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會問，在中外的思想史上，無論在事實判斷還是在價值判斷上，最徹底的性惡論者是誰呢？照我看，不是霍布斯。因為霍布斯講的“人對于人是狼”，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原著，其實首先他講的只是陌生人之間的關系，陌生人之間通常是自利的，因為他們沒什么感情的聯系。但是霍布斯從來沒有把這個東西推到熟人之間、親人之間甚至骨肉之間。霍布斯從來沒有說過，妻子對于丈夫是狼，兒子對于父親是狼。

　　

　　 可是，我們中國有的思想家的確就是這樣說的。這位思想家就是毛澤東非常崇拜的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韓非在他的著作中就專門講過，專門教導、告誡當時的人，實際上是告誡當時的帝王。因為《韓非子》這部書本來就是給帝王看的。我國歷朝歷代，都不提倡老百姓看韓非。這個《韓非子》寫的是帝王自己看的東西。

　　

　　 韓非就告誡帝王說，你不要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為自己的，都會為自己來算計你。他專門提到，包括老婆孩子。這是韓非的一句名言了：“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老婆孩子都不可信，你還能信誰呢？這個韓非很有意思啊！他講的這個話，也的確不是沒有根據的。比如他說，你寵愛某個妃子，你就以為這個妃子會好心對你嗎？不會的，你寵愛的這個妃子肯定希望你死的越早越好。

　　

　　 因為道理很簡單。她正在受寵，她的孩子就有可能爭位。可是，你將來一旦移情別戀，看上別的妃子了怎么辦？因此，趁你現在還寵我，最好你趕快死掉。然后，我的兒子就可以即位了。韓非說，兒子也是一樣，你對某個兒子特別好，立他為太子，你以為他就會對你好么？恰恰相反，你一立他為太子，他就巴不得你早死。因為，假如你不死，誰知道你將來會不會改變主意呢？

　　

　　 韓非子說，所以，你不要相信任何人，連老婆孩子都不能相信，你還能相信誰呢？他說，你只能相信三個東西：法、術、勢。講的簡單一點，就是那套厚黑學的東西。所謂法，就是你對所有的人要明賞罰。他為你賣命，就賞他；他不聽你的話，就罰他。所謂術，就是權術。你要善于利用人性的陰暗面，讓那些被你統治的人都互相猜忌，用甲來打乙，用乙來打丙，用丙來打丁，又用丁來打甲，然后你在上面操控一切，這叫做術。什么叫做勢呢？就是嚴刑峻法造成的一種威懾，一種恐怖氣氛。

　　

　　 除了這三個東西，別的任何東西都是不可靠的。你不要相信誰會忠于你，誰會大公無私的為你獻身等等。老實說，把性惡論作為一種事實判斷，推到至親骨肉之間，就我有限的閱讀而言，還沒有看到過第二個人。在西方，我沒有看到這樣的理論。霍布斯也不是這樣的。

　　

　　 那么，如果就價值判斷而言，所謂經濟人預設的意思會被理解為，西方人崇拜自私自利的人，看不起或者蔑視那些大公無私的人。能這樣說嗎？我覺得這簡直是荒唐透頂。

　　

西方的價值觀念，崇拜基督還是崇拜猶大？

　　 大家知道，所謂西方文明還有另外一個稱呼就是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崇拜的是什么呢，是耶穌基督。

　　

　　 當然，對于耶穌基督這個人，你如果不信基督教，你可以說，有沒有這個人都不確定。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肯定會相信有基督這么個人。那么，這個人做了什么事呢？大家即使不是基督徒，大概也聽說過。基督的基本事跡就是，他為了拯救人類，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最后，為了拯救人類，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假如說，西方文明就是認為人應該是自私自利的，人不為己就天誅地滅，那么，耶穌不是活該天誅地滅的嗎？耶穌不是個大傻冒嗎？你還去崇拜他干什么呢？如果按照這種說法，真正值得崇拜的難道是耶穌嗎？是誰呢？那大概就是《福音書》里面講的那個為了三十塊銀幣而出賣耶穌的猶大。這個人是自私自利的，這個人才值得崇拜啊。是不是這樣呢？當然不是。

　　

　　 所謂基督教，是崇拜那位為了拯救人類而不惜自己被釘死的那樣一個高尚者。也不是只有基督教才這樣的，早在基督教傳入西方之前，西方的宗教也是這樣的。大家都知道，基督教是亞洲的宗教，是在巴勒斯坦產生的。在古希臘那個時候還沒有基督教。古希臘也有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的神，為了人類去盜火，結果被釘在奧林匹斯山上。這樣高尚的人是受到大家崇敬的。

　　

　　 最搞笑的一件事，就是前些年，我們的報紙報道了一條新聞，說美國的西點軍校立了一尊雷鋒的像。報紙說，可見雷鋒的助人為樂、大公無私的精神感動了美國人。西點軍校是不是有雷鋒像我不知道，我是去過西點的，那個地方非常大，而且，雖然是個軍校，它是沒有圍墻的。周圍有森林、河流，很大的一片地方。里面的畫像和雕像不計其數，從漢尼拔一直到巴頓，歷史上很多很多的人，大概上千個都有，是不是里頭有個雷鋒？我沒見過。

　　

　　 但是，我覺得，其實就算有個雷鋒，這件事有什么意義呢？美國人是知道有雷鋒了之后才有無私奉獻的嗎？雷鋒是不是感動了美國人我不知道，但是，耶穌感動西方人已經近兩千年了，這是確鑿無疑的。所以，我覺得，說西方人信奉“人不為已天誅地滅”這種說法是非常之可笑的。

　　

　　 也許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民族，如果你為大家做了事，大家都嘲笑你，而不是欽佩你。但是，這樣的民族，它肯定缺少凝聚力，由于缺少凝聚力，在幾千年的民族之間的競爭中，它可能早就滅亡了。

　　

　　 在幾千年的人類競爭中能夠延續下來的民族，它肯定是要有凝聚力。要有凝聚力，肯定是要尊敬這些奉獻者的。當然，尊敬是一回事，能不能強迫你奉獻又是一回事。

　　

“拔一毛”的權利屬于誰：為什么孟子要“辟楊墨”

　　 我們先秦的時候就曾經有過一場爭論。當時有一個影響很大的人叫做楊朱。據說他是個個人主義者。他的著作現在都已經失傳了，留下來的都是別人罵他的話。其中有一句就是說他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當時還有另外一個極端就是墨子，墨子據說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出自《孟子？盡心上》）就是為了天下，我可以拋頭顱灑熱血。

　　

　　 孟子把這兩個人都罵了一通。他說，這兩個人都不行。而且他還說“逃墨則歸楊，逃楊則歸儒”，似乎墨子比楊朱更糟，離儒家真理更遠。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說，儒家主張理想主義，但反對極端，墨子是太極端了。好像也不是啊。因為儒家也講過很多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類的話。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漢代一個給《孟子》作注的學者叫趙岐，他就解釋了這一點。從他的解釋看，其實關鍵不在于“拔一毛以利天下”該不該為。我們看拔一毛利天下是好事還是壞事呢，當然是好事，當然應該做。但是，真正的問題不在這，其實楊朱這句話并不是他的原話，我相信，他也不會說拔一毛以利天下是不應該的。他的意思其實是你不能以利天下為理由來侵犯我的權利，即便小到“一毛”。可見問題的關鍵在于，拔一毛的權利應該歸誰呢？誰有權利拔這一毛呢？

　　

　　 楊朱認為，我這一毛由我做主，拔不拔是我的事，要我愿意。老實說，不要說拔一毛，為天下拋頭顱灑熱血都可以。但是，這得我愿意，你不能以利天下為理由拔我這一毛。趙岐說，孟子之所以不同意，是因為在他看來，“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你的一毛不是屬于你的，而是屬于父母的，或者說是屬于你的家庭、家族這個小共同體的，因此你沒有權利。

　　

　　 但是，皇上就有這個權利嗎？聲稱代表“天下”的朝廷就有這個權利嗎？也沒有。所以，孟子也反對墨子的說法，甚至反得更厲害。形成所謂的“楊近墨遠”之說。為什么？古書沒有直接說。但這當然不是因為墨子“理想主義過分”。我認為，這是因為當時對儒家理想中的家族本位倫理社會（“周制”）最嚴重的威脅并不是來自楊朱的“個人主義”，而是來自當時越來越厲害的、以統一“天下”為理由鼓吹爹親娘親不如皇上親的國家暴力，即所謂的“秦制”。講的簡單一點，孟子和孔孟古儒是抵制“周秦之變”的。他們基于儒家那種家庭本位的觀念，認為，你的一毛，既不是屬于你自己，也不屬于“天下”。按趙岐的說法就是，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謂不敢毀傷，不是說你就不應該毀傷，更不是說，你怕疼，是什么意思呢，是他說你沒有這個權利。

　　

　　 講的簡單一點，就是這個權利不該歸你，但是，也不該歸國家，應該歸誰呢？應該歸父母，歸家庭，歸小共同體。這就是所謂“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平”。對孟子這個說法我們接受不接受，暫且不論，至少有一點我們應該清楚，真正的問題并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該不該為，而是誰有權利拔這一毛。

　　

　　 耶穌非常偉大，他為了拯救人類，寧愿自己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這里偉大的是耶穌，而不是下令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的希律王，乃至允許希律王這么做的羅馬總督彼拉多。基督教徒是非常崇拜耶穌的，但是，他們絕不會崇拜、而且很鄙視希律王和彼拉多這類人。任何人都不能把別人用作“崇高目的”的犧牲，為了人類的利益，把你釘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這樣講，我就是耶穌嗎？不是，這樣的人可能是希律王，甚至可能就是猶大，是不是這樣？

　　

　　 因此，一個人如果為大家做了奉獻，大家都欽佩他，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西方人一點都不比東方人差。但前提是，你是自愿的，不是別人逼你的。老實說，我覺得這里沒有東方、西方的區別。我逼你奉獻，這是一種善嗎？

　　

　　 如果把這理解為善的話，那奧斯維辛集中營大概就是個大善之地。因為猶太人在里頭把什么都奉獻了，包括他們的頭發、他們的牙齒。你說奧斯維辛是一個大善之地？還是個大惡之地呢？當然是一個大惡之地。也就是說，這個“經濟人理性”絕不是說人不應該奉獻，而是說我們不能搞一種制度來逼人“奉獻”，不是要否定耶穌，而是要否定希律王！

　　

價值判斷上的性惡論：再談韓非

那么，在價值判斷上，

認為人就應該是自私的。如果不自私，反而不好。如果你大公無私，我反而要把你滅掉，這樣的理論有沒有呢？在價值判斷上，鼓吹性惡論，也就是說，不光是說“人對于人是狼”，連夫妻父子都如此，而且說，人對于人應該是狼，不是狼也要把它變成狼。這樣的主張有沒有人說呢？也有的，但也不是霍布斯。

　　

　　 霍布斯說，“人對于人是狼”。第一，作為事實判斷，他講的是陌生人；第二，他也沒有說，這是一個價值判斷，“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話霍布斯也沒有講過。但是，韓非就表達過這種主張。人不為己，你還要把他天誅地滅，這就不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而是你在提倡了。

　　

　　 我們知道，儒家是主張性善論的。因此，儒家主張，要找那些有道德的人當官，什么叫做有道德呢？明代的于謙曾經講過一句話，這個國家要治理好，其實說來也簡單，只要“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這個國家就可以治理好。這其實是儒家自古就有的觀點。既不愛錢又不怕死，這就是清官了。

　　

　　 可是，韓非就說的很清楚。作為皇上，你不應該喜歡清官，而且清官對你有危險。為什么呢？因為，你之所以能夠維持統治，最主要的就是你有賞罰這兩個工具，人們為你辦事，你賞他；違背你，你可以罰他。

　　

　　 韓非是從來不相信有什么“忠”這種東西的。這個韓非曾經講過很多故事，我覺得，我們先秦時代的那些學者，你看他們寫的書就會覺得，那個時代的人很有意思，他們講的所有的道理都是通過一個一個的故事來表達的，不像我們現在的一些理論著作那么枯燥。

　　

　　 韓非說，比如一個長工，他非常賣命的替主人干活，你以為是他愛主人嗎？其實不是的。那是因為，他這么拼命干活，可以掙到更多的錢。我們國家就有一個經濟學家寫了一篇文章，其中說，可見我國先秦時代已經懂得計件工資制度，因為，只有在計件工資條件下才會有那種干得多你掙得也多的那種現象，如果是計時工資，混夠了時間就拿錢，就不會這樣了。

　　

　　 但我這里關心的是另外的事。那就是，韓非講得很清楚，他對皇上說，你的丞相啊、大臣啊就像這長工，這些人能夠為你效勞，不是他多么愛你，而是他圖你的賞。那么，為什么這些大臣不造反呢？也不是因為他愛你，而是因為怕你殺他。因此，最可怕的大臣是什么大臣呢？就是既不圖你賞也不怕你罰的人。講的簡單一點，就是那些既不愛錢也不怕死的人。“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謂之無益之臣，吾所少而去之者也”。

　　

　　 其實說透了，就是海瑞這樣的人。韓非就明確的講，這樣的人怎么要得呢？你賞他也不稀罕，你罰他也不害怕，這樣的人不得造反嗎？其實，大家不要以為這是講笑話，在中國的歷史上，人們都說儒家虛偽，說儒家偽善，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中國歷史上有一種更可怕的現象，那就不是偽善了，而是偽惡。

　　

　　 所謂偽惡，就是說，你其實本來不想作惡，但是你也不得不表現的很惡，否則你就立不住腳。

　　

　　 大家可能都知道這個故事：楚漢相爭時，劉邦在外帶兵打仗，丞相蕭何在那里治理后方。這個蕭何據說是一個很廉潔奉公的人，就有些話傳到了劉邦的耳朵里。他們說，哎呀，這個蕭丞相真是不錯，后方的老百姓都說蕭丞相很偉大，他威信很高啊。

　　

　　 劉邦一聽就很不高興。蕭何一聽也嚇壞了。他馬上就覺得，這說法對他是個威脅。于是，他馬上就變，搶了許多老百姓的土地，欺男霸女，做了很多貪婪之事。于是，民眾對蕭何的埋怨就傳到劉邦耳朵里了。他們說，哎呀，這個蕭丞相不行，很貪財，你看看，他什么都想要，這個人很齷齪等等。劉邦一聽就放心了：原來他不過是這么一個人，我控制得了的！

　　

　　 我們還知道，早在這之前，秦朝的一個大將叫做王翦，他帶兵去伐楚。大家知道，秦統一六國，最大的敵手就是楚。秦軍第一次伐楚失敗了，第二次伐楚，秦王、就是后來那個秦始皇就使用了王翦。王翦說，楚很厲害，不給我六十萬軍隊，我是不能承受這個任務的。于是秦始皇就把這六十萬軍隊，這幾乎等于秦朝的全部精銳，都交給他了。然后就說，那你還有什么要求啊？王翦就提出了一堆要求，他說，你還得給我多少百畝地，多少多少金子，否則我就不去打這個仗。皇上笑著答應了。下朝后有些人就對他埋怨說，哎呀，你怎么在皇上面前表現得那么猥瑣，你現在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什么榮華富貴沒見過？你還向主上提出這么自私的要求，你不怕皇上對你有看法嗎？

　　

　　 王翦說，我哪里是希圖這些錢財。但如果我不這樣說，主上怎能放心我帶那么多兵在外啊。大家知道，這個話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就是這么個自私的人，那么，秦始皇認為他是可以控制的人。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人，他認為他控制不了你。你就很危險。因此，我只是說，這就不光是事實判斷了，這是個價值判斷。我以為，這可以叫做嫉善如仇。不是嫉惡如仇。這個嫉善如仇啊，老實說，就是專制的邏輯。

　　

如何對付“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霸道者

　　 像這樣的一種東西，和我們講的經濟人理性截然不同。那么，所謂經濟人理性是什么意思呢？其實就是說，一種可行的規則，只能以某種底線為前提。如果你在這個底線之上做得更好，那當然不錯，沒有人會妨礙你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得更好，那么我們也可以有一條底線。

　　

　　 你不做慈善家，但是，你至少不能搶劫。講的簡單一點，就是這樣。如果你不能做慈善家，又不準你搶劫，那你只能怎樣？你只能跟別人交換。如果你想從別人那里得到好處，你只能跟別人交換。也就是說，人人利他、為公、無私奉獻，這當然很好，這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如果有人利己怎么辦？我們的制度安排能不考慮這一點嗎？因此，可行的制度安排一定要考慮這一點。

　　

　　 毛主席以前曾經講過一段話，這段話其實是劉少奇先講的。劉少奇有一次講，現在我們有一種風氣不好，有一些人特別霸道，“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毛主席有一次引了這句話，然后，《毛選》在這段話后面有一個括號：（大笑）。毛主席講了這句話之后就哈哈哈大笑起來。

　　

　　 這句話后來被收進《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語錄》出版的時候是1965年，到了1966年，毛主席就把劉少奇打到了。這段話原來有“少奇同志說”什么什么，就被刪掉了。但是，那個頁碼不好辦。因為，當時大家都要背毛主席語錄的嘛，某條某條語錄是出于哪一頁，大家都必須記住的，頁碼一變這功夫就黃了。怎么辦呢？于是就單獨把這一頁重新排了一遍，把字排得很稀疏，因為要把這一段語錄刪掉嘛。其他頁都不動。大家看看1967年以后出版的毛主席語錄，這一頁就比其他頁排的要稀疏，原因就是這個。

　　

　　 但這段話其實很有意思：假如這個社會中出現這種狀態，有些人很霸道，“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么，你說應該怎么辦？毛主席“大笑”了一通之后說這樣自私要不得。按照他的意思似乎是說，我們大家應該提倡一種相反的精神：“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這是一種無私的精神。可是，老實說，如果有一個人主張“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么，大家都說對對，你的就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那暴君還不高興死了！

　　

如果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應該怎么辦？

　　 恐怕只能規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吧？對。作為規則，就應該確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也不是我的。如果你要從我這里得到好處，當然我可以施舍。但是，如果我不愿意施舍，你也不能搶我。你只能和我交換，這就是所謂的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會禁止慈善嗎？你們聽說哪個市場經濟禁止慈善了？像比爾·蓋茨那樣，把他的財產捐出來做公益，大家會說他是大傻瓜嗎？法律會禁止他嗎？不會的。老實說，要做雷鋒，在美國要比在中國順當的多。但是，我如果要安排一個制度，我不能假定你們都是雷鋒。

　　

　　 中國古代有一個儒家思想家，就是明末的黃宗羲。大家可以讀讀他的《明夷待訪錄》。里面有一句話就是，早先那個圣人的時代啊，是“人各得而自私也，人各得而自利也”。大家要注意，黃宗羲絕不是提倡大家自私自利。他只是說，在那個圣人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考慮，為自己牟利的。因此，只有什么樣的人能夠當圣人呢？就是那些愿意無私奉獻的人。如果有人無私奉獻，大家就非常佩服，把他推舉為君。可是后來就壞了，他說的后來就是指秦以后，大家可能都知道，傳統的儒家有一個概念就是“三代”，就是夏商周那時候是很美好的時代，三代以后就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就墮落了。那么，按照黃宗羲的說法，三代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一個專制君主上了臺，他就剝奪了所有人的權利，用黃宗羲的話講，叫做“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道》）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說，你們所有的人都不準為自己，只準為國家。而國家是誰呢，國家就是朕，朕即國家。所有的人都必須為國家，這個國家又是專制的，實際上就是所有的人必須為我。其實就是為了滿足皇帝的極端自私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大家覺得這可怕不可怕呢？難道這只是西方人認為可怕嗎？我們東方人就不認為這可怕嗎？

　　

　　 當然，一個好的制度就是要考慮到，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考慮，有權利并不是說應當，更不是說一定要這樣做。只是有權利。所謂權利，就意味著他是可以奉獻的。我的一毛是我的，我就可以為天下舍出來，只要我愿意。但是，如果不是我的，老實說，那就根本不存在奉獻不奉獻的問題。

　　

　　 所以，這個經濟人預設是制度設計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如果你自愿的舍己利他，行慈善，實行我的也是你的，那當然應該贊賞。可是，誰也沒有權利強迫你這樣做，尤其是當權者更不能強迫你這樣做。否則，黃宗羲講的那種災難就會出現，大家說是不是這樣呢？

　　

為什么“一個人做點好事也很難”？

　　 所謂自由主義主張性惡論，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自由主義者并不認為人必定自私，更不認為人應當自私。而且，我們可以說，許多自由主義者本人的利他和自我犧牲精神并不亞于其他主義者。比如比爾·蓋茨，他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捐獻出來。但是，自由主義認為，你不能把別人的東西搶過來歸公。

　　

　　 西方人提倡志愿者、慈善和義工精神也不遺余力。大概是2002年吧，聯合國搞了個“國際志愿者年”，就是提倡大家去做義工。當時，北京電視臺的“第七日”這個節目，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個主持人叫袁園，所以又叫“園園說話”。她主持節目就提到一件事。在那個志愿者日，有兩個很熱心的人就想去做好事。做什么好事呢，他們想到某個街道去給孤寡老人洗衣服、做家務。然后，他們就到了北京的很多街道、居委會，他們說，你們這里有沒有孤寡老人啊？我們要給他們做好事。結果，據說是在北京跑了整整一天，沒有一個居委會愿意接待他們。于是，他們就發了感慨：毛主席說，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他們說，現在看起來，一個人做點好事也很難哪。為什么會這樣？

　　

　　 因為過去“學雷鋒做好事”都是組織上安排的。組織上可以拔你一毛，乃至許多毛，可是沒聽說你自己可以獻出來。難怪居委會狐疑：做好事？你哪個單位的？拿介紹信來！沒有？誰派你來的？沒人派，你自己來的？怎么會有這種事？誰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別說我們不會給你介紹什么孤寡老人，就是你自己找到了，那些老人也不會讓你們進門的，誰知道你想干什么？

　　

　　 顯然，那些居委會根本就不相信居然有人會主動“做好事”。而在現代的西方，國家不會壟斷“做好事”的資格，也不會強制公民“做好事”，但“我之一毛我做主”的國民“利天下而為之”的熱情，卻是我們難以想象的。像這樣的一種文明，其實并不是認定人必定是自私的，更不認為人應當是自私的。但是，他們對人性的局限有深刻的理解，明白慈善可遇而不可強，利他精神可以自律，但不能律人。你利他當然很好，但你無權要求別人。人人都利他，是不能指望的。強迫人利他，不僅做不到，而且是不該做的。因此，這個制度安排就是先小人后君子，以人有可能自私作為預設。

　　

　　 從這種預設出發，政治上就要強調權力制衡。所謂強調制衡，不是說我們就不希望或不相信我們的領導是一個好人。現在有人說，中國的政治是賢人政治，說西方的政治是能人政治。據說西方人好像對他們的領導沒有道德要求，是個能人就行，哪有這回事啊？恰恰相反，那里是領導人不能要求國民高道德（只能是“要求守法，提倡道德”），國民對領導人的道德要求卻很高。老百姓私生活上的事政府不能議論，但總統的私生活卻被老百姓盯得很緊，他的隱私權實際上小于平民，即便老百姓的議論有誤差，總統可以解釋，但很難指責百姓“誹謗”。

　　

　　 所以，政治上強調制衡，尚賢但不迷信人賢，則不賢者亦無法害人。經濟上肯定交換，慕義但不強求人義，則不義者也不能搶劫。對于那些奉行“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原則的那些人，就是要綁住他的手腳，讓他明白你只有你的那一份，別人的你都不能動。這些做法，先小人后君子，是不相信大家能夠成為君子嗎？是希望大家都當小人嗎？當然不是，這樣的制度安排，正是為了保護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偽君子之害，正是為了盡可能的使君子變得更多、更真。

　　

　　 因此，我們才能理解像斯密這樣的人，一方面寫了《國富論》，另一方面他又寫了《道德情操論》。大家知道，斯密是蘇格蘭人，他的墳墓在愛丁堡。我有一次在愛丁堡的大街上逛來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一條小巷里面，看見有一片墓地，一看，就是他的墳墓，很不起眼。這個墓碑上寫著：這里長眠著《道德情操論》的作者亞當·斯密。這是斯密自己寫的墓志銘。可見，他自己認為《道德情操論》這部著作要比《國富論》更重要。也就是說，斯密本人是個非常注重道德的人，但是，這和經濟學這門學問的經濟人預設是完全沒有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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