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20峰會晚宴接待體現了跨界旅游接待業的哪些特點

十四五”時期，我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度調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嚴重沖擊、百年奮斗目標邁向新階段的重大時代背景。疫情影響長期化、數字化轉型加速、“邊界”沖突重構調整、中國崛起和歐美主導此消彼長、對國家能力期待上升等五大力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變革。內外部發展呈現全球經濟低增長低利率高債務、國際經濟循環大調整、治理機制加速重構、國內經濟轉入中速增長平臺、數字經濟引領產業升級、經濟社會風險管理難度加大、要素布局網絡化集中化并重、綠色發展比較優勢提升、非經濟因素對開放的影響突出、收入分配改善關鍵窗口期顯現等十大趨勢。需要立足國情實際，把握住有利時間窗口，謀劃好“十四五”規劃的總體思路，推動建立高標準市場經濟、高水平開放經濟和高效能治理體系，加快轉方式、調結構、換動力，強化重大風險防范和化解能力，推動經濟盡快轉入高質量發展軌道，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一、“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時代背景

“十四五”時期，我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度調整期、百年未遇之大疫情持續影響期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這3個百年大局相互疊加、交互作用，塑造了新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錯綜復雜的時代背景。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加速變革，大國關系發生轉折性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一是全球秩序加速變革。隨著經濟實力的變化，國際體系與世界力量對比的“東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趨勢明顯。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后確立的以主權國家為中心并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已維持將近400年，在當今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國際格局多極化加速發展的趨勢下將面臨更多的挑戰。自近代以來，世界權力首次開始向非西方世界轉移擴散，一大批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世界經濟中心向亞太轉移。百年來西方國家主導國際政治的情況正在發生根本性改變，美國與盟國關系跌入二戰之后低點，國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識形態的趨勢上升，越來越多的美國盟國正試圖走上戰略自主道路。新型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加速形成。

二是大國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出現轉折性變化。美國對中國遏制逐漸升級，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總量同美國日趨接近。2024年，中國GDP接近美國的67%，工業總產值已經超過美國。從歷史上看，GDP超過美國60%是一道紅線，蘇聯和日本GDP超過美國60%后，美國都加大了遏制力度，這與追趕者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或是否“韜光養晦”并無直接關系。同時，2008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減速、政治動蕩、社會撕裂更趨明顯，民族宗教問題頻發，美國還可能選擇向外轉移矛盾，中國將面臨政治、經濟、外交、輿論以至于軍事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壓力。

三是科學技術推動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化。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生產力變革，推動生產關系、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信息傳輸技術的進步、范圍的擴大，讓社會分工更為靈活。非國家行為體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國公司異軍突起，在全球生產組織中發揮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等突飛猛進，深刻重塑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我國作為后發國家和人口大國，在信息技術發展上具有獨特技術代際跨越和市場規模優勢，尤其是在部分新興領域已經站在了前沿。信息技術的發展，使許多我們過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成為現實，使體制機制有了更多的創新空間。

（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社會運行造成巨大沖擊，并將加劇全球變局，疫情防控效果也成為檢驗各國治理成效的重要標尺，對全球治理帶來重要影響。

從歷史上看，世界上曾經數次發生席卷全球的傳染病疫情，對經濟社會的沖擊類似于重大自然災害、戰爭和金融危機，經濟社會發展格局都因之發生了重大的調整。公元1348~1440年前后，黑死病（鼠疫）席卷歐洲，對歐洲產生了巨大沖擊。歐洲人口下降近50%，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失，生產力水平急劇下滑，經濟遭受重大損失。同時，由于勞動力短缺，勞動力價值上升，耕地使用范圍大大增加，進而促進了歐洲市場化進程，推動了新興科技的普及，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引發了包括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醫學革命等一系列深遠變化。1918年的大流感是20世紀最嚴重的全球疫情，全球約有5億人（占當時全球人口的1/3）感染，據不同口徑統計，死亡人數約2500萬~1億人，其中美國死亡約68萬人。由于大流感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結束，因此疫情后的恢復措施同戰后經濟恢復措施相互疊加，進而推動全球經濟重回新一輪繁榮。

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看，目前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除中國外其他主要經濟體防控疫情壓力仍然很大，全球存在發生新一輪疫情的可能。有專家表示，在疫苗和有效治療方案出現之前，人類將與病毒共存，而疫苗的研制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時間。因此，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在今明兩年難以消除，甚至將持續至202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多個機構預測，2024年全球經濟將出現大幅下降，全球貿易投資等將遭受巨大沖擊。同時，疫情也推動全球產業組織形式、產業鏈布局、全球治理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全球化進程、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將因疫情影響而加速。

（三）百年發展目標“轉段”

從更長期的坐標系看“十四五”，我們正處于從第一個百年目標向第二個百年目標“轉段”的交匯期，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抓住機遇，化危為機，將進一步提高發展的主動權，為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奠定更加扎實的基礎，為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有利條件。

從社會生產力來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面升級。全面小康實現后，隨著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老齡化、城鎮化、信息化、國際化的發展，人民需求結構全面升級。二孩政策、人口老齡化導致居民對優質公共服務需求增加。物質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互聯網和全球信息流通、“改革開放一代”成為社會中堅，對社會公平正義和自身全面發展的需要進一步提升。但同時，我國經濟的供給側還不適應人民的新需要（王一鳴等，2018）。過去一度依賴勞動力、資本、資源和外部市場擴張支撐的增長方式面臨拐點，資源和環境約束觸及底線，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依賴導致房價過高，過度依賴模仿和技術引進導致自主創新缺乏后勁，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和水平以及公平可及性仍然不高（中共中央編譯局，2024；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24）。在40余年的高度壓縮式追趕以后，需要根據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推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新的需要。

從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看，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發展積累了一些矛盾，如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破壞、公共服務不足、腐敗問題滋生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24）。這些矛盾和問題，有的是特定國情和發展階段下難以避免的，有的則是我們在探索過程中走的彎路。在新的歷史階段，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持續推進一系列重點領域改革，探索如何更好地彌補市場失靈、改善社會公平、優化公共服務，構建高效能、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總之，同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發展相比，今后一個階段我國發展的條件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條件、新問題、新任務決定了在新階段我國發展的目標、方法和戰略都需要進行深刻調整。

二、“十四五”時期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大變革性力量

“十四五”時期，多種作用相互交織促使國內外環境深刻變化，其中疫情的沖擊、數字化進程持續推進、“邊界”沖突加劇、大國力量格局深刻變化、對國家能力的期待增加是推動經濟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共同推動國際國內經濟社會形成更趨復雜、更加多元、更多變化的發展特征。

（一）新冠肺炎疫情成為世界加速調整的重要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導致全球經濟活動暫停乃至經濟深度衰退，將引發國內外經濟格局變動和結構調整，是未來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最關鍵的變量之一。

從挑戰來看，為控制疫情的進一步蔓延，各國采取旅行禁令、居家隔離、關閉工廠、封城以及封國等多種措施，致使全球經濟和社會活動陷入停擺，經濟大幅衰退，深層次矛盾進一步積累。疫情可能會導致全球制造業供應鏈收縮，疫情短暫沖擊可能演變成為持久性沖擊。疫情加劇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需提前防范各國央行大幅擴表后面臨的各部門債務激增、通貨膨脹飆升、國際貨幣體系失衡、全球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問題，實體經濟和生產力的恢復乏力，全球將長期面臨“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陷阱。

從機遇來看，任何事物都是辯證的，只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能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帶來的損失，還能以防疫斗爭為契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人類歷史上多次經濟高速增長都發生在經濟社會危機之后，就是因為危機暴露了過去經濟增長的短板和弱項，促進了技術和制度創新，催化了數字經濟和線上模式的加速發展，實現了所謂“創造性破壞”。這次疫情給我國經濟體系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壓力測試，對我國產業鏈的優勢和短板、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等都進行了更深入的評估，未來科技進步、企業投資、產業政策的方向都會更加精準。同時，疫情影響的供給和需求并沒有消滅，而只是暫時被抑制了，疫情后我國可以順勢而為，化危為機，加速改革開放，加快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我國經濟發展打開更為廣闊的空間。

（二）數字化成為主導國際競爭的關鍵力量

傳統部門生產率低迷的同時，數字化進程推動著生產方式、產品形態、商業模式、產業組織和國際格局的深刻變革，成為推動未來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防疫的壓力為線上線下融合、信息互聯互通提供了強大外部動力，在線辦公、遠程醫療、在線教育等走向前臺，將大大促進新消費業態的增長。新一代信息技術是當代最顯著的生產力發展，也必將引起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革命。信息傳輸技術的進步、范圍的擴大，將有條件實現更加有計劃的生產和消費、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讓社會分工更為靈活，讓“人民共建共享”有了實現的渠道；信息技術降低了交易成本，把市場的范圍擴展到了全世界，有利于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配置資源，消費者和作為監管者的政府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比較、篩選、評價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信息技術使得政府更容易收集信息，提高了政府監管的績效，有利于打造新型的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機制。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實現產業升級，改變我國在國際貿易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信息化使得信息流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流、物流、資源流，有利于緩解我國的資源、環境、交通壓力，走資源集約和環境友好道路，這對于作為人口大國的我國來說具有戰略性意義。在數字化深刻改變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的同時，各國都在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布局，未來圍繞信息化的技術、資源、標準的競爭將日趨激烈，數據和信息要素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將成為國際競爭的新前沿。

（三）“邊界”沖突與重構成為結構調整新動力

在疫情沖擊以后，各類傳統的技術、要素、國際競爭、產業布局的“邊界”發生根本性變化，圍繞“邊界”的沖突將進一步加劇，從而推動經濟結構和布局加快調整。技術發展的廣泛連接將繼續突破傳統治理和規則邊界，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甚至排外主義思潮進一步加劇將重塑全球化邊界，我國傳統的人與自然邊界、城鄉區域邊界、生產安全邊界也將加快重塑，經濟結構和布局重新調整的緊迫性進一步上升。

從國際上看，技術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傳統的全球治理架構和規則邊界，要素和產業組織的高度國際化和信息化推動形成新的治理機制，圍繞數字經濟稅收等方面新的規則制定成為國際協調的重要內容。全球化出現新的阻隔，要素的跨界自由流動與本地化的政治利益和社區訴求沖突更趨突出，被民粹和保守思潮裹挾的狹隘和極端民族主義沖擊國際共同價值觀，逆全球化傾向進一步上升。產業鏈布局邊界更趨明顯，疫情帶來的停工停廠、港口關閉和飛機停航等措施，導致部分零配件供應中斷，商品物資跨境運輸的成本和中斷風險顯著上升，供應鏈布局趨于多元化，經濟安全成為各國考慮的重要變量，商品、貿易、技術、數據、人員跨境流動可能面臨更大摩擦和更多限制，全球產業鏈布局區域化特征更加凸顯。部分多邊合作陷入停滯甚至瓦解狀態，區域性、雙邊的投資和貿易安排更加重要，國家之間邊界更趨突出。

從國內看，疫情改變了傳統的城鄉區域經濟布局，警示人們更好地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更加注重人的生命健康，新的邊界加速形成。疫情暴露出傳統城鎮化戰略過度強調集中和效率、忽視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更加強調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前提，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同時也對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優化區域經濟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在警示人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提醒我們要處理好人和自然的關系，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疫情進一步提升了生產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性，綜合考慮生產、生活、生態和安全的需要，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經濟體系的均衡性和抗風險能力。

（四）大國實力變化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重塑推動力

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國際大國關系加速調整，將進一步推動全球政治經濟秩序變革，全球經濟平衡關系加快重塑。一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憑借技術、資本方面優勢，通過不斷累積政府債務和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刺激消費，同時利用貿易保護、技術壟斷、軍事和文化輸出等方式，不斷強化自己的優勢地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作為勞動和資源的輸出地，通常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雖然有巨大發展需要，有潛在的巨大市場、資源和人口，但由于缺乏穩定政治環境、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啟動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往往陷入貧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逐漸改變了傳統世界經濟格局，國際分工也不斷發生改變，新的全球經濟平衡正在加速形成。同時，近年來，美國接連“退群”，二戰以來的國際安全、經濟、貿易治理架構遭遇最嚴重挑戰，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力量不斷被削弱，國際經濟社會重構進一步加速。

（五）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凸顯和強化國家能力

疫情后國家和政府作用的提升，將推動未來經濟社會發生重要變化。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代價巨大的壓力測試。美國加速“退群”，使全球化加速退潮，各主要經濟體更加“內視化”，導致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問題日益凸顯。部分國家疫情應對期間領導力的缺失，尤其是自由主義帶來的無序和政府組織能力的不足，導致全球范圍內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進一步消退。而我國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工作，綜合運用財政、金融、社會、產業等多方面的政策穩定經濟增長，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都走在了全球前列。這種對比，顯現了市場在面對疫情這種重大沖擊時的能力不足，進一步彰顯了國家能力的重要作用。目前美國和歐洲國家都在朝著加大政府干預的方向前進，在“后疫情”時代，國家能力仍將扮演重要角色，政府的作用將進一步凸顯。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平臺、社交軟件、區塊鏈、數字貨幣的蓬勃發展，進一步增強了微觀個體的連接性和行動力，傳統治理邊界被打破，不同群體的訴求表達更為充分，政府行為也將在更大范圍內被審視和監督，互聯網時代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強政府的集中式、科層制之間的沖突進一步加劇，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創新政府行為方式的要求日益緊迫。

三、“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十大趨勢

“十四五”時期，在五大變革性力量的驅動下，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進程將出現深刻調整，我國的發展環境也將呈現階段性變化。總體來看，“十四五”乃至更長一段時期，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將呈現以下十大趨勢。

（一）全球經濟延續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模式

疫情下全球經濟短期面臨深度衰退。暴發于2024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擴散范圍涵蓋了主要發達及發展中經濟體，占世界經濟比重超過90%。大多數國家出臺了封鎖邊境、禁止聚集等措施，全球近90%的經濟活動在第二季度被按下“暫停鍵”，全球經濟面臨大蕭條以來從未見過的嚴重衰退。聯合國5月份《2024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年中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2%。世界銀行6月份《世界經濟前景》報告預測今年全球GDP將下降5.2%，創二戰之后最大降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6月末預測全球經濟將下滑4.9%，中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根據我們初步預測，隨著國際疫情持續蔓延，全球經濟可能要到四季度以后才能逐漸恢復，全年增速預計下滑3%~5%。而且，在新冠疫苗難以盡快上市的情況下，今年冬季全球很可能會出現第二波疫情高峰，全球經濟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疫情短暫沖擊可能演變成為持久性沖擊。在疫情沖擊下，大宗商品、耐用消費品消費增長面臨困境，全球貿易在疫情防控措施下出現急劇下降，企業收入下降和新增投資信心不足，全球總需求出現大幅下滑。疫情后需求的恢復相較于供給端存在一定的滯后，將會對全球經濟帶來中長期的擾動。同時，疫情使全球部分產業鏈和供應鏈停擺，制造業即時生產和按時交付遭受較大沖擊，廣泛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汽車、電子、機械、醫藥等產業面臨斷鏈、轉鏈的風險，疫情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新接續將會存在巨大摩擦成本，短期內難以迅速完成，且一定程度上會出現不可逆的變化。此外，金融市場大幅動蕩加大實體經濟下行壓力，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風險大幅上升，疫情帶來的風險甚至將可能使全球經濟陷入長期“L型”或者“W型”衰退。

全球經濟難以擺脫高債務低利率低增長局面。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開啟了新一輪大規模債務膨脹浪潮，宏觀杠桿率迅速攀升，2024年末達到了243.2%，比2008年末提高了41.9個百分點，2008年以來全球債務余額累計增幅比GDP增幅高出23.6個百分點。而為對沖此次疫情的沖擊，各主要經濟體陸續出臺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刺激和救助政策，這將導致各國財政赤字大規模增加，進一步推高已經居高不下的公共債務水平。在需求難以快速恢復的情況下，量化寬松政策短期內難以退出，低利率環境將成為未來一個時期的常態。而低利率環境通常又會助長投機，加大資產價格泡沫風險，增加整個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同時，儲蓄率偏低、高福利制度、勞動力市場僵化、貿易和投資壁壘等結構性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進一步強化了對寬松貨幣政策的依賴。在這種情況下，各主要經濟體很難擺脫“高負債、低利率、低增長”的模式，疫情期間的部分非常規政策可能成為未來一個時期的常規措施。課題組測算，預計2024年和2025年全球宏觀杠桿率將分別達到254.6%和270.6%，若未來這種模式沒有較大改變，2035年全球宏觀杠桿率將超過300%，債務和經濟增長的缺口將進一步拉大。

（二）國際經濟大循環調整加快

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2024年，按現價計算，中國經濟占全球比重達到16.2%，比2008年提高9.0個百分點；美國占全球比重為24.1%，略高于2008年的23.1%；歐盟占全球比重為21.7%，比2008年下降8.5個百分點。中國經濟總量與美國之比達到67.4%，較2008年提高36.1個百分點。預計“十四五”時期末，中國、美國、歐盟經濟占比將分別達到18.1%、21.9%和19.3%，總體上呈現中國份額明顯提高、美國相對穩定、歐盟顯著下降的格局。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既反映了三大經濟中心經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的變化，也是相互間產業分工位勢調整的外在表現。“十四五”時期，全球經濟力量對比和分工格局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歐盟、日本仍將是全球主要經濟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將持續崛起，部分新興國家有可能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領跑者。預計到2035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規模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接近60%。

國際產業循環分工格局加速轉變。二戰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快速、廣泛地融入全球產業分工，形成了發達國家側重產業鏈的高端環節，發展中國家占據產業鏈的中低端環節的分工格局。隨著國際分工日益深化，依托生產成本優勢逐漸形成了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且隨著全球化日益推進，生產網絡之間的合作聯系日益深化，形成了全球以產品內分工和中間品貿易為主導的分工和貿易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從高潮轉向低潮，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服務貿易地位上升，數字產品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占比明顯提高，跨境投資規則更加復雜，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布局由成本至上轉向成本、市場、安全等多因素并重，尤其是疫情之后企業會綜合權衡成本節約、企業生態系統和供應鏈韌性進行布局，本土化、近鄰化和區域化特征進一步增強，北美、歐洲、東亞三大生產網絡的內部循環更加強化。原有的以美歐為消費市場和研發中心、東亞為生產和制造基地、中東拉美為能源資源輸出基地的“大三角循環”分工格局將發生重大調整。美國在繼續從事研發和高端制造的同時，將成為重要的能源生產供給地；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加快中低端制造的升級，并成為研發和高端制造的重要參與者；中東、拉美等能源資源生產國將加快工業化和產業多元化進程，全球分工格局將面臨系統性調整。

新一代信息技術進一步深化了全球產業鏈網絡化布局。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了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深化，推動產業分工進一步向產品內分工拓展；同時，信息技術大大降低了區域間的交易成本，推動產業鏈在全球范圍布局，加速了全球價值鏈的形成。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提高了產業鏈相關主體的連接性，推動生產主體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整合資源，改變了原有產業鏈結構，推動傳統的鏈式結構為主向全球網絡化布局轉變。“十四五”時期，在技術推動下，這種全球產業鏈網絡化布局將更趨明顯，產業鏈環節將進一步細分，生產布局、生產流程更加靈活，生產和消費進一步融合，服務型制造等新業態將不斷涌現。

疫情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散化多中心化趨勢進一步加強。近年來，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推動實施了“制造業回流”、“再工業化”等一系列經濟再平衡戰略，甚至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推動已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中低端制造環節回流，對傳統的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體系帶來了嚴重的沖擊。尤其是此次疫情發生后，全球保護主義將更加盛行，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技術、數據和信息流動將受到更嚴格的限制。全球生產供應網絡受到沖擊，不少重要的全球產業節點地區，如德國、美國、意大利等生產受到影響甚至停工，全球重要零部件和商品的供應被迫中斷，全球產業鏈格局面臨越來越大的調整壓力。疫情過后，主要經濟體、跨國公司預計將進一步調整其產業布局，在“市場開放優勢”與“國家安全需要”之間找尋新的平衡，進一步增強其產業安全性和抗風險能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進一步分散化、多中心化將成為重要趨勢。

（三）全球治理加快向多極化方向重構

全球化呈現回頭浪，國際競爭更趨激烈。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英國脫歐、歐洲民粹主義以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使全球化更加步履維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發了國際社會的不信任和相互指責，各主要經濟體更加“內視化”，包括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制裁、匯率操縱、限制移民、扶持本國企業等各種在疫情前就顯露的反全球化措施得到進一步強化。支撐全球化的國際組織面臨重組，排斥現有國際組織的思潮將會出現。在逆全球化加速的情況下，世界大國間合作和競爭并存，但競爭會更趨激烈和直接。

美國對我國遏制打壓不斷升級，世界大國關系加速重構。近年來，美國為維護其全球主導地位，對我國遏制打壓從經貿、科技領域進一步向金融、意識形態、制度、軍事等更多領域蔓延。尤其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美國為擺脫抗疫不力局面，滿足大選需要，對我國抹黑詆毀、遏制打壓行動明顯增多，中美各領域脫鉤風險大幅上升。面對美國對我國不斷升級的打壓、孤立舉措，有專家認為，未來全球可能會圍繞中美兩個市場，形成“一個世界、兩套體系”的格局。雖然我國一直保持克制，盡可能依靠國際規則來解決爭端，并主張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但也應對未來的風險做好充足準備。

多邊治理機制進一步削弱，區域和雙邊機制更加重要。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是二戰后美國建立并領導的，經過70多年的發展，發展中國家不斷壯大但在全球治理中缺少發言權，隨著美國力量持續減弱并主動退出諸多全球治理領域，全球治理體系發揮的作用持續弱化，亟須形成多極合作的新治理體系。在這種背景下，美國一直所扮演的溫和霸權角色將被削弱，其領導建立的原有多邊國際規則也將會逐步改寫。聯合國的國際影響力會進一步下降，要求聯合國進行改革的呼聲更加強烈；G20逐漸失去了可信度和合法性，難以有效發揮作用；WTO改革將是未來一個重大議題，美國為首的西方試圖按其意志重塑WTO，以維護其主導全球經濟秩序和獲取更大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多邊體系更趨碎片化，各國抗疫過程中各自為戰，在獲取醫療物資、重啟經濟、維持或取消旅行限制等方面缺乏協調，國際組織在危機應對中發揮的作用愈發有限，已有多邊機制進一步削弱。與此同時，部分區域和雙邊機制出現復興勢頭，美國牽頭推動美墨加協定等一系列多雙邊機制以進一步牽制中國，RCEP談判提速推動了東亞一體化進程，區域內循環加強促使雙邊自貿協定談判加速，雙邊多邊機制將長期并行。各國間處理國際公共事務將更加扁平化、分散化，疫情后世界有可能進入全球公共議事時代。

美國加速“退群”，全球公共品供給缺口擴大。隨著全球保護主義盛行，美國加快了“退群”步伐。如近年來美國秉持“美國優先”，先后退出TPP、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伊核問題全面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多邊協定與多邊組織，近期又決定退出《開放天空條約》和世界衛生組織。而且，在此次疫情沖擊下，美國維持世界秩序和提供國際公共資源的能力和意愿明顯下降，世界朝向“零大國時代”發展演進。在此背景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缺口可能會進一步加大，中國等其他國家可能要承擔更多提供國際公共資源的責任。

國家作用重新得到強化，“大政府”時代回歸。新冠肺炎疫情顯現了市場在面對集體行動問題時的能力不足，進一步彰顯了國家能力在應對危機和保護人民中的重要作用。原有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共識進一步減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逐步弱化，對國家的需求進一步增加。美國和歐洲國家都在朝著加大政府干預的方向前進，去全球化、減少國外供應依賴、將供應鏈轉回國內、推動國內生產循環的呼聲不斷增強。此次疫情中，歐盟統一行動面臨較多掣肘，各成員更加強調國家主權的作用。而且，疫情后進一步防控的需要以及政府權力慣性將使很多國家政府繼續保留部分新獲得的權力，在“后疫情”時期，政府管理的作用將大大增強。在新的“大政府時代”，對政府能力的要求將會更高，政府對市場直接干預將會更多，產業政策可能卷土重來，地方政府作用將進一步加強。

（四）國內經濟增長中樞下調但結構優化潛力巨大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大概率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已達到9732美元，位居全球第78位。2024年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0276美元，與高收入門檻的差距縮小至18%左右。依據歷史經驗，高收入門檻線年均提高1.5%左右。按照我們預測，我國“十四五”時期經濟年均增長約為5.5%，考慮到國民收入和GDP增速基本一致，若同期我國人口年均增速為0.5%，則“十四五”時期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速可達到5%，同時考慮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因素后，到2024年底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可超過14000美元，已經邁過高收入門檻線。這樣，即使高收入門檻線每年有所提高，“十四五”末我國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仍將是大概率事件。

疫情后經濟增速將回歸中速增長平臺。2010年以來，經過持續9年的調整，我國經濟確立中高速增長平臺的條件逐步積累（劉世錦，2024）。從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經驗看，經濟增長階段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經濟增速降幅通常達到40%左右。2024年我國經濟增長6.1%，較2010年增速10.6%下降4.5個百分點，降幅已經超過40%，潛在增速已經接近中速平臺。“十四五”及以后一個時期，隨著勞動力供給下降、傳統制造業進入增長平臺期、社會消費行為變化、房地產需求趨于飽和等，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有所下降，同時，技術追趕速度放緩、資源再配置空間收窄等因素也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有所抑制。此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改變潛在增長率趨勢，2024年我國經濟實際增速可能會明顯低于潛在增速，并于2024年后逐漸向潛在增速回歸。綜合看，預計“十四五”時期年均增速將下降至5.0%~5.5%左右，2026~2035年將繼續下降至4%~5%左右。但如果全球疫情長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經濟將難以盡快回到潛在增長中樞，可能會帶動經濟增長中樞進一步下調。

經濟總量將更加接近美國并逐步實現趕超。按我國當前增長率預測，到“十四五”末期，我國全球第二經濟體的位次不會改變，但是中美經濟總量的差距將顯著縮小。按目前不同模型的預測，大多數結果認為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將發生在2025~2035年之間。根據我們測算，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這樣，“十四五”期間將是中美經濟總量對比發生決定性變化的關鍵奠基時刻。美國自1894年起就是世界經濟第一大國，其GDP占全球比例最高時接近50%，強大的經濟實力是美國政治、軍事、文化和國際霸權的物質基礎。我國和美國經濟總量接近逆轉，是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重新接近世界經濟的頂峰，是近兩百年來中華民族命運的轉折性變化。

消費貢獻進一步上升，外需拉動作用不斷減弱。“十四五”及更長一段時期，隨著我國快速工業化進程的結束，鋼鐵、水泥等傳統制造業增長進入平臺期，相關投資擴張將明顯放慢。房地產市場趨于平衡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空間收窄等因素，將使投資需求增長趨緩。在勞動收入提高、社會保障日趨完善的背景下，消費需求仍將是帶動經濟的主要力量。受全球經濟趨勢性放緩、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經貿摩擦不斷強化等因素影響，外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有所弱化。總體上看，消費仍然是支撐“十四五”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模擬測算顯示，“十四五”時期，我國消費率將由2024年的55.4%上升至2025年的60%左右，投資率將由2024年的43.1%下降至2025年的40%左右，2035年二者將分別達到70%和30%左右。

要素驅動進一步減弱，創新引領特征強化。從要素供給情況看，“十四五”時期勞動和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進一步減弱，數據、信息、人力資本等新要素和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將繼續提升。近年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逐年下降，我國人口數量紅利正在加快轉向質量紅利，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已由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轉向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我國科技人力資源和研發人員數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全國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達到438萬人年，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位；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19%，超過歐盟平均水平（王一鳴，2024）。我國不斷累積的人力資本和不斷提高的科技創新能力，將成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創新引領經濟發展的特征更趨明顯。

（五）數字經濟引領技術變革和產業升級

技術變革加速，數字經濟引領作用加強。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生產的定制化、智能化使土地、勞動力等傳統生產要素重要性大幅下降，數據、人力資本等要素的作用日趨凸顯，數字經濟成為引領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國際競爭的新戰場。課題組初步測算，2024年數字經濟對我國經濟的直接貢獻為6.6%，對經濟的間接影響達到11.0%，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助推器。疫情后數字經濟引領作用進一步增強，我國經濟的線上化、數字化、智能化趨勢大幅強化。數字經濟在疫情中發揮了經濟“穩定器”作用，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一些新業態在疫情期間逆勢增長。疫情使企業生產、銷售、管理方式加速數字化轉型，進一步延拓數字技術應用的廣度與深度。疫情使面對面社交活動大幅減少，進一步推動了生活的數字化。工作方式發生深刻變革，網絡辦公、網絡教學等日益普遍。線上消費大幅增長，網絡直播等網絡化信息傳播成為常態。而且，疫情后政府管理、外交等公共事務也在加速數字化進程，如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改為視頻會議等，數字化管理、虛擬辦公正在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2. g20峰會歡迎晚宴嘉賓有哪些人

于蕾，1979年出生于中國遼寧省沈陽市，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中國內地女導演、撰稿人、制片人。

2002年，于蕾從北京廣播學院新聞學專業畢業，加入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從而進入電視圈。2003年7月，加入了正在草創的《非常6+1》欄目組，成為哈文團隊最早的成員之一。

2024年起，擔任益智游戲類綜藝節目《開門大吉》的制片人；同年，作為總導演兼制片人帶領團隊開始《國家寶藏》的創作。

2024年，擔任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最憶是杭州”文藝演出的文學總撰稿[8]。2024年，擔任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北京八分鐘”的文學撰稿。

2018年6月15日，由其擔任制片人兼總導演的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第一季》獲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季播電視節目獎。

2024年，被任命為《2024年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春節聯歡晚會》副總導演。2024年春，擔任第24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閉幕式文學總撰稿；

10月1日，被任命為《2024年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春節聯歡晚會》總導演

3. 旅游與宴會相結合

　人生是一場孤獨的旅行，有挫折，有阻礙，有孤獨，有迷茫，有黑暗，還有黑暗后的光明。

　　——題記 　　人生，是一個既簡單又復雜的詞。有的人說：“人生，不就是生下來，活下去嗎?”而有的人說：“人生，是充滿各種色彩的，人生這兩個字里包含了酸甜苦辣，人生不應只是渾渾噩噩的活著，活的有意義那才叫人生。”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是順順利利，或多或少的都會經歷一些挫折或阻礙。當我們經歷挫折時會惱怒、會抱怨，可是當我們一路走來再回頭來看這些挫折阻礙時，我們會發現，那也是值得懷念的，是我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倘若沒有挫折，我們如何體會那種克服困難的喜悅。　　人生是由兩種顏色構成的，象征光明的白和陰影的黑。白與黑，構成了這個世界的主旋律;白與黑，譜寫了華麗的人生的篇章;白與黑，這兩個極端的顏色可以描繪出人生的一切魅力變化。白與黑，組成了白天和黑夜，白與黑，成為畫家筆下生動的作品。白與黑，成為詩人筆下流傳千古的絕句。白色象征純潔，象征光明，而黑色象征著黑暗，象征著挫折。可以將白色與黑色變得鮮活起來的人也一定是經過黑暗而后升起的太陽。　　《史記》被我國一代文豪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為何能獲得如此成就，因為他就是那經歷過黑暗而后升起的太陽。司馬遷，曾因為兵敗投降的李陵求情而被皇帝殘忍的處以“腐刑”而后關進牢獄，這是他人生中的黑暗陰影，可他卻沒有因此而沉淪在那無盡的黑暗之中。在牢中他仍堅持自己的夢想，不畏艱苦，終于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史記》。他的人生因此而變得充滿意義，而他的名字，至今還流傳在我們耳中，他的精神也流傳在我們心中。　　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中沒有光明。黑暗也可以很美，夜空中的黑暗被那柔柔的月光打碎，光與暗相輔相成構成了美麗的夜景。白日里那耀眼的陽光用薄薄的窗簾遮住，帶來一點的黑暗，為我們的眼睛帶來舒適。光明與黑暗，讓我們的光明變得更加完美。　　人生就像白天與黑夜。不經歷夜的黑暗與陰影怎能感受到太陽的溫暖與光明。不要畏懼人生中的黑暗，因為那是光明將要來臨。

4. g20峰會所屬的國際合作被稱為

         g20峰會是全球主要發達國和發展國就全球金融經濟合作舉行的最高領導論壇，協力建立全球金融標準–透明財政政策、反投機反洗錢、融資等經濟標準，提供共商全球金融經濟的世界級平臺，促進全球金融經濟穩定持續增長。

        歐盟、美中日俄韓；德英法意加；澳大利亞，南非印度、印尼、巴西、沙特、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20國”G20″另加荷蘭、西班牙等歐盟成員國。列席—G20升級為全球金融峰會。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球90%，人口占全球總人口2.2/3。

       1997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要求增加發展國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發言權的呼聲日益增強；1999.6德國科隆，美日德法英意加俄8個工業國財長提出為防止類似亞洲金融風暴的重演，讓更多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舉行經常性對話，以利全球金融貨幣體系的穩定；1999.9華盛頓八國集團財長宣布成立二十國集團(G20)論壇,由歐盟、布雷頓森林機構和19國財長央行長組成；1999.12德國柏林，八國集團(美日德法英意加俄)與歐盟及亞、非、拉美、大洋洲各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共創 20國集團(G20)國際經濟合作非正式論壇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列席 G20論壇會議)。

        會議旨在促進工業國和新興市場國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重要問題開展建設開放性對話，通過對話，為討論協商有關實質問題奠定廣泛基礎尋求合作，推動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并加強其架構。

5. g20峰會晚宴會場布置

1、峰會，涉及多國或多邊國際性問題的、由各國最高領導人參加的、預計會達成某些共識或某些共同綱領性文件的國際會議被稱峰會。

2、中文名：峰會功能：國際性問題的解決含義：利益類型：政治分享峰會概述字面上說明關于峰會，其“峰”字，顧名思義就是“高峰”、“頂峰”之意，有權威、高級之意。

3、“峰”還有更深的一層含義，那就是“先鋒”和“尖鋒”，也就是“領先”和“敏銳”的意思。

4、有句話叫山高人為峰，所以峰會也可看作是高手與高手之間的對決。

5、2024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英語：2024 G-20 Hangzhou summit）是二十國集團領導人之間的第11次高峰會，將于2024年9月4日至5日在中國浙江省省會杭州舉行。

6、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辦二十國集團峰會，也是繼韓國舉辦2010年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之后第二次在亞洲舉辦這項峰會。

7、峰會主題確定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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