地區總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反對平均主義、讓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先富帶動后富，是對原來追求同步富裕而實際上導致共同貧窮的思路的重大調整和改變，這大大激發了整個社會的勞動創造活力。

　　 實踐證明，實行同步富裕實際上就是實行共同貧窮，不符合事物運動發展的規律。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生產條件存在很大差別，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勞動者個體差異也很大，思想認識、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情況各不相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不可能實行“同步富裕”，只能是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反對平均主義，大力提倡按勞分配并鼓勵創造創新，讓勞動者參與社會勞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充分發揮出來。這會極大地調動人們干事創業、支持和參與改革開放的積極性，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增強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動力。

　　

　　 二、中國經濟在對外經貿關系方面實現的超越

　　 改革開放前后，我們黨重新恢復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通過對國際形勢的重新審視，認為當今世界的主題已經從革命與戰爭轉變為和平與發展，從而改變了原來戰爭不可避免并且很快就會爆發的結論。在這個判斷下，中央領導人通過親自出訪和派代表團出訪等途徑，獲得了大量關于國際問題的第一手資料。如鄧小平出訪了日本、美國、新加坡等國家，王震副總理訪問英國等。1978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選派三個代表團出國考察經濟，進行專門的調查研究。一路為段云率領的國家計委和外貿部派出的赴港澳經濟考察組；一路為林乎加率領的赴日經濟代表團；還有一路是谷牧擔任團長赴西歐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德國等西歐五國的考察團。配合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這個時期在對外經貿方面大力開拓，實現了幾個方面的突破。

　　 （一）吸引外資，制定相關經貿領域的涉外法律法規

　　 中國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之后，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資金和技術的欠缺。而當時一些西方國家正有大量資金在尋找出路。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指出：“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辦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當然，利用外資一定要考慮償還能力。引進外國的技術和資金，這也要量力而行，處理恰當。”引進外資，國內必須有對外資進行保障的法律制度，因為中國和國際社會還存在隔閡，當時國際上對中國的投資環境有一定的質疑，認為中國法制不健全，對外國投資缺乏必要的法制保障。為了打消外國投資者的顧慮，體現中國政府吸引外資的誠意和態度，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相關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增強了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的信心，是不斷開拓利用外資局面形成的奠基石。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話，指出：“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我認為應該堅持，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引進一個項目，可以帶動一些行業的發展。”1979年“簽訂中小型補償貿易項目140多項、來料加工裝配項目2000多項，與英、法、美等國簽訂的海上石油合作勘探開發風險合同，付諸了實施。在當年吸收外資的實踐中，還出現了中外合作這種契約式經營企業的方式。”

　　 1980年5月20日，鄧小平同有關方面負責人談到利用外資問題時說到：“利用外資要及早動手，不要再猶豫拖延了。法國、美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都準備給我們一些貸款，有的已有著落，今后還可能增加。應該抓緊同他們談判。怎樣使用？主要用在打基礎上，如搞水電。”引進和利用外資，彌補了中國建設資金的不足，一些重點項目的建設還為中國經濟發展增添了后勁，更重要的是通過引進外資引入了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知識。

　　 （二）設立經濟特區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進一步深入人心。一些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從更快發展經濟的目標出發，提出了設立特區的思想。改革開放前，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美國等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中國沒有進行改革開放的條件。但中國領導人對外部世界的調研探索從來沒有停止過。如1973年周恩來在同來訪的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會談中講到：“蔣介石在臺灣省有一個高雄港是自由港，沒有稅，吸引外資帶著原料去建廠，利用臺灣的廉價勞動力、勞務費，然后把商品回銷外國，這樣，吸引很多外資到臺灣去投資。”周恩來還認為，臺灣能做到的，大陸同樣可以做到，并且可以做得更好。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對港澳貿易等問題給予了特別重視。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在住地同谷牧聽取彭德清、袁庚關于香港招商局建立廣東寶安工業區問題的匯報。他在談話中說：“現在就是要把香港有利條件（資金、技術）和國內的有利條件（土地、勞動力）結合起來，把香港外匯和國內外匯結合起來用，不僅要結合廣東，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連起來考慮。建工業區，可以給你們一塊地，給個半島，要賺取外匯，要向國家納稅。交通部要同香港結合起來，搞好國內外的結合，把生意做大一些，可以創造外匯，要把遠洋船隊管理好，要為外貿服務。”談話結束后，當即在1月6日交通部和廣東省送來的《關于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上批示：“擬同意。請谷牧召集有關同志議一下，就照此辦理。”同年4月5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談了廣東開放、搞活設想，最主要談到廣東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鄧小平當時就說：“就叫特區嘛，陜甘寧就是特區。”針對當時中央財政困難的情況，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后，谷牧副總理率工作組赴廣東、福建兩地展開調研考察。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廣東、福建兩省靠近港澳，華僑多，資源比較豐富，具備加快經濟發展的許多有利條件。中央確定，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盡快把經濟搞上去。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41號文件正式將“出口特區”改為“經濟特區”。此后鄧小平更進一步提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知識的窗口，管理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

　　 無論是吸引外資、制定涉外經貿法律，還是設立經濟特區，都是黨和政府基于新的形勢和任務做出的戰略性判斷和決策，是對改革開放前中國對外經貿關系的超越。

　　

　　 三、中國經濟對國內主要矛盾問題實現的超越

　　 （一）改革開放前對主要矛盾問題認識的曲折變化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矛盾理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決定了主要任務。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我們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這種改造。這使得中國的社會經濟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確反映了這種變化。中共八大《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認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個判斷正確反映了國情。但由于受國內外多種因素的影響，黨和政府在主要矛盾的認識問題上有反復。

　　 毛澤東對中共八大通過的主要矛盾是持保留態度的。1957年他指出：八大決議提出的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現在看則不適當。由于這個矛盾將來還會有，因此這句話從長遠講也對。

　　 反右派斗爭對黨的領導人關于主要矛盾認識的影響是很大的。1957年10月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各組組長會議時講話指出：“過渡時期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階級斗爭，十年、十五年以后還會有。只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活動，不但總是帶著階級斗爭的性質，而且總是同國際上的反動派互相呼應的。”[他不但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還把國內問題同國際上的階級斗爭聯系起來，是一個重要的變化。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舉行的最后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再次強調了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仍然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當作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判斷導致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確認了毛澤東1957年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關于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即：“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15](p344）這不但延長了過渡時期，還把主要矛盾絕對化了。

　　 受“左”的思想影響，國內在階級斗爭問題上越走越遠。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發表的《公報》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將存在于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據此毛澤東提出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文革中更發展為以階級斗爭為綱，給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等帶來了很大的破壞。

　　 （二）正確思想路線的恢復與國內主要矛盾的新判斷

只有對主要矛盾認識的清醒，才會有對國內外形勢的正確判斷，才能對主要任務抓住不放。

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由此中國在主要矛盾問題上撥亂反正，重新認識和定義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6](p182）講話將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結合起來，為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方針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這個判斷成為對改革開放后對國內主要矛盾判斷的基礎。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國內主要矛盾做出了判斷：“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且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基于對中國發展階段判斷的基礎，大會也確認了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國內主要矛盾：“我們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現了經濟方面的超越，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新路，同時也奠定了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正如1982年9月鄧小平同外國客人談話指出的那樣：“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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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